九十年代初，镇上来了个哑巴姑娘，我见她可怜常给她吃的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爸，你这破铺子趁早关了吧，一个月挣的钱还不够我同学一顿饭钱。现在谁还修表啊，都用手机了。”电话那头，儿子的声音带着一丝不耐烦。

我拿着听筒，看着满墙滴答作响的老挂钟，慢悠悠地说：“你懂什么，这叫手艺，手艺人饿不死。”

“行行行，手艺人，”儿子在那头笑了，“下周我带女朋友回来，你把屋里收拾干净点。对了，你那堆破烂里，还有没有能放磁带的收音机？她喜欢听老歌，怀旧。”

我心里咯噔一下，嘴上应着：“有，床底下有个旧的，我给你找找。”

挂了电话，我愣了很久。磁带……这个词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猛地捅开了一段尘封了二十多年的记忆。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了柜台角落里那个落了灰的水晶相框。

故事要从1992年的夏天说起。

那年的夏天，热得邪乎。我们青石镇像是被扣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子里，太阳一出来，就把里头的空气晒得滚烫。街上那条明朝传下来的青石板路，被晒得能煎熟鸡蛋。街两边的店铺都敞着门，吊在屋顶的“华生”牌电风扇有气无力地转着，扇叶上积了灰，吹出来的风都带着一股沉闷的热浪。

我叫王建国，那年三十一岁，不胖不瘦，性格有点像我修的那些老座钟，沉闷，但准时。我在镇中心开了家“精工钟表修理铺”，铺面不大，是祖传的。我爹说，王家的手艺，从清朝那会儿就有了，专给大户人家修西洋钟。到了我这一代，手艺没丢，但世道变了。大家手腕上戴的，多是几十块钱的上海牌、宝石花牌手表，能有块“英纳格”都算是了不得的稀罕物。

我的生活就像我每天修理的钟表一样，规律得有些乏味。早上七点开门，扫地，给窗台上的那盆吊兰浇水。然后就坐在工作台前，戴上单眼放大镜，一头扎进那些叮叮当当的零件里。中午老婆会送饭来，下午五点准时关门回家。日子平淡如水，但心里踏实。

那天下午，日头正毒，街上连个鬼影子都少见。我正低着头，用一根细如牛毛的镊子，小心翼翼地给镇东头李厂长的上海牌手表更换发条。那是个精细活，手不能抖，气都得屏着。就在我快要成功的当口，眼角的余光瞥见门口多了个影子。

那影子很瘦小，怯生生地杵在那儿，像一棵营养不良的豆芽菜。她既不进来，也不离开，就那么安静地站着，挡住了门口一小块刺眼的阳光。我心里有点烦，手一抖，刚夹起来的发条“嗖”地一下弹飞了，掉在地上，再也找不着。

我“唉”了一声，摘下放大镜，抬起头，一股无名火就想往外冒。可当我看到那张脸时，火气一下子就熄了。

是个姑娘。看上去十六七岁，也可能更小，因为她太瘦了，瘦得脱了相。头发枯黄，像一团乱草，胡乱地在脑后绑着。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明显不合身的男式蓝布褂子，袖子长了一大截，松松垮垮地罩着两条细得像竹竿的胳膊。脚上是一双破了洞的解放鞋，能看到黑乎乎的脚趾头。

她的脸很脏，像只小花猫，但那双眼睛，却干净得惊人。很大，很黑，像两潭幽深的井水，里面没有一丝波澜，只有浓得化不开的惊恐和戒备。她像一只离了群、在森林里迷了路的小鹿，警惕地打量着这个对她而言充满危险的世界。

“有事吗？”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一些。

她没说话，只是看着我，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就在这时，街对面“刘记面馆”的老板老刘，光着膀子，端着一盆洗碗水“哗啦”一下泼在街上，溅起一片热气。他看见了我门口的姑娘，扯着他那破锣嗓子喊：“建国，别理她！是个哑巴，来镇上好几天了，脏兮兮的，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野丫头！”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个哑巴。

我看着她，她听见了老刘的喊声，瘦小的身子明显地瑟缩了一下，头埋得更低了。我心里莫名地一酸。我从工作台下的抽屉里，拿出早上出门时老婆硬塞给我当点心的半块烙饼，饼还用干净的纸包着。我走过去，递到她面前。

她迟疑着，抬起头，那双大眼睛里充满了不解。她看了看我手里的饼，又看了看我的脸，似乎是在判断这是不是一个圈套。僵持了几秒钟后，她终于伸出那只黑乎乎的小手，飞快地抓过烙饼，然后像一阵风似的，转身就跑了，瞬间就消失在巷子口。

我拿着空空的手，站在门口，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老刘在对面喊：“建国，你还真给她啊？你那点心留着喂狗，都比给她强！”

我没搭理他，转身回了铺子。那一整个下午，我眼前总晃着她那双惊恐的眼睛。

从那天起，这个哑巴姑娘就成了青石镇一个游离的、不被接纳的符号。

没人知道她叫什么，从哪儿来。她就像一粒被风吹来的种子，毫无征兆地落在了我们这片土地上。她没有家，晚上就睡在镇子外头那个早就废弃的砖窑里。白天，她就背着一个捡来的破麻袋，在镇上各个角落里翻垃圾桶，捡一些能换钱的塑料瓶和硬纸板。

镇上的人对她的态度，像极了我们这儿的天气，时晴时雨。

开杂货铺的张婶心肠软，有时会把店里卖不掉的发硬的馒头或者有点蔫的蔬菜给她，但嘴里总要念叨几句“作孽哦，这孩子看着比我家大妞还小，爹妈怎么养的”。然后又会拉过自己的女儿，教育道：“你看看，不好好读书，将来就跟她一样！”

更多的人，则是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她。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一看到她走近，就立刻把孩子紧紧拉到身后，嘴里还小声嘀咕着“离她远点，脏”。

孩子们的世界更直接，也更残酷。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同情，只觉得她是个好玩的异类。他们会跟在她屁股后面，学她一瘸一拐走路的样子，朝她扔小石子，嘴里还编着顺口溜：“小哑巴，不说话，一身泥，没人要！”

她从不反抗，也从不哭。面对这些恶意，她唯一的反应就是抱紧怀里那个比她自己还大的麻袋，默默地、固执地加快脚步，把那些刺耳的声音甩在身后。

我的钟表铺，正对着镇上最大的一个垃圾站，所以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她。她总是在中午最热，街上人最少的时候，像只瘦小警觉的猫一样，悄无-声息地出现。她会先在远处观察很久，确认安全了，才快步跑到垃圾站，用一根不知从哪儿捡来的生锈铁丝，费力地勾着里面的瓶子。

有一次，我亲眼看见镇上屠户家的两个半大小子，仗着人高马大，把她堵在了巷子口。他们嬉皮笑脸地抢走了她刚捡满的一小袋瓶子，那可能是她一上午的收获。她急得满脸通"红，张着嘴“啊啊”地叫，像一只被掐住了脖子的鹅，却一个完整的音节也发不出来，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在眼眶里打转。

那两个小子把瓶子往地上一扔，玻璃瓶摔得粉碎，发出刺耳的响声。他们在刺耳的响声中哄笑着跑远了，留下她一个人，蹲在满地狼藉中。她没有哭出声，只是蹲在地上，伸出那双瘦得只剩下骨头的手，一片一片地捡起那些锋利的碎玻璃。锋利的玻璃边缘划破了她的手指，血混着泥水，一滴一滴地落在肮脏的地面上。

那一刻，我坐在铺子里，隔着一条街，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扎了一下。我不是什么大善人，这世上可怜的人多了，我管不过来。但我爸从小就告诉我，修表这门手艺，修的是时间，看的是人心。一个人的心要是坏了，给他再准的表也没用，因为他的人生早就乱了套。

那天晚上回家，老婆炒了两个菜，一个醋溜白菜，一个我最爱吃的辣椒炒肉。饭桌上，我闷着头吃饭，一句话也没说。我老婆李秀琴是个心细的女人，她看了我一眼，问：“怎么了？今天生意不好？”

我摇摇头，扒了两口饭，心里总晃着那个蹲在地上捡碎玻璃的瘦小身影。我放下碗筷，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拿起我的那个印着“劳动最光荣”的大搪瓷饭盒，装了满满一盒白米饭，然后把我碗里大部分的肉片都拨了进去，用白菜盖好。

秀琴看着我的动作，有些奇怪：“你这是干嘛？吃不下了？”

我端着饭盒站起来，说：“我出去溜达溜-达，消消食。”

我走到店铺后门，那儿有个不起眼的小窗台，平时放些没用的瓶瓶罐罐。我把饭盒严严实实地放在窗台上，左右看了看，巷子里没人。然后，我就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快步回家了。

那一晚，我心里有些忐忑。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发现，就算发现了，以她那种受惊小鹿般的性子，敢不敢拿走？我甚至有点后悔，觉得自己多此一举。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骑着我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到了铺子。我没从前门进，而是绕到了后巷。我的心跳得有点快。远远地，我看到后窗台上，那个白色的搪瓷饭盒还在。我心里一沉，有些失望。

可走近了，我才发现，饭盒虽然还在，但明显被人动过。我拿起来，感觉重量轻了很多。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盖子，里面空空如也。不但空了，而且被刷得干干净净，比我老婆刷得都干净，连一粒米、一滴油都没剩下。

我端着那个空饭盒，站在清晨的微光里，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一种奇怪的、从未有过的满足感，像溫暖的潮水一样，慢慢地浸润了我整个心房。

从那天起，这成了一个无声的约定。

我每天晚上都会把装满饭菜的饭盒放在后窗台。她总会在深夜的某个时候悄悄取走，然后在第二天天亮之前，把一个刷得干干净净的空饭盒悄悄放回原处。

我们俩，一个放，一个取，像两个进行秘密接头的地下工作者。我们几乎没再打过照面，更没有说过一句话，所有的交流，都在那个印着红色标语的搪瓷饭盒的一来一回里。

我老婆秀琴很快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她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一开始自然是埋怨我：“王建国，你可真是个活菩萨！咱家不富裕，儿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你还天天往外送吃的！那姑娘手脚好好的，干嘛不自己去挣？”

我一边给她捏着肩膀，一边赔笑说：“就多个人多双筷子的事，那姑娘看着是真可怜。再说了，咱儿子少吃两块肉，也饿不着。”

秀琴白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但从那天起，我发现她每天炒菜时，总会不自觉地多放一把米，多切几片肉。有时她还会特意煮个鸡蛋，或者炸个小黄鱼，嘴里念叨着“给儿子补补”，但最后，那些好菜大半都进了那个搪-瓷饭盒。

时间久了，哑巴姑娘似乎对我放下了大部分的戒心。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看到我就像老鼠见了猫。有几次我出门晚了，会在后巷的拐角处，看到她小小的身影正望着窗台的方向。一看到我出现，她就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立刻缩回黑暗里，但至少，她没有跑远。

我们就这样，用一种最古老、最淳朴的方式，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她像是我们家一个看不见的成员。我甚至开始觉得，每天给她准备晚饭，是我平淡如水的生活中，一件必须完成的、且带有某种神圣感的事情。它让我觉得，自己不仅仅是一个修表的，还是一个能给别人带去一点点温暖的人。

1992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十月底就下了第一场雪。那年的雪下得很大，没几天，青石镇就变成了一个白茫茫的世界。青石板路被雪覆盖，又被踩实，滑得能溜冰。

一天夜里，刮着“呼呼”的白毛风，卷着雪粒子直往人脖子里灌，像刀子割一样。我把饭盒放在窗台上，特意用一块旧棉布包好，希望能保温久一点。我心里有点不安，这么冷的天，她在那个四处漏风的砖窑里，只有一堆烂稻草，怎么熬得过去？

第二天早上，我推开后门，心里猛地一沉。

窗台上的饭盒原封未动，上面落了厚厚一层雪，像个白色的小坟包。我拿起来，棉布都冻硬了。里面的饭菜早就冻成了冰坨。

她没来。

我的心一下子就揪了起来。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修表的时候，手里的镊子好几次都夹不稳细小的零件。老主顾李大爷都看出来了，问我：“建国，今天怎么了？丢魂了？我这表可金贵，你可别给我修坏了。”

我勉强挤出个笑，说没事，就是没睡好。

好不容易挨到下午五点，我匆匆关了铺子门，饭都没回家吃。我跟老婆说了一声，穿上我最厚的那件军大衣，戴上狗皮帽子，又揣了个手电筒，就一头扎进了风雪里，朝着镇外的废弃砖窑走去。

雪地里，除了风声，就只有我踩雪的“咯吱咯吱”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砖窑离镇子有两里地，平时看着不远，顶着风雪走，却感觉特别漫长。那黑漆漆的砖窑，在白色的雪地里，像个张着大嘴、要吞噬一切的怪兽。

我壮着胆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去，冲着里面喊了两声：“姑娘？姑娘？你在吗？”

没有回应，只有我的回声在空旷的窑洞里回荡。我心里凉了半截，想着她是不是已经走了，或者出了什么意外。我打开手电筒，一道昏黄的光柱刺破了黑暗。我四处照着，窑洞深处，那个她平时睡觉的角落里，一堆烂稻草上，好像有个蜷缩的身影。

我赶紧跑过去，是她！

她双眼紧闭，脸烧得像一块红炭，嘴唇干裂起皮，上面还结着血痂。她浑身滚烫，像个小火炉。我伸手探了探她的额头，烫得吓人。

“坏了，这是发高烧烧糊涂了。”我心里一急，也顾不上什么男女有别了，立刻脱下自己的军大衣，把她瘦小的身子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把她背了起来。她太轻了，背在身上几乎感觉不到重量，就像背着一捆被雪打湿的干柴，轻得让人心疼。

我把她背回我的店铺。铺子里间有个小床，是我午休用的。我把她小心翼翼地安顿在床上，给她盖好两床被子。然后我跑到镇上唯一的卫生所，把已经睡下的张医生给敲了起来。我连说带比划，抓了点退烧药。

回到铺子，我把药片碾成粉末，混着热水，用小勺子一点一点地撬开她的嘴唇，喂了下去。

那一晚，我没回家。我就守在床边，每隔一会儿就用湿毛巾给她擦擦额头和手心。后半夜，她的烧渐渐退了，呼吸也平稳了许多。天快亮的时候，她长长的睫毛动了动，然后，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她睁开眼，眼神里充满了茫然。她看着陌生的天花板，又转头看到了坐在一旁椅子上打盹的我。她的眼神瞬间从迷茫，变成了惊讶，最后化为了深深的惊恐。她猛地坐起来，就要下床，动作激烈得差点从床上摔下去。

“别动，别动！”我赶紧站起来按住她，“你发高烧了，现在没事了。”

她愣住了，呆呆地看着我，又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被子，和这个温暖的小屋。过了一会儿，那双大眼睛里，慢慢地、慢慢地蓄满了泪水。那泪水不像是我见过的任何一种，不带声音，也不带表情，就是那么安静地、大颗大颗地往下滚，像是两条解冻的小河，淌过她脏兮兮的脸颊。

她下了床，走到我面前。然后，对着我，深深地、深深地鞠了一躬。她的腰弯成了九十度，像一把折尺，久久没有直起来。那个瞬间，我感觉自己不是救了一个人，而是被一个灵魂，用它最庄重的方式，致以了最高的敬意。

那次生病之后，她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她依然住在那个破砖窑里，依然每天背着麻袋捡废品，但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刻意地躲着我。有时候我会在铺子门口看见她，她不进来，就远远地站着，等我看到她，她会对我露出一个浅浅的、带着点羞涩的笑。

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笑。她的嘴角有两个小小的梨涡陷下去，像一朵在苦水里浸泡了很久之后，终于鼓足了所有勇气，努力绽放的小花。那一笑，让她整张脸都生动了起来。

她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回报”我。

那不再仅仅是一个刷干净的饭盒。有时候，我早上来开门，会发现门口码着一小捆拾掇得整整齐齐的干柴，足够我回家烧一顿饭。有时候，后窗台上，饭盒旁边会多出几个她从山里采来的、酸酸甜甜的野果。

有一次最特别。那天是我的生日，三十二岁了。秀琴给我煮了长寿面，卧了两个荷包蛋。我照例给她也盛了一大碗，还特意多加了一个鸡蛋。我当时想，她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是哪天生的，就当是也给她过个生日吧。

第二天早上，我在窗台上发现，那个被她吃得干干净净的空饭碗旁边，静静地放着一个用青草编的小蚂蚱。蚂蚱编得活灵活现，只有我拇指大小，两根长长的触须微微翘着，两条有力的后腿蜷着，好像我一碰它，它就会立刻跳起来。

我把它小心翼翼地拿在手里，心里涌起一股无法言喻的暖流。一个不会说话的姑娘，用她那双捡垃圾、刨泥土的手，为我编织了一个小小的、充满生命力的童话。

我把那个草编蚂蚱带回了铺子，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柜台的玻璃板下面，压在我每天都能看到的地方。每当有顾客来，或者修表修得眼睛累了，我都会忍不住看它一眼。看着它，我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

日子就像我铺子里那些钟表的指针，一圈一圈，不紧不慢地走着。春天，她会送来几枝不知名的小野花。夏天，是几个野果。秋天，是一小捧炒熟的栗子。冬天，是一捆干柴。她的礼物从不贵重，却都带着大自然的气息和她笨拙的、真诚的心意。

我甚至开始认真地幻想，也许等她再大一点，我可以托人给她找个轻松点的活，比如在哪个厂里做点杂活，总比捡垃圾强。或者，让她在我铺子里学点手艺，女孩子心细，学这个正合适。我老婆秀琴甚至不止一次开玩笑说：“王建国，干脆收她当个干女儿算了，我看这孩子心眼好，就是命苦了点。”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以为，她会像镇上那棵老槐树一样，成为我生活中一个习以为常的存在。

我错了。

1993年的秋天，镇上的桂花开得正香，满世界都是甜丝丝的味道。一个很普通的早晨，我像往常一样，把装了前一晚剩菜的饭盒放在后窗台上。可是，第二天早上，我来开门的时候，发现饭盒原封未动，饭菜早就被秋风吹得冰凉。

我的心，一下子就悬了起来。

我以为她又生病了。我甚至没开铺子的门，就直接锁上，跑到镇外的砖窑去找她。窑洞里空空如也，那堆她睡过的烂稻草还在，但已经没有了人的温度。我喊了她几声，只有回音。

我找遍了整个青石镇，问遍了所有可能见过她的人。面馆的老刘说没看见。杂货铺的张婶说，好像前天看到有个外地的戏班子在镇上经过，敲锣打鼓的，特别热闹，“她会不会是觉得好玩，跟着走了？”还有人说得更难听，说肯定是被人贩子拐走了，“这种无依无靠的哑巴姑娘，最容易被那些没人性的东西盯上。”

她就这么消失了。和她来时一样，突如其来，无声无息，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

我报了警，镇上派出所的老警察记录了一下，摇着头说：“连名字、年龄、是哪里人都不知道，怎么找？大海捞针啊。”

我找了很久，甚至托去县城办事的亲戚帮忙在车站、码头打听，但都石沉大海。偌大的世界，找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哑-巴姑娘，真的比大海捞针还难。

时间一长，大家慢慢就淡忘了这个曾经出现在青石镇的哑巴姑娘。她就像一阵风，吹过，就没了痕迹。

只有我，每天看着那个干净的空饭盒，心里就像被挖走了一块，空落落的。那个用草编的小蚂蚱，也渐渐在柜台的玻璃板下失去了原有的翠绿，变得干枯，发黄，像一段被风干的记忆。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也是最无情的刻刀。

二十多年，弹指一挥间。青石镇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高楼像雨后的春笋一样拔地而起，取代了低矮的平房。那条承载了我童年记忆的青石板主街，也被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覆盖。我的钟表铺，成了这条日新月异的街上最“格格不入”的古董。

铺子里的生意，也随着时代的洪流，江河日下。先是石英表，然后是电子表，最后是手机。人们不再需要一个专门的物件来看时间了。我的手艺，从一门养家糊口的本事，变成了一种无人问津的“怀旧”。也就是靠着一些念旧的老街坊、老主顾，来修修补补那些有纪念意义的老物件，勉强维持着。

我也从一个头发乌黑、身板挺直的青年，变成了一个两鬓斑白、眼角爬满皱纹的中年人。

儿子王博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那里，在一家大公司上班，一年也难得回来一次。他总在电话里劝我关了铺子，去城里跟他一起住，说那里的生活才叫生活。我总是摇摇头，舍不得。这里有我一辈子的根，有我和他妈的回忆。

几年前，秀琴生病走了。一场感冒引发的肺炎，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个曾经为我挡风遮雨的女人，就这么离开了我。从那以后，这间小小的钟表铺，就成了我唯一的伴。日子像铺子里那面老掉牙的挂钟，指针每走一格，都伴随着一声沉闷的“滴答”，规律，却也寂静得让人心慌。

那个哑巴姑娘，早已成了被压在记忆箱底的一张泛黄的旧照片。我甚至快要记不清她具体的样子了，只模糊地记得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和那个干枯的草编蚂蚱。

直到那天下午。

邮递员小李骑着他那辆刷着绿色油漆的二八大杠自行车，捏着刹车，在我的铺子门口停下。他从后座一个大邮包里，吃力地拖出一个半米见方的大纸箱子。

“王叔，有你一个国际包裹！”他抹了把汗，喊道。

我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闻言愣住了。“国际的？你没搞错吧？送错人了吧？”

“没错，地址是这里。从美国纽约寄来的，您看这上面全是洋码子。”小李把那个大纸箱子吃力地递给我，我一接手，差点没抱住，沉得很。

“重得很，您签个字。”

我满腹狐疑地在签收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我活了五十四年，别说美国，连省城都没去过几次。我在海外没有任何亲戚朋友，谁会从那么远的地方给我寄东西？

我把包裹搬进屋里，放在地上，围着它转了好几圈，像是在研究一个天外来客。箱子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邮票和各种看不懂的海关单据。在寄件人那一栏，只有一个非常娟秀的、像是花体字的英文签名，我辨认了半天，觉得像是两个字母——“Y.Y.”。

Y.Y.？这是谁？我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是儿子给我寄的？不对，他在省城，再说他也不会用英文签名。

我坐在小板凳上，盯着这个从天而降的神秘包裹，心里充满了疑惑和一丝莫名的紧张。这箱子里到底是什么？是恶作剧？还是真的寄错了？

我找来一把剪刀，手都有点抖。我小心翼翼地沿着箱子顶部的胶带划开。随着“刺啦”一声，一股淡淡的、非常好闻的香气从箱子里飘了出来。

我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一把掀开了纸箱的盖子。

我里面的东西让我当场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