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1日的拂晓，华北军区司令部院内仍残留着冬夜的冷意。刚刚接到公文的值班参谋快步穿过走廊，把那份薄薄的判决呈到聂荣臻面前。端坐桌后的这位开国上将沉默良久，指尖微微颤了一下——纸上写着的名字，是“沙飞”。
这位被定为“师职干部”的摄影科长，战时靠一部莱卡相机在晋察冀留下数万张底片，记录下八路军最艰苦的岁月。许多人不理解：这样一个为前线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为何会在建国后的第三个年头走到生命尽头？要回答这个疑问，得把时间拨回二十多年前。
1926年夏，广州的雨季刚过。14岁的司徒传、后来改名“沙飞”，带着无线电学校的毕业证走进北伐军军营。那年头，年轻人参军大多只想“搏个前程”，他却对电台里“噼啪”作响的摩斯电码着了迷，常常自己抄写记录到深夜。此时谁也没料到，这对密码的狂热，会在几年后变成对光影的迷恋。
命运的拐点发生在1932年。汕头电台的优厚薪水让很多同事安心，但沙飞的业余生活全被书店占领。一套鲁迅全集翻得卷角，他说：“文字能揭露现实，可照片更直观。”两年后，他与新婚妻子去香港度蜜月，路过一间洋行时砸下大部分积蓄买了相机，兴致勃勃地把码头苦力、街头乞丐统统收进镜头。那种在快门一瞬间定格社会苦难的冲击，让他夜不能寐。
1936年，上海外滩霓虹初亮。沙飞在弄堂里租了间小屋，白天跑报社推销底片，晚上在暗房熬夜冲洗。生活清苦，可他在一次木刻展上意外捕捉到病中的鲁迅凝视作品的侧影。照片刊出后轰动文坛，鲁迅称赞他“拍到了心灵的声音”。可这声名并未为他带来安稳，相反，学校让他退学，理由竟是“倾向过于鲜明”。
“七七事变”后，一切犹豫戛然而止。1937年秋，他随行李微薄，带着相机和几盒胶卷，北上太原。九月底，平型关捷报传来，时任参谋处长的彭雪枫提议“让摄影机也参军”。沙飞成了八路军里第一名专职随军摄影记者。在涞源，他迎着炮火拍下《战斗在古长城》。胶片洗出的那晚，昏黄的油灯下，彭雪枫看着照片久久不语，回头对副官说：“这孩子，镜头里有血有泪，也有希望。”
战火中，沙飞的相机几乎没停过。行军路上，他常用马肚子当暗袋，拆卸胶卷后塞进棉衣。缺药少粮的年代，他硬生生熬出数万张胶片。1939年初，他把精选照片挂在平山县一处破庙里办起“小相馆”。官兵、乡亲几乎是挤破门来看。有人数次抹眼泪：“没想到咱穷苦人的战斗，也能拍得这么体面！”聂荣臻看后，当即拍板：画报必须办，还要送延安去。那年冬天，延安窑洞里，《晋察冀画报》的一百多幅照片让不少人第一次直面敌后抗战的惨烈与希望。
长期与炮火尸骸相伴，加之昼夜颠倒的冲洗工作，沙飞的精神状况一点点出现波动。1944年冬，他在战地昏倒，高烧胡言乱语，被确诊为神经衰弱。部队批准他休养，但他嫌自己“浪费胶卷”，三天后又背起相机。同袍们摇头劝不住，传为美谈，也埋下隐患。
建国后，1949年春，他被送往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治疗。值班医生津泽胜是日籍反战者，行医极尽温和。可对沙飞来说，“日本人”三个字早已与炮火与尸骨相连。当那张日语名片塞到他手里，旧日血影倏地涌出，理智瞬间崩断。枪声在病房炸响，津泽胜倒下，再也没有爬起。医护人员怔在当场，谁也没想到悲剧会如此突然。
案件进入军法程序时，沙飞被定为“师级干部”，军衔上尉，待遇等同师职。许多老战友联名求情，请求宽恕。聂荣臻亲自过问：“确认他神智清楚？”值班军医答：“两周评估，未见精神障碍。”最终，压力来自四面八方。津泽胜的国际背景让这起凶案成为外电头条，急需回应。华北军区报到中央后，执行了极刑。
行刑前夜，聂荣臻叫来警卫，反复嘱托：“杀了他，我心疼；可军纪不能不顾。去，给他做顿像样的饭，他也算替咱打过多少硬仗的人。”第二天清晨，沙飞被押赴刑场。现场风大，他没有吭声，只轻轻摸了摸胸前的破相机袋——里面空空如也。38年的生命，在一声枪响中定格。此后很长时间，晋察冀老兵提起此事，都会蹙眉停顿。
1980年代初，一批参与战争史料整理的军史专家重新审阅沙飞案卷。医学界新证据表明，他当年已呈现严重创伤后应激障碍。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撤销原判。澄清虽至迟，却让那些泛黄底片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人们惊讶地发现，许多课本里的经典抗战照片竟出自这位被遗忘的镜头英雄。
值得一提的是，他留下的作品多达三万余幅，涵盖了从平型关到百团大战，再到解放石家庄的完整战役线索，是研究华北抗战最珍贵的视觉档案。今日若翻开《晋察冀画报》创刊号，那张战士满面尘土却冲天挥拳的照片仍然能击中人心。沙飞常说的一句话也随之流传：“要让每一次快门都对得起流血的人。”
半个世纪的时光，将悲怆与荣耀一同沉淀。聂荣臻在回忆录里写道，沙飞的事“如烙铁一样”留在他心头。历经风霜，那台陪伴山东小伙闯荡半生的莱卡相机，如今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柜里，静静诉说那段岁月。观众挤到玻璃前，总会猜想：假如当年没有那一声枪响，沙飞或许会端着镜头，继续追逐光影中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