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2月，朝鲜西线的雪夜格外刺骨，20兵团前线指挥部里灯火通明。王平政委指着地图嘱托54军军长丁盛：“阵地要扛住，志司对咱们寄予厚望。”丁盛回答得干脆：“请首长放心，54军决不后退一步。”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段并肩作战的经历，二十年后会在南京城里再度交汇。
停战协定签字后，部队分批回国。丁盛带着54军南下两广剿匪、修路筑坝，年纪轻轻就被看做作风泼辣的“猛将”；王平则调总政、再赴南京军事学院任政委，被誉为“敢讲真话的老政工”。彼时两人都意气风发，前程似锦。
风向在1966年骤变。南京军事学院很快被冲击，王平被点名“保守势力代表”，1967年进入隔离审查。罪名多到连他自己都记不清，只晓得一条：不准外出、不准通信。妻子忍不住上书，请求弄清“究竟犯了啥错”。直到1972年年底，军区保卫部通知他：“先回家等待结论，活动范围仅限南京市。”简单一句话，把他的世界缩小到不到七千平方公里。
那一年，他六十三岁，清晨在玄武湖畔散步，常遇到故旧远远躲开。偶尔有人搭话，也会压低嗓门：“老首长，注意影响，我们改天再说。”就连副司令詹大南给他送一包炖好的狗肉，都特意挑了个夜黑风高的时辰，放下东西匆匆离去。
1973年夏天，王平北上求见中央，希望重新分配工作。三个月里，他的信件像石沉大海，连个回执都没有。失望之余，只得回到南京继续“待结论”。南京城对他而言既熟悉又疏离，门口站岗的战士每天换班，他却不知道自己的下一站在哪。
同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方案公布：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改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消息像一股暖流穿过寒冬。有人小声议论：“丁军长来了，老政委的日子也许要变。”毕竟在志愿军队伍里，两人是上下级，更是并肩打过硬仗的袍泽。
1974年初春，丁盛抵宁履职。办完进驻手续，他没有先去指挥所，而是拐进王平家里。门一开，丁盛爽朗地喊：“老首长，我来报到！”王平愣了几秒，立刻起身相迎。那一刻，他感觉自己的客厅仿佛又回到了战地指挥棚——没有客套，只有战友情。
随后的日子，丁盛隔三差五把王平叫到司令部，文件传达、内参学习、机关电影，一项不落；遇到议论重大调动，还主动征询“王政委觉得如何”。军区里原本讳莫如深的“王平问题”，突然不再敏感，参谋、警卫都敢大大方方到王家串门。管制的窗户悄悄开了一条缝。
不得不说，丁盛的举动既是情义，也是判断。他向上级反映：“王平长期抓政治工作，没发现他有原则性错误。”中央有关部门开始重新核查材料。1975年1月，总政治部打来电话，让王平赴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离家前夜，王平对夫人说的一句话很轻：“八年没开过会了，真想听听大会堂里的钟声。”
会后，调令终于下来：王平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政治委员。那一年5月，他正式到岗，年逾花甲却精神焕发，先在各师团巡回一个月，深夜和年轻参谋讨论《炮兵条令》到熄灯号响起才散场。多年蛰伏让他对工作近乎贪婪。
1977年，王平升任总后勤部政委。与此同时，因“机关作风、两案牵连”等原因，丁盛被停职审查，职务相继被免。外界议论纷纷，有人揣测两位老战友的关系会因此生变。事实恰恰相反。丁盛说：“这回该我向老首长‘请教’了。”王平托人在档案馆查阅材料，撰写说明，几易其稿递上去，想帮丁盛厘清责任边界。
1990年春，丁盛进京申诉。那天王平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仍坚持坐在接待室陪了整整一下午。送别前，丁盛低声道：“当年您帮我，我记一辈子。”王平挥手：“咱们都是共和国的兵，哪能见死不救？”一句朴素的话，让走廊里的年轻警卫忍不住侧目。
申诉没有立刻见效，程序漫长，但两位老兵并未因此疏远。丁盛回南京养病，每逢八一、十一，王平总要写信问候；丁盛身体稍好，就托人带点桂花鸭、盐水鸭到北京。往来书信不谈时事，只聊身体、聊旧战友、聊那场雪夜里的西线防御战。
从朝鲜前线的并肩冲锋，到南京城里的相互扶持，20多年光景里，两人身份变换、际遇起伏，却始终保持着战场上结下的那分信任。对他们而言，军装或衔级都是外在标识，真正刻在心里的，是那句“首长放心，誓死不退”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