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天的哈尔滨，寒风凛冽。
在一场专门招待被俘国民党高级将领的饭局上，气氛原本还算平和，突然间，“啪”的一声脆响打破了宁静。
坐在主桌的廖耀湘，猛地将酒杯摔在地上，酒洒了一裤腿。
他满脸通红，脖子上的青筋暴起，指着对面的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大喊：“你们根本不懂战术！
完全是乱打！”
这话听着像是酒后失态，实际上是他积压在胸口很久的一股恶气。
在他那个脑袋瓜里，这仗输得太憋屈。
论家伙事儿，他带的新六军清一色美式装备；论资历，他先后在法国圣西尔军校和机械化骑兵学校深造，是正儿八经的“海归”，被人捧为“东方的巴顿”。
结果呢？
在黑山那个山沟沟里，莫名其妙被人包了饺子。
面对这通无礼的咆哮，刘亚楼没动怒，更没拍桌子瞪眼，只是淡淡一笑：“别急，我请位老熟人来见见你。”
大门推开，一道人影走了进来。
廖耀湘抬头一看，整个人瞬间僵住了，刚才那股子嚣张劲儿就像被冷水泼灭的火苗，腰杆子立马塌了下去。
这一刻对他内心的冲击，比黑山兵败还要猛烈。
要搞懂廖耀湘为什么会当场崩溃，咱们得帮他盘两笔账。
一笔是军事上的“死局”，另一笔是信仰上的“塌方”。
先翻开第一本账簿。
把时间拨回1948年10月，那时候廖耀湘手握重兵，十万精锐装备豪华，是国军在东北最后的压舱石。
可摆在他眼前的，是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死棋。
林彪带着大军正在猛攻锦州。
这地方要是丢了，东北通往关内的大门就锁死了，剩下的国军那就是瓮中之鳖，插翅难逃。
这会儿，廖耀湘夹在中间，日子那是相当难过。
他在沈阳前线，头顶上却顶着三个“婆婆”，一人一个调门。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最爱搞“微操”，心里想的全是给美国人演戏。
他的命令就八个字：“立马东进，解围锦州。”
老蒋这笔账算的是政治面子：锦州必须救，救下来就能证明国军还能打。
坐镇沈阳的卫立煌，是个典型的“守财奴”，只盯着手里的家底。
他的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出城就是送死，不如死守沈阳，能耗一天是一天。
还有个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两边都不想得罪，给出的指令全是稀泥：“看着办，机动行事。”
换你是廖耀湘，你听谁的？
听老蒋的，那是把脑袋别裤腰带上往火坑里跳；听卫立煌的，那就是公然抗命；听杜聿明的，等于啥也没听。
最后，廖耀湘搞了个折中方案：兵是出了，但不卖力气。
把主力拖到黑山、新立屯那一带晃悠，观望观望再说。
这一“观望”，麻烦大了。
10月7日，大军刚动窝，还没看见锦州的影子，就在黑山撞上了铜墙铁壁。
按廖耀湘的老经验，对手顶多也就是几条破枪，谁承想这回对方火力猛得吓人，战壕挖得比教科书还标准。
他手里的王牌71军上去硬啃，结果崩了一嘴牙。
这时候，只要是脑子清醒的指挥官，第一反应肯定是：此路不通，风紧扯呼。
廖耀湘也是这么想的。
他二话不说给南京发电报：打不过了，申请改道去营口，从海上撤退，好歹保住这十万人的种子。
这绝对是当时唯一能活命的路子。
坏就坏在那个要命的决策链条上。
从廖耀湘发出求救信号，到蒋介石回电，中间足足耗了五天。
这五天老蒋在干嘛？
他在做梦。
他趴在地图上比划，觉得廖耀湘只要再咬咬牙，没准能创造奇迹。
五天啊。
在现代战争里，五分钟都能决胜负，五天足够把一个国家埋葬好几回。
就在蒋介石犹豫不决这功夫，林彪的包围圈早就扎得跟铁桶似的。
等到10月20日，蒋介石那句不痛不痒的“可酌情处理”终于发过来时，廖耀湘捏着电报，只能苦笑。
酌情？
这时候脖子都在绳套里了，还酌什么情？
十万大军，就像一块肥肉扔进了狼群，仅仅一个礼拜，就被撕扯得干干净净。
那个号称“无敌”的兵团，垮得比雪崩还快，连解放军自己都没想到能赢得这么利索。
紧接着上演的，是一出让人啼笑皆非的逃亡记。
10月27日傍晚，黑山脚下的中安堡村。
村里的民兵队长赵成瑞，拦住了一伙鬼鬼祟祟的路人。
这帮人模样挺惨，灰头土脸的，牵着头瘦毛驴，说是做布匹买卖的客商。
领头的是个戴眼镜的矮胖子，一口湖南腔。
按理说，这几个人证件齐全，说话也对得上，应该放行。
可赵成瑞多留了个心眼，他扫了一眼那个“客商”刚才登记的字迹。
在旅店的账本上，这个叫“胡庆祥”的人写的字，笔锋锐利，力透纸背。
赵成瑞心里的警铃大作：兵荒马乱的年月，一个小贩能练出这种书法？
这事儿不对劲。
再联想到上头刚发的通缉令：“矮胖子，金丝眼镜，湖南口音。”
“你不是胡庆祥，你是廖耀湘。”
简单一句话，直接扒掉了这位兵团司令最后的伪装。
哪怕是被抓了，廖耀湘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
他觉得自己不是输给了林彪，而是输给了那该死的五天等待，输给了南京那个只会瞎指挥的电话机。
所以才有了哈尔滨酒桌上摔杯子的那一幕。
他吼出“你们搞偷袭，不讲武德”的时候，其实是在掩饰内心的发虚。
他试图用所谓的“正统战术”来维护自己最后那点可怜的尊严。
直到那个男人走进来。
来人正是郑洞国。
廖耀湘的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
郑洞国是谁？
那是他在缅甸打鬼子时的老上级，是看着他一步步爬上来的老大哥。
就在前不久，国民党的报纸还在铺天盖地宣传：郑洞国将军在长春“壮烈成仁”，蒋介石甚至还假惺惺地搞了场追悼会，那是何等的风光。
可现在，郑洞国就活生生地站在他对面，穿着一身灰布军装，面色红润，哪有点“殉国”的样子？
这一瞬间，廖耀湘心里的第二笔账——关于“信仰”的那笔账，彻底崩盘了。
郑洞国心平气和地看着他：“耀湘啊，什么‘战死’，那是蒋介石编的瞎话。
他骗了你，也骗了天下人。”
这句话的杀伤力，比十个师的兵力加起来还要大。
廖耀湘一直以为自己在为“国家”尽忠，为“领袖”效死。
他觉得仗虽然打输了，但这股气节还在。
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你心心念念的领袖，为了宣传需要，随口就能把你“写死”。
郑洞国接下来的话，更是字字扎心。
“你说解放军打仗不地道？
我在长春看得真真的。
国军抢光了老百姓的口粮，把十万人赶出城活活饿死。
是解放军在城外支起粥棚，一口一口把老百姓喂活过来的。”
“耀湘，咱们当年在缅甸打的是侵略者，那是光宗耀祖。
现在你被逼着杀自己的同胞，拿老百姓当挡箭牌，这仗你真的打得心安理得吗？”
酒桌上一片死寂，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廖耀湘僵在那里，肩膀慢慢垮了下来，像是被抽走了脊梁骨。
他突然明白，自己引以为傲的“西点军校战术”、“全套美式装备”、“正规阵地战”，在“民心”这两个字面前，脆弱得像张纸。
他算的全是军事账、火力账，而对方算的是人心账、政治账。
维度都不一样，怎么打都是个输。
沉默了好半天，廖耀湘缓缓挪到桌前，重新倒满一杯酒，双手端着送到刘亚楼面前。
“刘将军，刚才是我冒犯了。”
这杯酒下肚，那个不可一世的“战神”死了。
紧接着，他又连喝三杯。
这三杯酒，不仅仅是赔罪。
第一杯，敬自己瞎了眼，错判了天下大势。
第二杯，敬自己身为将领，却把数万兄弟带进了绝路。
第三杯，敬自己跟错了人，走错了道。
喝完这三杯酒，廖耀湘低声说了句：“希望将军和国家能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
那一夜之后，战犯管理所里少了个刺头，多了个积极改造的学生。
他开始埋头写回忆录，复盘每一场战役，不再抱怨“共军狡猾”，而是诚恳地剖析国军为什么会从根子上烂掉。
1961年，廖耀湘获得特赦。
因为他终于明白，决定胜负的从来不是那五天的电报，也不是那十万条美式步枪。
而是那张这顿饭的请柬，是郑洞国那个活生生的身影，是长春城外那一口口热气腾腾的大锅。
这笔账，蒋介石算不明白，但那一夜的廖耀湘，算是彻底算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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