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九月中旬，军委礼堂灯火通明。授衔典礼尚未开始，年近五十的李涛却悄悄立在侧门，手里捏着一份写满修改意见的表格。那份表格，是聂荣臻总参谋长提前送来给他过目的军衔鉴定。灯光落在纸面，墨迹清晰，唯独几行赞誉之语，被李涛用铅笔细细划去。
提笔删改的念头，并非一时冲动。李涛自认起步平平，一九二五年在长沙参加学运，次年入党，打交道最多的是传单与小册子。大革命失败后，他转赴家乡汝城发动工会，随后跟随秋收起义队伍上山。其间，他担纲的不是冲锋连长，而是支队政委、宣传干事，在枪林弹雨与街头演讲之间来回切换。
三十年代初，赣西南反“围剿”最吃紧时，李涛已被调去做敌工。地位听来显赫，实则事无巨细——筹情报、搞策反、护交通线。红一方面军西进陕北后，他的身份换成统战部部长。手握暗线，却少了在前沿冲阵的机会，他常说：“战场最危险的地方，不一定总在前线。”但每当战士们捧着缴获的钢枪从硝烟里凯旋，他仍掩不住羡慕。
全面抗战爆发，李涛被派往汉口、桂林主持八路军办事处。那时的任务是搞经费、运物资、送青年去延安。此举看似后勤，却直接养活着三路主力。日本飞机一来，他扯着喇叭在人群中高喊：“文件先走，人留守！”身边的同事回忆，李涛说这话时，眼睛却盯着仓库大门。他知道一旦门被炸塌，数月筹来的被服就没了。
一九四〇年回到延安，李涛进入军委，先管秘书，再管作战情报。对许多战役的部署电报，他从头改到尾，甚至连标点都较真。有人笑他“纸上谈兵”，李涛不恼：“字看似软，打出去可硬。”七十余万字的作战档案，几乎都经他之手汇总，日后成为研究华北、华中战局的重要底稿。
新中国成立后，李涛任军委作战部代理部长。辽沈、淮海、渡江三大战役的战损统计、部队调拨、弹药补给等情况，每夜汇总到他桌前。不少前线电文仅寥寥数字，他却能据此勾勒全局，让毛泽东、周恩来在天亮前拿到全面且准确的战报。五二年，技术部在北京成立，李涛主动请缨改行，着手武器标准化、雷达译制、测绘系统等“冷门”事务。项目繁杂，却是未来国防的底子。
级别评定时，总部给他划入正兵团级，与李克农、赖传珠等并列。李涛皱眉，交回表格，说话低而直：“情报系统大脑，李克农当之无愧；我只是补缺。再排，前线将士功劳更重。”聂荣臻笑了笑，劝道：“组织自有考虑，你的工作就在文件里。”李涛没再争，却在自评栏里添了几句——“作用有限”“理当再斟酌”——全是欲降级的暗示。
授衔前夕，军委常委会再议名单。有人提及李涛的“坚辞”，也有人回忆他在抗美援朝弹药校测中的彻夜鏖战。最终决定未变：上将，勋绩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签署命令的那晚，办公桌旁、煤油灯下，彭德怀说了句：“论职位不多，功劳不少，别跟我客气。”
授衔典礼正式开始。李涛的肩章金红相间，他却显得局促。记者问感想，他回答：“不靠我一个人，靠党，靠牺牲了的同志。”而后匆匆离场，回到技术部工场，继续研究电台标准化方案。有人目送他的背影，私下感叹：“此人心里，始终把前线摆在前头。”
值得一提的是，李涛晚年整理旧档，亲笔补齐了许多佚失数据。他曾向研究机构交代：“数字不是冷冰冰，它们背后有人命，有汗血。”一九六四年核试成功，他到场观摩，默声念出“技术报国，亦是报恩”八字。多年坚持低调，却无法掩盖功绩，这是同事们给他的评语。
李涛自觉不及李克农、有愧冲锋将士，却以另一种方式守住了国家的信息和装备底线。这份倔强的谦逊，恰恰映照了那代革命军人的共同品格——无论在硝烟前线，还是在灯下案头，只问奉献，不论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