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印度女孩，我不在意她低种姓身份，但婚礼上的事却给我当头一棒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一直以为，我娶的是普莉雅，是那个在公司咖啡机旁冲我笑的印度女孩。

我告诉她，我不信什么种姓，那些老掉牙的东西在我们那儿早就扫进垃圾堆了。

她只是用那双又大又深的眼睛看着我，没说话。

直到我们的婚礼上，那位身份最尊贵的祭司当着所有人的面，拒绝为我们洒下圣水，我那老实的岳父不得不掏出一大笔钱，为我这个“不洁的外人”支付一笔所谓的“净化费”时，我才终于明白，她当时那个眼神里，到底藏着些什什么...

班加罗尔的雨季，空气总是黏糊糊的，像一块永远拧不干的湿布，裹在人身上。

公司的空调开得像个冰窖，一进去，皮肤上的湿气就结成了一层冰冷的鸡皮疙瘩。

我和普莉雅的开始，就发生在那台总是出毛病的咖啡机旁边。

那天下午，我被一个项目代码搞得头昏脑胀，想去弄杯浓缩咖啡提神。

结果那台德国进口的机器，屏幕上闪着一串我看不懂的错误代码，死活不肯出咖啡。

我踢了机器一脚，没反应。又踢了一脚，还是没反应。

“你再踢，它就要报警了。”一个带笑意的女声从背后传来。

我回头，看见了普莉雅。她穿着一条浅蓝色的旁遮比套裙，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利落的发髻，露出光洁的额头和一对深邃的眼睛。

她是测试部门的，我们见过几次，点头之交。

“这破玩意儿，比我的代码还难搞。”我抱怨道。

她没说话，走上前，手指在触摸屏上以一种奇特的顺序按了几下，然后退开一步。机器发出一阵低沉的轰鸣，一杯完美的浓缩咖啡流进了杯子里。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端着咖啡，有些惊讶。

“我测试过它的系统，知道后门程序。”她耸耸肩，笑得像只偷到糖果的猫，“算是职业病吧。”

那天下午，咖啡的苦涩里好像掺了一点甜。

我们就这样熟了起来。从工作聊到电影，从中国菜的做法聊到班加罗尔哪里的街边小吃最正宗。

我发现她不像别的印度同事那样，总是在办公室里大声讲着我听不懂的方言。

她总是安安静静的，英语说得很好听，带着一点柔软的印度口音，像羽毛扫过耳廓。

我们的第一次约会，是我骑着我那辆二手的皇家恩菲尔德摩托车带她去城外。

班加罗尔的交通是一场灾难，到处都是喇叭声、尾气和见缝插针的突突车。

普莉雅坐在我身后，一开始只是礼貌地扶着我的肩膀。一个急刹车后，她惊呼一声，双手紧紧环住了我的腰。

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温热隔着衬衫传过来，那一刻，周围所有的喧嚣都消失了。我闻到了她头发上淡淡的茉莉花香，混合着摩托车的机油味，成了一种让我心跳加速的奇特气味。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屋顶餐厅吃饭，能看到整个城市的灯火。我给她讲我在中国北方的老家，讲冬天的大雪，讲过年时全家人一起包饺子。

她听得很认真，然后轻声说：“我们家乡，最重要的节日是排灯节，家家户户都会点上油灯，迎接好运。”

“那一定很美。”我说。

她看着远处的灯火，眼神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向往和忧愁。

爱情来的时候，什么都挡不住。我们很快就确认了关系。

我喜欢她笑起来的样子，喜欢她偶尔流露出的脆弱，那会让我产生一种强烈的保护欲。

她喜欢我的直接和坦率，她说，和她认识的所有印度男人都不一样。

我们像所有热恋中的情侣一样，腻在一起，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对方身上。

周末我们会去逛凤凰商场，看宝莱坞的歌舞片，或者干脆就在我那间可以看到园区风景的公寓里，我给她做西红柿炒鸡蛋，她给我做玛萨拉咖喱。

有一次，我们躺在沙发上看一部老电影，电影里讲的是一个富家小姐和一个穷小子的爱情故事，受到了家族的百般阻挠。

普莉雅忽然很轻地问我：“李昂，如果我的家庭，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会介意吗？”

我关掉电视，把她搂进怀里，吻了吻她的额头。“什么叫我想象的那样？我什么都没想象。我只知道我喜欢你。”

她在我怀里蹭了蹭，声音更低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国家……情况很复杂。有很多古老的传统，比如，种姓。”

她终于说出了那个词。

我其实对这个词只有模糊的概念，来自于一些新闻报道和书籍。

我知道它是一种森严的社会等级，但我总觉得，那都是发生在偏远农村的陈年旧事了。

在班加罗尔这种“印度硅谷”，人人都在谈论股票、编程和创业，谁还会在乎这个？

“种姓？”我笑了起来，想让气氛轻松一点，“都什么年代了，普莉雅。这就像在中国，你问我家祖上是农民还是地主一样可笑。那都是历史了，翻篇了。”

我捧着她的脸，很认真地对她说：“听着，我爱的是你这个人，是你的聪明，你的善良，你的笑容。不是你身上贴的任何标签。我不在乎你是什么种姓，高也好，低也好，对我来说都一样。”

普莉雅的眼睛里泛起了水光，她用力地点头，把脸埋在我的胸口。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我以为那是感动。

我没有看见她眼神深处一闪而过的、更加浓重的忧虑。她没有告诉我，在印度，种姓从来就不是一张可以轻易撕掉的标签。

它像一个无形的烙印，刻在每个人的骨子里，尤其是在婚丧嫁娶这种最重大的宗族仪式上，它会像幽灵一样显现，展示它狰狞的力量。

她不敢说，她怕吓跑我。她也抱着一丝侥幸，希望我这个“不知者无畏”的外国人，真的能用爱情创造奇迹。

交往一年后，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傍晚，我向她求婚了。没有戒指，没有鲜花，我只是在她给我端来一盘她刚学会做的中式炒面时，抓住了她的手，说：“普莉雅，嫁给我吧。”

她愣住了，然后眼泪就掉了下来，一滴一滴落在炒面上。她哭着点头，那盘炒面，我们俩谁也没吃，后来凉透了。

接下来就是见家长。我有点紧张，特意去买了一套体面的衣服，还准备了一块上好的中国丝绸和一盒茶叶作为礼物。

普莉雅的家在班加罗尔一个老旧的社区，和我们公司所在的高科技园区像是两个世界。

巷子很窄，两边的房子挤在一起，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空气里弥漫着香料、尘土和牛粪混合的味道。

她的父亲，拉杰什，是一个看起来很老实的男人。

皮肤黝黑，背有点驼，手上全是老茧。他看到我时，脸上堆起了热情的笑容，但那笑容有点僵硬。

他接过我手里的礼物，嘴里说着“太客气了”，眼神却在我身上打量，像是在评估一件商品。

普莉雅的母亲则躲在厨房里，只是探出头羞涩地对我笑了一下。

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墙上挂着印度教神祇的画像，旁边是普莉雅从小到大的照片。

席间，拉杰什通过普莉雅的翻译，问了我很多问题。

我的工作，我的收入，我在中国的家庭情况，我打算在印度待多久。

我感觉自己像在参加一场面试，但我理解一个父亲的心情，所以都如实回答了。

让我觉得不舒服的是普莉雅的叔叔，阿米特。他大概五十多岁，身材干瘦，留着浓密的八字胡，眼神锐利得像鹰。

从我进门开始，他就没给过我一个好脸色。他盘腿坐在一个角落里，几乎不说话，只是用一种审视和挑剔的目光盯着我。

偶尔他和拉杰什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快速交谈几句，气氛就会变得有些紧张。

普莉雅一直在中间努力地打圆场，给我夹菜，给我解释那些菜是什么，还讲一些我工作中的趣事来活跃气氛。我能感觉到她的紧张，她的手心一直在出汗。

我以为阿米特只是单纯地不喜欢我这个抢走他侄女的外国人，完全没往别处想。我觉得，只要我表现出足够的诚意和经济实力，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那顿饭，我吃得消化不良。

从普莉雅家出来，我长舒了一口气。

“你爸爸好像不太喜欢我。”我发动摩托车。

“没有，他只是担心我。”普莉雅坐在我身后，声音有点闷，“我叔叔……他那个人比较传统，你别在意。”

“我不在意。”我说，“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都不是问题。”

普莉雅把头靠在我的背上，没有说话。

事情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几天后，普莉雅告诉我，她爸爸同意了我们的婚事。我高兴得把她抱起来转了好几个圈。

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去法院登记结婚，拿到法律上的认可。然后再按照普莉雅家的意愿，举办一场盛大的印度教传统婚礼。

我对她说：“婚礼的钱我来出，全部我来出。我要让你风风光光地嫁给我，让你爸爸放心。”

普莉雅当时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有感动，也有犹豫。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化作一个拥抱。

法院登记很简单，半个小时就搞定了。拿着那张红色的结婚证，我感觉自己像是拥有了全世界。我天真地以为，最难的一关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就是筹备那场传统婚礼。

一场我永远也忘不了的婚礼。

拉杰什很快就给了我一份清单，用圆珠笔写在几张发黄的纸上，密密麻麻。

我让普莉雅给我翻译。那上面罗列了婚礼需要的各种东西和流程，复杂得像一个庞大的工程项目。

比如，婚礼前要举行好几个仪式：涂姜黄仪式、海娜手绘仪式、音乐之夜……每个仪式都需要不同的服装、场地和祭品。

婚礼当天，需要搭建一个华丽的棚屋，叫做“曼达普”。需要请好几个祭司，首席祭司和辅助祭司的价钱还不一样。

清单上还列着要给女方家重要亲属准备的礼物，比如给叔叔阿米特的金戒指，给几个姑妈的纱丽。

最后，还有一笔数目不小的钱，标注着“寺庙捐赠与祭司酬谢”。

我粗略算了一下，总金额远超我的预期，几乎是我大半年的薪水。

“需要这么多吗？”我有点咋舌，“这在我们那儿，都够办一场非常豪华的婚礼了。”

“这是传统，李昂。”普莉雅显得有些为难，“婚礼是家族荣誉的体现，不能太寒酸。而且……我叔叔他们都会看着。”

又是叔叔。我心里有点不快，但看着普莉雅为难的样子，我立刻就心软了。

“行，没问题。”我拍了拍胸脯，“钱不是问题，只要你开心。”

我把钱分批打给了拉杰什。每次打钱，他都会在电话那头用不熟练的英语反复说“谢谢你，谢谢你”，听起来诚惶诚恐。

除了钱，还有各种各样我无法理解的规矩。

他们告诉我，婚礼前一周，我不能吃肉，因为那“不洁净”。

他们告诉我，在某些仪式上，我必须光着脚，哪怕地面很脏。

他们告诉我，见到某些我不认识的长辈，我必须弯腰摸他们的脚，以示尊敬。

我像一个提线木偶，被普莉雅和她的家人摆弄着，努力地学习和配合。我努力说服自己，这是入乡随俗，是尊重她的文化。

但一种烦躁的情绪，还是像潮湿天气里的霉菌，在我心里悄悄蔓延。

叔叔阿米特在这段时间里，像个幽灵一样，频繁地出现在普莉雅家。

我每次去，几乎都能碰到他。他依然不怎么和我说话，只是和拉杰什坐在一边，用我听不懂的语言激烈地争论。

每次他来过之后，拉杰什就会找到我，提出一些新的、更奇怪的要求。

有一次，他愁眉苦脸地告诉我，之前联系好的那位首席祭司，临时说来不了了，需要换一位“地位更高、法力更强”的祭司，当然，价格也贵了一倍。

还有一次，他说婚礼宴席的厨师团队必须更换，因为原来的那个厨师，他所属的社群“不够好”，会让一些尊贵的客人感到不悦。

我终于忍不住了，问普莉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叔叔为什么总是在干涉我们的事？他是不是就是不想我们结婚？”

普莉雅的眼圈红了。“不是的，李昂。你别误会。我叔叔在我们家族里很有威望，他……他只是太保守了，总想把一切都做到最符合传统，免得被社区里的人说闲话。我爸爸压力很大，我们尽量满足他吧，好吗？就这一次。”

又是“就这一次”。这句话，我听了不下十遍。

看着她泫然欲泣的样子，我所有的火气都化成了无奈。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点头，然后继续掏钱。

我感觉自己不像是在办婚礼，而是在填一个无底洞。一个由我无法理解的传统、规矩和人情构成的无底洞。

但我告诉自己，就快结束了。等婚礼结束，我和普莉雅就能开始我们自己的小日子，再也不用理会这些烦人的事情。

婚礼前夜，普莉雅家张灯结彩，挂满了金盏花串和闪烁的彩灯。

亲戚朋友们都来了，院子里搭起了棚子，放着震耳欲聋的印度音乐。女人们聚在一起，展示着她们华丽的纱丽和金饰。男人们则在另一边高谈阔论。

我穿着一套为我量身定做的、绣着金色花纹的白色库尔塔，感觉自己像个蹩脚的宝莱坞演员。

普莉雅的手上和脚上都画满了复杂精美的海娜图案，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新娘礼服，美得让我移不开眼睛。

她把我拉到一个角落，偷偷塞给我一块甜点。

“累吗？”她问。

“有点。”我实话实说。

“明天过后，一切就好了。”她看着我，眼睛里满是期待和歉意。

我看着她美丽的脸，看着周围热闹的景象，心里那点烦躁也散去了。是啊，明天过后，一切就好了。

我以为，我已经用我的诚意和我的钱，摆平了所有障碍。

我真是太天真了。

婚礼当天，天还没亮我就被叫了起来，开始进行各种繁琐的仪式。

我像个木偶一样，被带着在一个临时搭建的祭坛前坐下，一个祭司在我额头上涂抹着各种颜色的糊糊，嘴里念着我完全听不懂的经文。

空气里充满了焚香、酥油和金盏花的混合气味，浓烈得让人头晕。

主要的仪式在中午举行。地点就在院子里那个用竹子和彩布搭建的华丽棚屋——曼达普里。

棚屋中央，一堆圣火正在燃烧，火苗向上蹿动，舔舐着燥热的空气。

我和普莉雅并肩坐在火堆前。她换上了更华丽的红色嫁衣，从头到脚都戴满了金饰，重得让她几乎直不起腰。

我能感觉到她很紧张，放在我膝盖上的手冰冷，还在微微发抖。

我以为她是婚前紧张，便悄悄握住了她的手，想给她一点力量。

首席祭司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年长的婆罗门，白发白须，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色长袍，脸上几乎没有表情。

他坐在我们对面，用一种古老的语言吟唱着经文，不时地往火里添加酥油和谷物，引起一阵噼啪作响的爆裂声。

周围坐满了宾客，几百双眼睛都盯着我们。我注意到，普莉雅的家人表情都异常严肃。

我的岳父拉杰什，更是满头大汗，嘴唇紧紧抿着，眼神不停地往宾客席的某个方向瞟，那是我叔叔阿米特坐的地方。

整个过程漫长而乏味，我几乎要昏昏欲睡。

祭司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绕着圣火走了七圈，互相给对方戴上花环，我还在普莉雅的额发分界处，为她点上了一颗朱砂痣。

我以为仪式快要结束了。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环节。接受首席祭司的祝福，他会将盛在银器里的圣水，用芒果叶洒在我们身上，象征着神明认可我们的结合，并赐予我们纯洁与好运。

我看到旁边场地里，另外两对同时举行婚礼的印度新人，都顺利地接受了祝福。他们的家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和满足的笑容。

终于轮到我们了。

我挺直了背，和普莉雅一起，微微低下头，准备接受祝福。

我能感觉到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

轮到李昂和普莉雅时，那位地位尊贵的首席祭司却放下了手中的器皿，后退了一步，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现场的音乐声瞬间小了下去，所有宾客的目光都聚焦在他们身上。李昂完全懵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种感觉很奇怪，上一秒还是震耳欲聋的喧闹，下一秒，世界就安静了。

只有圣火燃烧的噼啪声，显得格外刺耳。几百双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身上，有好奇，有怜悯，有幸灾乐祸。

我看到首席祭司的嘴唇动了动，对拉杰什说了几句话。拉杰什的腰弯得更低了，几乎要贴到地面上，他不停地点头，脸上是哀求和羞愧的神情。

普莉雅的身体僵住了，我握着她的手，能感觉到她在剧烈地颤抖。我转头看她，她的脸白得像纸，嘴唇被牙齿咬出了血印。

就在这个时候，叔叔阿米特从宾客席上站了起来，他整了整自己的衣服，慢步走到我们面前。

他没有看我，也没有看普莉雅，而是面向所有宾客，用一种不大不小，但足以让所有人都听清楚的音量，用印地语说了一长串话。

他的表情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悲天悯人的意味，仿佛在宣告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我看到周围宾客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然，甚至有些人开始点头，交头接耳。

我像一个闯入陌生剧场的演员，拿着错误的剧本，站在舞台中央，茫然四顾。

我旁边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普莉雅的远房表弟，他大概是全家唯一一个愿意和我主动说话的人。

他凑到我耳边，用一种混合着同情和尴尬的、极低的声音，为我翻译了阿米特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