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与罗荣桓作为东北野战军乃至第四野战军的核心军政搭档，为东北解放、全国解放的军事进程奠定了重要基础。坊间所言二人关系“破裂”，实则并非私人层面的反目成仇，亦无利益纠葛与个人仇怨，而是源于革命工作中军政理念、行事风格、工作方法的根本性分歧。
这种分歧从东北战场的战略战术考量开始萌芽，在南下作战的具体执行中逐渐显现，到建国后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之争中进一步加剧，最终表现为工作层面的渐行渐远。两人的交集始终围绕军队建设与革命战争，所有分歧皆为不同工作思路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碰撞，与私人情感无关。
1945年抗战胜利后，林彪与罗荣桓相继奔赴东北，彼时的东北解放区处于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等“七无”的艰难境地，国民党军依仗美式装备大举进军，我军各路武装力量散杂，尚未形成统一的作战体系。
林彪出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其所有精力皆聚焦于军事指挥，他精于战场态势研判，擅长运动战与战术部署，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主导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以灵活的战术消耗敌军有生力量，避开与强敌的正面硬拼，为我军争取了喘息之机。
罗荣桓则以政治委员的身份，扛起了政工、根据地建设与部队整编的重任，他主导清剿东北各地的日伪残余与土匪，推动土地改革，让东北百姓获得土地，从而建立起坚实的群众基础；同时将散落在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及东北抗日联军残部整编收编，补充兵源、完善建制，让东北的人民武装从最初的十余万人逐步发展为百万大军。
这段时期，两人形成了鲜明的军政互补，林彪的军事指挥需要罗荣桓的政工工作解决兵源、补给与群众支持的问题，罗荣桓的根据地建设也需要军事胜利的保障来稳定局面。他们各司其职，鲜有直接的工作分歧，更多是工作侧重的不同，这种互补成为东北战局从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也为第四野战军的成型奠定了基础。此时的两人，都是为了打开东北的革命局面，只是从军事和政治两个不同的维度推进工作，尚未出现理念层面的对立。
东北战场的战略转折阶段，辽沈战役成为两人分歧的第一个明显节点，核心矛盾集中在“打锦州还是打长春”的战略选择上。林彪因1947年四平攻坚失利的教训，对城市攻坚战始终心存顾虑，他的军事考量始终围绕“战术风险”展开：长春之敌孤立无援，攻坚难度远小于锦州，且不会面临南北夹击的困境，先打长春可稳扎稳打，逐步消耗东北国民党军；
而锦州作为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国民党军布防严密，且葫芦岛方向有援军随时可至，若攻坚锦州，我军极有可能陷入沈阳、锦西敌军的双向夹击，一旦战事胶着，后果不堪设想。基于此，林彪始终倾向于先打长春，甚至在辽沈战役筹备阶段，多次向中央军委提出相关建议。
罗荣桓则从战略全局与政治层面作出判断，他认为东北解放战争的核心是实现“关门打狗”，切断东北国民党军的退路，而打锦州正是实现这一战略的关键。即便葫芦岛有援军，我军亦可抽调兵力进行阻击，只要攻克锦州，东北的国民党军便成瓮中之鳖，东北全境解放的战略目标便能快速实现；
若先打长春，长春之敌极有可能突围，与沈阳、锦州之敌汇合，反而会增加后续作战的难度。当林彪因得知葫芦岛增兵四个师而动摇，向中央军委发报欲回师打长春时，罗荣桓连夜与刘亚楼找到林彪，据理力争，重申打锦州的战略必要性，明确表示“放弃锦州会错失东北解放的最佳时机”。最终，林彪收回了那份电报，与罗、刘联名向中央军委发报，坚定了攻锦的决心。
这次分歧，并非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军事战术与战略全局的考量差异：林彪站在军事指挥员的角度，优先规避战术风险，追求每一场战役的稳妥胜利；罗荣桓则以军政委员的视角，让战术服从于战略，从革命战争的整体进程出发作出选择。两人最终因大局达成一致，但分歧的种子已然埋下，而这种“战术优先”与“战略优先”的差异，也成为后续两人诸多分歧的根源。
此外，在部队日常建设中，两人的侧重也逐渐显现差异：罗荣桓始终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将政工工作视为军队的生命线，要求政工干部深入作战部队，让思想工作贯穿于军事训练与作战的全过程；林彪则更注重军事技术与战术训练，将政工工作的定位更多放在“配合军事作战”上，对纯粹的思想教育与政工制度建设，关注度远不及罗荣桓。
辽沈战役胜利后，第四野战军挥师南下，参加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中南地区，两人的分歧从战略层面延伸到具体的工作执行中。南下过程中，部分部队因长途行军、水土不服出现了纪律松散、脱离群众的问题，甚至有个别官兵出现了侵占群众财物的行为。
罗荣桓得知后，当即主张暂停部分作战部署，对部队进行严厉的纪律整顿，他认为“军队的纪律是政治工作的重要部分，失去群众的支持，军事胜利便失去了根基”，这是革命军队区别于国民党军的根本所在。林彪则对此持不同意见，他更关注作战进度，认为南下作战的核心是快速推进，解放中南各地，纪律问题可待军事任务完成后再集中处理，暂停作战部署整顿纪律，会错失战机，影响整体的军事进程。
这次分歧，本质上是“政治为先”与“军事为先”的理念碰撞。罗荣桓始终将军队的政治属性放在首位，认为军事作战的最终目的是实现革命的政治目标，军队的一切行为都必须符合政治要求；林彪则将军事胜利作为核心目标，认为政治、纪律等工作都应服务于军事作战，不能因非军事因素影响作战进度。最终，部队虽在罗荣桓的坚持下进行了简短的纪律整顿，但两人的理念差异进一步凸显，工作中的沟通也开始出现隔阂。
建国后，两人的工作领域虽同属军队高层，但分歧逐渐从具体工作上升到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层面，渐行渐远的趋势愈发明显。罗荣桓调任总政治部主任后，主导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彼时全军掀起学习苏联建军经验的热潮，部分人主张生搬硬套苏军的“单一首长制”，弱化党委和政工工作的作用。
罗荣桓对此坚决反对，提出了“以我为主”的学习原则，明确表示“苏联的建军经验可以学，但必须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际，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根本，不能动摇”。他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确立了“党委统一的集体的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将党对军队的领导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重视干部的政治素养，强调政工干部与军事干部的平等地位。
林彪此时对军队建设的主张则更偏向军事层面，他对罗荣桓主导的政工制度建设持保留态度，认为部分政工制度过于繁琐，会分散军事训练的精力，影响部队的军事作战能力。在一些军队工作会议上，两人曾就政工工作的定位、军队训练的核心等问题产生直接分歧。
有一次，罗荣桓对林彪提出的一些工作提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其表述不够严谨，建议修改后再公布，林彪半晌沉默，最终虽表示“不好就去掉”，却在罗荣桓尚未说完时便打断会议，拂袖而去。这种独断的行事风格，让两人的工作沟通愈发困难，此后虽同处军队高层，却少有主动的工作协商，各自按照自己的思路推进工作，理念的对立让他们难以再形成东北时期的军政互补。
林彪与罗荣桓的分歧，究其本质，是性格、理念与工作方法的根本差异所致。从性格来看，林彪孤僻寡言，行事独断，不擅于沟通协调，对不同意见往往采取回避或强硬的态度，他的决策更多基于个人的军事研判，很少进行集体讨论；罗荣桓则宽厚沉稳，坚持原则，注重集体决策，对工作中的不同看法会据理力争，行事务实且兼顾各方，他的每一项决策都需要考虑政治、军事、群众等多方面的因素。
从核心理念来看，林彪是纯粹的军事指挥员，其所有工作的出发点都是军事胜利，认为军事是革命的核心，政治、后勤、政工都是配合军事的手段；
罗荣桓则是军政兼备的指挥员，他始终认为军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作战必须服从于政治目标，政工工作是军事胜利的根本保障，二者不可偏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政治方向的正确性比战术胜利更重要。
从工作方法来看，林彪习惯于集中精力抓核心工作，对军事之外的政工、后勤等工作多是放手让下属处理，甚至有所忽视；罗荣桓则强调“军政工一体化”，要求各项工作协调推进，军事指挥、政工建设、后勤保障缺一不可，任何一项工作的缺失都会影响整体的革命进程。
值得明确的是，两人的关系从未真正“破裂”，所谓的破裂，只是外界对他们工作分歧的主观解读。即便理念存在诸多差异，两人始终以革命大局为重，在东北战场、南下作战等关键历史阶段，都能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达成一致，从未因分歧而影响军事任务的完成。罗荣桓晚年病重，林彪虽与他有工作上的隔阂，却也始终认可其政工工作的能力；1963年罗荣桓逝世，林彪亦出席了追悼会，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两人之间并无私人仇怨。
林彪与罗荣桓的关系演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军政关系的一个典型缩影。从东北初期的军政互补、并肩作战，到后续的战略分歧、理念相悖，再到建国后的渐行渐远，核心是“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解读。
林彪的军事指挥才能，让第四野战军在历次战役中屡建奇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罗荣桓的政工建设能力，让人民军队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政治方向，牢牢扎根于群众之中，成为一支有信仰、有纪律的革命武装。他们的分歧，并非个人利益之争，而是革命队伍中不同类型的指挥员，在军事作战与军队建设中，不同工作思路的正常碰撞。
客观看待这段历史，无需对两人的分歧进行褒贬评判，只需明确：在革命战争的不同阶段，军事与政治都是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战术的稳妥与战略的全局，军事的胜利与政治的坚守，始终是相辅相成的。林彪与罗荣桓虽因思路不同而渐行渐远，但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付出了努力，这是历史无法抹去的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