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的一个清晨，广州东风路办公楼里灯火未灭。作战值班员记下最后一条电话记录，抬头瞧见会议室门敞着，“刘政委刚走，指示明白了吗？”他点点头，心里却嘀咕：大军区牌匾上第一政委写的是韦国清，将事情拍板的却是第二政委刘兴元，这事到底谁说了算？
不少老兵回忆这段岁月时，都把它称作“职务排序最拧巴的几年”。按条令，第一政委坐镇军区，对党委既管方向又管干部；但当时的广州军区，刘兴元兼任党委第一书记，他手里还握着广东省革委会主任的地方权力，而韦国清常年在广西主持自治区党委工作。这种“一号挂职、二号主事”的格局，在全军并不多见。
要弄清这层关系，得先看看政治委员在解放军序列中的含义。建军之初，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并列，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到1955年后，军区普遍设司令员、第一政委、第二政委，一般情况下，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却偏偏错了位——因为韦国清还有更重的担子。
韦国清1913年生，1955年授上将，1956年任广西省长、第一书记，从南宁到梧州都留下他的足迹。1966年“支左”命令一下，他被中央点名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任务是稳定两广部队思想。可自治区事关边疆民族团结，他几乎每月只抽三五天去广州主持要务，更多时候通过电话、加急电报传达意见。
于是，实控军区事务的帽子自然落到刘兴元头上。刘兴元1913年生，务实强悍，早年跟随刘伯承在川北打游击，一口川味普通话里夹着军人的利落。1967年，他被任命为广州军区第二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不仅如此，他还是广东省革委会主任，等于一人肩挑“军”与“政”双重担。
一次党委扩大会上，韦国清从南宁空运抵穗，还没落座就听刘兴元汇报部队接管地方工矿的进度。韦国清插言：“这事你们决定，我同意原则，细节你看着办。”刘兴元爽快应声：“收到！”会后干部们私下感慨：“谁是一把手，用不着名字顺序，看谁天天在办公室就明白。”
这种安排源于中央当年的整体布局。1967年前后，各大军区主要领导都被抽调去地方出任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是江苏“老大”，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掌沈阳三省，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坐镇福建。相比之下，广州军区的特别之处在于地方与军区分拆：广西归韦国清，广东归刘兴元，两广同时支左，职责却不同。
有意思的是，军队内部对这种“分灶吃饭”并不排斥。参谋长出差前，一张批示往往出现两枚印章：一枚“韦国清”，一枚“刘兴元”。遇到重大调动、任免，电报先发南宁，再交刘兴元签署实施，程序堪称双保险。对外口径统一，对内分工明确，倒也运转顺畅。
1972年夏，格局忽然生变。四川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恢复生产秩序，中央点将刘兴元西进。他同时被任命为成都军区政委、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一跃成为“军、党、政、革”四块牌子集中于一身的重量级人物。广州军区缺口由丁盛补上，但丁盛只当了两年党委第一书记就因其他原因离任，军区高层再次换防。
再把目光拉回韦国清。1976年，他终于离开工作了整整二十年的广西，南下广州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并继续保持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的双头衔。此时的他已年过花甲，却依旧精力旺盛，常在深夜批阅文件，给干部写下密密麻麻的批注。用身边警卫的话说，“韦老总讲话慢条斯理，落笔却雷厉风行。”
1977年底，军队政治工作需要老资格压阵，韦国清被调进总政治部主持日常。翌年，总政迈进改革的门槛，他在干部部的事务上颇下功夫，主张给战功突出的基层军官更多上升通道。1982年，他按照中央干部年轻化的方针退居二线，结束近半个世纪的行伍生涯。
这段双政委并存的插曲虽然短暂，却昭示了“非常时期，非常机制”的一种尝试。军队需要稳定，地方需要管理，一线权责就得因地制宜地重新分配。倘若硬套常规框架，广州军区可能难以应付两广当时的复杂局势；而让刘兴元掌实务、韦国清管方向，既保留了中央赋予的政治权威，也确保了具体决策有人拍板，因而在实践中跑通了。二人配合时虽偶有分歧，却总能以一句“执行中央精神”为准绳，矛盾通常不过夜。
试想一下，如果那几年里没有这样一套灵活的指挥链，广东、广西会不会在经济和社会秩序上遭遇更大的波动？档案不会给出直接答案，但从随后逐步恢复的工农业产值、兵员教育的稳步推进，多少可以看出这套安排的现实效果。
多年后，老干部在茶会上谈及当年的“双政委制”，总爱半开玩笑：“头衔重要，但关键看谁守在电话旁。”一句大白话，道尽了那段历史的微妙与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