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时钟拨回到1980年,济南军区换了把“一把手”。

这位新上任的司令员叫饶守坤,那时候岁数可不小了,眼瞅着奔七十去。

这事儿在当时,懂行的人都觉得挺稀罕。

要知道,那个年头能坐镇大军区的,档案袋里基本都装着一份硬邦邦的资历——“走过长征”。

红军主力那两万五千里,既是鬼门关,也是试金石。

没经过那番锤炼的,要么是留守打游击的,要么是半道儿参加革命的,底子看着总归没那么厚实。

可饶守坤偏偏就是个例外,他没走过长征。

其实这种例外也不是独一份,名气更大的叶飞也没走过。

早在1955年,叶飞就已经是福州军区的开山司令了。

这两位老将,当年都是新四军刚挂牌子时的团级干部。

这就让人琢磨不透了:既然没赶上长征这趟“直通车”,他俩凭啥能弯道超车,最后还能独当一面?

说白了,这哪是什么运气好,分明是一场关于“本钱”和“抉择”的生死赌局。

咱们先把目光聚焦到新四军刚成立那会儿。

那时候家底真不厚。

把南方八个省的红军游击队拢一块儿,编成新四军,总共也就四个支队,底下管着10个团。

这10个团长,名头听着不如支队司令响亮,可你要是翻翻他们的老底,那含金量简直吓人。

他们带的兵,那可不是刚放下锄头的生瓜蛋子,那是红军主力转移后,在南方深山老林里钻了整整三年,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活下来的老兵油子。

但这10把交椅,那是真不好坐。

咱们来盘盘道。

当年的环境恶劣得没法形容,坐在这个位置上,得过三道鬼门关:要么战死沙场,要么被自己人误伤,要么守不住底线变节。

能不能闯过去,直接决定了你以后能站多高。

头一道关:战死。

这玩意儿不光看命,还得看你怎么打。

新四军在敌后,那是真刀真枪跟鬼子拼。

9团的团长顾士多,打仗那叫一个猛,可惜最后在抗日战场上把血流干了。

2团的团长张正坤,躲过了鬼子的扫荡,却没躲过“友军”背后的黑枪,在皖南事变里丢了性命。

人只要一没,资历再老也得清零。

第二道关:变节。

这里有个反面典型——7团的团长杨克志。

这人本来也是员猛将,跟着高敬亭出生入死。

按说三年游击战那种苦都吃下来了,骨头应该是最硬的。

可人心隔肚皮,环境一复杂,信仰塌方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他最后没扛住,叛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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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光是他个人的丑事,也说明了当时当那个“团长”有多难——你既要跟鬼子拼命,又要防着国民党顽固派,最难的是还得跟自己心里的动摇做斗争。

在这种残酷的“淘汰赛”里,叶飞和饶守坤能杀出重围,就显得特别有本事。

他俩到底哪儿做对了?

先瞅瞅叶飞。

叶飞这背景挺特殊,算得上“半个洋侨”。

老家福建南安,生在菲律宾,后来回国读书受了进步思想熏陶才干的革命。

他没走长征,是因为当时他在闽东走不开。

主力红军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带着队伍在闽东根据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

这三年咋过来的?

那是真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九死一生”。

抗战一爆发,新四军一整编,叶飞拿到了关键的入场券——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团长。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叶飞做了一个极其聪明的决定,完成了“转型”。

好多游击队出身的指挥员,习惯了钻山沟打冷枪,一碰到正规的大兵团作战就抓瞎。

可叶飞不一样,他脑子转得快,迅速从“游击队长”变成了“野战悍将”。

后来他成了粟裕手下的“三剑客”之一。

在华东战场,从纵队司令干到兵团司令,这说明啥?

说明人家业务能力过硬,几十万人的大仗照样指挥得得心应手。

建国后,叶飞的仕途上有个微妙的拐点。

1955年军区改制,叶飞顺理成章当了福州军区头一任司令。

可也就过了一年,风向变了。

韩先楚来了,接了司令员的位子。

叶飞转头去当专职政委。

要是换个心眼小的,估计得觉得这是被“削权”了。

可你要是站在高处看,这其实是一步高棋。

韩先楚是谁?

那是著名的“旋风司令”,天生就是为了打仗生的。

叶飞呢?

他不光会打仗,还是福建党政军的一把手,地方上的事儿门儿清。

当时的福建是对台最前线,既要随时准备打仗,又要搞建设。

让韩先楚专心盯着枪杆子,让叶飞腾出手来抓地方和政治工作,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

叶飞二话没说就接受了。

这笔账他心里跟明镜似的:只有把福建的民生和政权稳住了,前线的仗才有底气。

这种识大体的格局,才是他能一直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

再来看看饶守坤。

饶守坤起家跟方志敏关系匪浅。

1930年,方志敏在赣东北搞农民运动,年轻的饶守坤就跟着队伍走了。

他和叶飞一样,也是个“留守派”。

红军主力走了,他在闽东北的山沟沟里跟敌人周旋了三年。

抗战一开始,他拿到的入场券是——新四军第3支队5团团长。

饶守坤这辈子的路,透着另一股子聪明劲儿:特别能“凑合”,是个多面手。

你看他这一路换的岗:

先是干团长,然后去江北指挥部当营长兼政委,紧接着又是副团长、团长。

皖南事变一过,他又成了2师13团团长,后来还干过军分区副司令兼参谋长。

到了解放战争,他是师长、副军长。

这一连串眼花缭乱的调动,说明啥?

说明这人“好使”。

哪儿缺人,哪儿有硬骨头,组织上就把他往哪儿搬。

带兵、参谋、政治工作,他样样拿得起放得下。

新中国一成立,饶守坤又来了个大跨界——从旱鸭子变成了水兵。

他先后当过华东军区海军第7舰队司令员、吴淞要塞区司令员、淞沪基地司令员。

从钻山沟的“土八路”,到指挥现代军舰的司令员,这跨度大得没边了。

但这正是饶守坤的厉害之处——他不挑肥拣瘦,而且干一行像一行。

当然,他这一辈子也不是顺风顺水。

特殊时期,饶守坤也挨了整,被迫靠边站。

这时候,考验的就不是你会不会打仗了,而是看你能不能“熬”。

结果他硬是熬过来了。

复出后,接着回海军干。

直到1980年,一纸调令让他去济南军区当司令。

那会儿他确实老了,但这恰恰说明组织对他那是绝对放心。

在那个新老交替的关键档口,就需要这么一位资历深、镇得住场子、又经得起风浪的老将来压阵。

回过头来看这段往事,新四军那10个团长,就像是撒在暴风雨里的10颗种子。

有的被风给折断了,像张正坤、顾士多;有的自己烂在了泥里,像杨克志。

而叶飞和饶守坤,他们没去走那条闻名天下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可他们在南方的深山老林里,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心路”。

他们用一辈子证明了个理儿:

起点在哪儿确实重要,但比这个更要劲的,是在每一个要命的岔路口,都咬着牙做出了那个最难、但也最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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