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那边曾有个大人物叫袁守谦，坐过“中央评议会主席”的交椅。
这人看对手眼光很毒，他曾经指着一支共军部队，撂下过一句分量极重的话：“这绝对是共军里最难啃的一块骨头。”
被他点名的这支队伍，就是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第4师，后来的解放军第21军61师。
人们常说“彪悍”就是不要命。
可如果在战场上光凭一腔热血去送死，那叫鲁莽。
真正让袁守谦心里发毛的，恐怕不是这群人冲锋起来有多猛，而是他们的指挥官在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时候，心里的算盘还能打得比谁都精。
把时间拨回到1949年11月，舟山群岛的登步岛，就摆着这么一盘看一眼都让人头疼的死棋。
那会儿，金门那边的败仗刚过去没多久，三野正憋着劲要拿舟山群岛开刀。
61师领命去攻登步岛。
师长胡炜手里的牌烂透了：孤悬海外，老天爷还不作美，风向潮汐不对，后续援兵根本上不来。
反观国民党军那边，简直是发了疯地往岛上填人。
对手的增援不是几百几百的来，是整建制的第67军、第87军，一船一船地往岸上送。
天上飞机轰隆隆地炸，海里军舰咣咣地轰。
熬到11月5日，岛上的账已经很明朗了：61师在岛上满打满算只有5个营，对面却攒了6个多团，还掌握着海空绝对控制权。
这时候，摆在胡炜面前的就两条路。
第一条：硬顶。
像以前那样，为了个“面子”死磕到底。
毕竟金门刚输，这边要是再撤，脸上确实挂不住。
再说，没有上头点头，私自撤退可是要掉脑袋的。
第二条：跑。
但这比打仗更需要胆量。
背后就是大海，敌人眼皮子底下，稍有不慎就是全军覆没，金门的悲剧就会重演。
胡炜心里这笔账算得很透：敌众我寡，悬殊太大，手里已经没筹码了。
非要硬碰硬，这5个营的精锐全都得交代在这儿，最后岛还是守不住。
想给部队留点种子，唯一的出路就是撤。
可怎么在敌人眼皮底下玩消失？
这才是见真章的时候。
换一般人，肯定想着趁天黑偷偷摸摸溜走。
胡炜偏不，他来了个“反弹琵琶”。
他下了一道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的命令：182团、183团各挑出一个营，组建敢死小分队，带上司号员，天一黑就开始“进攻”。
冲锋号吹得震天响，那架势仿佛要把敌人撕碎。
国民党军那边直接被打蒙了。
按常理推断，共军搞出这么大动静，肯定是夜间总攻开始了。
既然是总攻，那就不可能跑。
于是，国民党军一个个缩回地堡，对着黑夜胡乱开枪，谁也不敢探头。
就在敌人被吓得瑟瑟发抖的这一夜，胡炜指挥了一场堪称艺术的撤退。
撤退的顺序那是相当讲究：先运伤员、烈士遗体，顺带捎上抓来的400多号俘虏；接着是机关干部和主力部队；最后才是那几个负责演戏、搞佯攻的小分队。
等到11月6日凌晨1点，最后一名战士跳上回桃花岛的船，国民党军的大炮还在对着空荡荡的阵地狂轰滥炸。
这一仗，岛虽然没拿下来，但61师付出了1487人的伤亡，却换掉了敌人3396人，还顺手干掉一个团长，打伤三个。
最关键的是，彻底打破了敌人想制造“第二个金门”的幻想。
能打胜仗不稀奇，能在这种死局里全身而退，那才叫真正的“彪悍”。
这支部队的这股子狠劲，那是刻在骨子里的。
他们的老底子是大别山的红28军。
那是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在大山里跟敌人周旋了三年的硬茬子。
这支队伍里有三个响当当的“红军团”，各有各的绝活。
181团，前身是红218团，外号“金刚钻团”，专门揽那种谁都不敢接的瓷器活，攻坚那是拿手好戏。
182团，前身是鄂东北独立团，人送外号“铁锤子团”，特点就是头铁，敢跟敌人硬碰硬。
183团，也就是后来的“钢铁团”，虽然成立晚点，但底子是红军连队，守得住，攻得进。
这种基因，在1946年7月的朝阳集战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那是解放战争刚开始，陈毅带着山东野战军南下淮北的第一战。
对手是国民党整编69师92旅，清一色的美式装备。
当时的野战军还没怎么打过这种整建制的歼灭战。
怎么搞？
陈毅把主攻的重任交给了最能打的4旅（也就是后来的61师）。
这一仗，4旅给所有人演示了什么叫“生吞活剥”。
敌人占着朝阳集周围18个高地，火力网密得连只苍蝇都飞不过去。
4旅的打法很野：白天跟你耗，晚上往死里打。
最惨烈的争夺战发生在凤凰山。
那是制高点，敌人一个连守在那儿，4挺重机枪交叉扫射。
12团冲了几次都被打回来了。
咋办？
继续拿人命填吗？
旅首长脑子转得快，立马调整战术：正面牵制，侧翼突袭。
调10团3营从东北方向策应，12团从东南再次猛攻。
战士们顶着枪林弹雨，简直是把命豁出去在冲。
激战一个小时，硬生生把这个硬骨头给啃了下来。
这一仗打完，国民党整编92旅等部5000多人一个没跑掉，连少将副旅长在内的2600多人都当了俘虏。
陈毅乐坏了，当场赋诗一首《淮北初战歼蒋军92旅》。
这不仅仅是一场胜利，更是给全军打了一针强心剂：别看敌人拿着美式装备，照样能一口吃掉。
但这股子“彪悍”，不光体现在进攻上，更体现在绝境中的忍耐力。
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遇到了大麻烦。
这就是著名的“七月分兵”，南麻、临朐两仗都没打好。
特别是临朐战役里的三岔店阻击战，4师（61师前身）简直是苦到了极点。
当时的情况是：我军主力正围着临朐打，国民党军好几个整编师像疯狗一样往北扑。
陈毅给2纵司令员韦国清下了死命令：“临朐这仗能不能赢，全看4师能不能把援兵挡住！”
这活儿太难接了。
4师刚从南麻撤下来，气还没喘匀，也没补充兵员，好多连队就剩三四十号人。
老天爷还跟着捣乱，连着几天大暴雨，战士们泡在泥水里，很多人鞋都跑丢了，脚板被乱石扎得稀烂。
而他们对面，是整整7个旅轮番轰炸。
熬到7月27日，形势危急。
陈毅亲自把电话打到师政委高志荣那儿：“大家都是党员，大局为重，哪怕拼光了，也要再钉在阵地上三天。”
拿什么守？
看看10团5连2排，守南横岭南侧无名高地。
副连长赵庆余手底下就剩23个人，对面是一个多团的兵力在冲锋。
这时候谈战术已经没意义了，拼的就是谁骨头硬。
子弹打光了，就搬石头砸，用枪托抡。
最后阵地上活着的就剩赵庆余和一个伤员。
赵庆余没退半步，手里攥着最后两颗手榴弹，纵身跳进敌群，跟敌人同归于尽。
这就是“红军师”的成色。
他们在泥水里泡了六天六夜，像钉子一样扎在阵地上，硬是把敌人的疯狂进攻给顶了回去。
不过，战争这东西充满了遗憾和意外。
有时候，过于“勇猛”的作风，也会让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1948年3月的益林战役，就是个让人揪心的例子。
那是一场攻坚战，2纵集中主力围攻苏北重镇益林。
守敌是整编51师113旅，工事修得极其刁钻，大碉堡套小地堡，大圈套小圈。
3月17日，战斗打到了白热化。
4师和5师分头往里突。
在准备会攻东圩子的时候，出了个岔子。
4师师长殷绍礼是个典型的“前线派”指挥官，不亲自看地形不放心。
出发前，他特意问友军5师：“镇南河边那个桥头堡拿下来没？”
5师的人回得很干脆：“早拿下来了。”
听了这话，殷绍礼带着政治部主任胡炜，放心地摸到了最前沿。
谁知道，那个桥头堡里的敌人根本没死绝，刚才炮击的时候装死没吭声。
5师的副营长判断失误，层层上报，结果成了“已攻克”。
当殷绍礼走到河边，冷枪响了。
这位身经百战的师长，头部中弹，当场牺牲。
这个代价实在太沉重了。
师长的牺牲，把4师所有人的眼睛都杀红了。
这一仗的结局是毁灭性的。
18日下午5点总攻开始，每一发炮弹都带着复仇的怒火。
11团1连的9班，只用了15分钟就撕开了两道防线，端掉了4个地堡群。
最后，益林守敌6000多人被一网打尽，敌旅长王匡化装想跑，结果被活捉。
但这场胜利背后，是包括师长殷绍礼在内的2000多名指战员的伤亡。
这笔账，是用血写出来的。
从大别山一路走来，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后来的抗美援朝。
这支部队确实像袁守谦说的那样，是一支“最硬”的部队。
这种彪悍，不是无脑冲锋。
是在朝阳集，敢一口吞掉美械旅的胃口；
是在三岔店，剩最后一个人也要拉垫背的骨气；
是在登步岛，敢在敌人眼皮底下玩撤退的冷静；
也是在益林，为了复仇爆发出的惊人战斗力。
七十多年南征北战，这支部队走出了徐海东、胡炜等上百位高级将领。
1985年，该师被正式确认为“红军师”。
历史反复证明，能被称为“英雄部队”的，不光要能打胜仗，更要在无论是进攻、防守还是撤退的每一个生死关头，都能把大局这笔账算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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