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军人养育日本女俘成婚，33 年后揭开妻子特殊身世

参考来源：《中国远征军历史档案》《中日关系史料集》及相关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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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春天，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长江之滨。

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进这座千年古镇，在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停下。车门打开，几位穿着中山装的工作人员走下车来，手里拿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

镇上的居民很少见到这样的场面。白沙镇虽然在历史上曾是川东水路要津，但此时已经是一个普通的江边小镇。工作人员向路人打听一个叫莫元惠的女人，说她可能住在镇子里。

消息很快传开了。当天下午，刘运达从山上拉条石回来，听说有人来找他的妻子。他心里一紧，这些年来，他最担心的就是妻子的日本人身份会给家里带来麻烦。

工作人员找到刘运达家时，莫元惠正在院子里晾晒衣服。

当被问及是否就是来自日本金泽市的大宫静子时，这个在白沙镇生活了33年的女人，手里的衣服掉在了地上。她的脸色变得苍白，嘴唇颤抖着，却说不出话来。

33年前缅甸战场上的那次相遇，33年间在白沙镇的平凡生活，以及一个被深藏的秘密，都在这一刻涌上心头。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秘密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加惊人的真相。

【第一节：战火中的相遇】

时间回到1943年。这一年，太平洋战争进入关键阶段，日军在各个战场连连失利。随着战事的扩大，日本国内兵力严重不足，医疗人员更是极度匮乏。

日本政府开始在国内大规模征召医护人员，许多还未毕业的医科学生被强制征召入伍。

大宫静子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征召的。她1926年出生在日本石川县金泽市，家境殷实。

父亲大宫义雄在当地经商，生意做得不错，家里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宫静子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从小受到父母的疼爱。

1943年，17岁的大宫静子刚从广岛女校护理专业毕业。按照她的人生规划，毕业后应该是在本地的医院工作，或者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

但战争打乱了一切。征兵令下达后，大宫义雄虽然不舍，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他也无法阻止女儿被征召。临行前，他给女儿准备了一些随身物品，反复叮嘱她要照顾好自己。

大宫静子先被送到上海，在那里进行了短期培训。1944年初，她随部队辗转到达缅甸拉因公地区，被分配到一所日军战地医院工作。

缅甸的战地医院条件极其艰苦。医院设在一座破旧的建筑里，缺乏基本的医疗设备和药品。大宫静子每天要照顾几十名伤员，工作强度极大。

她从未见过如此惨烈的景象——断肢、血肉模糊的伤口、伤员的哀嚎声充斥着整个医院。这些景象让这个从小生活优渥的女孩第一次真正看到了战争的残酷。

随着战局的恶化，从前线送回来的伤员越来越多。医院里的物资却越来越少，许多伤员因为缺乏药品而死去。

大宫静子眼睁睁看着那些年轻的生命在痛苦中消逝，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她开始怀疑这场战争的意义，但这种想法在当时是不能说出口的。

1945年3月，中国远征军第50师在缅甸境内发起攻势。拉因公地区成为战斗的焦点之一。远征军的攻势凌厉，日军节节败退。大宫静子所在的战地医院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驻守拉因公的日军少佐田光崛川下令将医院转移到后山的山洞里。

那是一个阴冷潮湿的地方，伤员们被抬进去后，连翻身都很困难。对于那些伤势过重、无法行走的伤员，田光崛川下达了"玉碎"的命令——要求他们自杀殉国。

大宫静子目睹了这一切，内心充满了恐惧和绝望。她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如何。就在这时，田光崛川把她叫到一边，告诉她可以下山投降。

多年后，有人推测田光崛川之所以让大宫静子活下来，可能是因为她年轻，还有医护技能，投降后可能不会被处决。

1945年3月的一个下午，中国远征军包围了拉因公地区的日军阵地。经过激烈的战斗，日军被歼灭，只有少数人成为俘虏。

大宫静子从山洞里走出来时，举着双手，浑身发抖。她看到中国士兵端着枪指着自己，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被枪毙了。

远征军201团的士兵们看到这个年轻的日本女护士，有人想立即处决她，有人想先审问一番。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就在这时，一个四川口音的军官走了过来。他就是刘运达，时年25岁，在部队里担任连长职务。刘运达看到大宫静子时，注意到她身上穿的是护士服，身上没有武器，判断她应该是医护人员。

当天晚上，部队开会讨论如何处置俘虏。团长乔明固倾向于将这些俘虏就地处决，以免押送途中出现麻烦。俘虏中有十几个人，包括几名伤兵和大宫静子这样的医护人员。

刘运达在会上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根据国际公约，应该优待俘虏，尤其是医护人员和伤员。而且，部队里也缺医护人员，这些日本医护人员可以留下来帮忙救治伤员。

乔明固考虑到刘运达说的有道理，同意暂时保留这些俘虏的性命，但要求严加看管。刘运达自告奋勇，表示愿意负责看管这批俘虏，特别是那个年轻的女护士。

大宫静子当时并不知道自己逃过了一劫。她和其他俘虏被集中在一个临时搭建的棚子里，由几个士兵看守。她不会说中文，无法和看守交流，只能蜷缩在角落里，内心充满恐惧。

接下来的日子里，大宫静子的处境并不好。一些士兵对日本人充满仇恨，会故意刁难她。有时候送来的饭菜很少，有时候连水都喝不上。

大宫静子心里想着逃跑，但她知道自己根本跑不了——周围都是陌生的环境，语言不通，一个人根本无法生存。

就在大宫静子最绝望的时候，她再次见到了那个四川口音的军官。刘运达开始经常来看俘虏的情况，给他们送些食物和水。他还尝试用简单的手势和大宫静子交流，询问她的身体状况。

大宫静子起初对刘运达充满戒心，担心他不怀好意。但随着接触的增多，她发现刘运达并没有恶意，只是出于人道主义关心她的生活。这让在绝境中的大宫静子感到了一丝温暖。

有一次，大宫静子趁看守不注意，试图逃跑。她在丛林里跑了没多远就被抓了回来。乔明固得知此事后大怒，认为这个日本女俘虏太不老实，决定将她处决，以儆效尤。

刘运达再次为大宫静子求情。他向乔明固保证，如果再给大宫静子一次机会，她一定不会再逃跑。他愿意用自己的军职担保。

乔明固看在刘运达的面子上，再次网开一面，但警告说如果大宫静子再犯，不但要处决她，刘运达也要受到处分。

从那以后，刘运达加强了对大宫静子的看管，几乎是形影不离。他开始教大宫静子说简单的中文，大宫静子也教刘运达几句日语。两人之间的交流逐渐多了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刘运达了解到大宫静子的一些情况——她是被强制征召来的，她的家在日本金泽市，她还有父母和兄弟。

大宫静子也了解到刘运达是四川人，参加远征军已经三年多了，家里还有年迈的母亲。

随着了解的加深，两个来自不同国家、原本是敌对关系的年轻人，开始对彼此产生了微妙的感情。

大宫静子发现刘运达是个善良、正直的人，虽然他们是敌对关系，但他并没有因此虐待自己。刘运达也发现大宫静子并不是那种凶残的侵略者，她只是一个被战争裹挟的普通女孩。

部队在缅甸境内继续作战和移动。大宫静子跟随部队一起行进，她的身份也从俘虏逐渐转变为医护人员。

她开始帮助部队救治伤员，运用自己学到的医护知识为伤病员包扎伤口、清洗伤口。她的医疗技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士兵们对她的态度也逐渐改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时，大宫静子正在为一名伤员换药。她听到这个消息后，手里的纱布掉在了地上。战争终于结束了，但她的未来在哪里呢。

战败的日军人员陆续被遣返日本。大宫静子也接到了可以回国的通知。但就在要登船回日本的前一天，她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她选择留下来。

【第二节：从俘虏到妻子】

大宫静子做出这个决定时，内心经历了激烈的斗争。

回到日本，她可以和家人团聚，回到熟悉的环境。但留在中国，意味着要面对完全陌生的生活，而且作为日本人的身份，在战后的中国会面临很多困难。

最终让她做出决定的，是刘运达。在战场上相处的这段时间里，刘运达给了她生命中最黑暗时期的温暖和保护。她对这个中国军人产生了依恋，甚至可以说是爱情。

刘运达得知大宫静子决定留下后，既惊讶又感动。他向部队的上级申请，希望能和大宫静子结婚。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中国军人娶日本战俘为妻，会引起很多争议。

但刘运达的上级了解他的为人，也看到了大宫静子在部队医疗队的表现。经过慎重考虑，上级同意了刘运达的请求。1945年11月，在越南河内，刘运达和大宫静子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婚礼非常简朴，没有婚纱，没有礼服，只有几个战友作为见证人。刘运达给大宫静子戴上了一个用铜丝做的戒指，那是他自己动手做的。大宫静子接过戒指时，眼里噙着泪水。

婚后不久，部队开始陆续遣散。1946年初，刘运达带着大宫静子踏上了回乡的路。

从缅甸到四川，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他们先坐船，后坐汽车，有时候还要步行。一路上历经艰辛，花了一个多月才到达刘运达的家乡。

在出发前，刘运达给大宫静子办了中国国籍，并且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莫元惠。"莫"是刘运达母亲的姓，"元惠"则有"恩惠"的意思，寄托了刘运达对妻子的感情。

刘运达的家在当时还属于四川省的江津县白沙镇。白沙镇位于长江边，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镇子不大，但因为地处长江水道要冲，历史上曾经相当繁荣。

回到家乡后，刘运达带着莫元惠去见自己的母亲。老人家看到儿子平安归来，非常高兴。但当得知儿媳妇是日本人时，老人的脸色变了。她想起战争期间的种种，对日本人充满了敌意。

刘运达向母亲解释了莫元惠的情况，说她是被迫参战的，人很善良，还会医术。老人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接纳了这个异国媳妇。她告诉刘运达，既然娶回来了，就要好好待人家。

莫元惠初到白沙镇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她不会说四川话，听不懂当地人的话，也说不出自己的想法。镇上的人对这个日本女人充满了好奇和疑虑，有人指指点点，有人冷眼相待。

莫元惠没有退缩。她开始学习四川话，学习如何做农活，学习如何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生活。刘运达的母亲虽然起初有些抵触，但看到莫元惠的努力，也开始教她一些家务活。

学习四川话是最大的挑战。四川话对莫元惠来说，完全是陌生的语言。她从最简单的词汇开始学起，每天跟着婆婆和丈夫练习发音。

她的舌头不习惯四川话的声调，经常说错，引得家人哄堂大笑。但莫元惠不气馁，一遍又一遍地练习。

几个月后，莫元惠已经能说一些简单的四川话了。虽然发音还不太标准，但已经能和邻居们进行简单的交流。

镇上的人发现，这个日本女人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可怕，她很勤劳，对人有礼貌，慢慢地也就接受了她。

刘运达在镇上做采石的工作。白沙镇后面有座山叫大旗山，山上盛产条石。这些条石质地坚硬，是建房修路的好材料。

刘运达和一些镇上的男人一起，在山上开采条石，然后用板车拉到镇上，卖给需要的人。

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采石要用锤子和钢钎，一锤一锤地凿，一天下来手上都是血泡。

开采出来的条石很重，一块条石就有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用板车从山上往下拉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山路陡峭，稍不注意就会翻车。

莫元惠看到丈夫工作那么辛苦，心里很难过。她想帮忙，但自己的力气太小，帮不上什么忙。她能做的，就是把家里的事情料理好，让丈夫回家后能吃上热饭，有个舒适的休息环境。

莫元惠很快怀孕了。1947年，她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刘崇富。刘运达的母亲看到孙子出生，非常高兴，对莫元惠的态度也更好了。

生孩子对莫元惠来说是一次考验。她在日本学的是护理，但自己生孩子还是第一次。

好在镇上有经验丰富的接生婆，莫元惠顺利地生下了儿子。坐月子期间，婆婆按照当地的习俗照顾她，给她炖鸡汤、做鸡蛋羹补身体。

有了孩子后，莫元惠的生活更加忙碌了。她要照顾孩子，还要操持家务，有时候还要下地干活。白沙镇的生活虽然清贫，但也有温馨的时刻。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孩子咿咿呀呀地学说话，婆婆教她做四川菜，这些日常的片段构成了莫元惠在白沙镇的生活。

1949年，莫元惠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还是男孩，取名刘崇义。两个孩子的出生，让这个家庭更加热闹。

刘运达的母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莫元惠既要照顾两个孩子，又要照顾婆婆，还要帮丈夫分担家务，一天忙得团团转。

1951年，莫元惠又生下了第三个孩子，这次是个女儿。有了女儿后，婆婆很高兴，说这下儿女双全了。

莫元惠看着三个孩子，心里既欣慰又感到责任重大。她要把这三个孩子养大成人，这对她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第三节：白沙镇的岁月】

20世纪50年代的白沙镇，仍保留着传统古镇的风貌。镇子沿长江而建，依山傍水。老街用青石板铺成，两旁是木结构的房屋，有些房屋建在江边，底层用木柱支撑，形成吊脚楼的格局。

刘运达一家住在镇上的一处老房子里。房子是木结构的，有些年头了，但还算结实。

房子不大，只有三间房，一家五口人加上刘运达的母亲，住得有些挤。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居住条件已经算不错了。

莫元惠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她在院子里种了些蔬菜——白菜、萝卜、青菜、辣椒，够一家人吃的。院子里还养了几只鸡，每天能捡几个鸡蛋。家里养了一头猪，到年底可以杀了过年。

每天天还没亮，刘运达就起床去山上采石。

莫元惠给他准备好早饭——稀饭、咸菜、馒头，这是他们家的日常早餐。刘运达吃完饭，背上工具就出门了。莫元惠目送丈夫离开，然后开始一天的家务活。

她先给孩子们穿衣洗脸，准备早饭。老大刘崇富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早上要送他去学校。老二刘崇义还小，在家里玩。

女儿更小，需要人照顾。刘运达的母亲年纪大了，行动不便，也需要莫元惠照顾。

白天，莫元惠要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孩子和婆婆。镇上的妇女们有时会聚在一起，在河边洗衣服，顺便聊聊家常。

莫元惠也会参加这样的活动。起初，其他妇女对她还有些疏远，但时间长了，发现她是个热心肠的人，也就接纳了她。

莫元惠在河边洗衣服时，会帮助其他妇女，特别是那些带着孩子的年轻母亲。她会教她们一些照顾孩子的方法，这些都是她在日本学医护时学到的知识。

镇上的妇女们发现，莫元惠懂的东西很多，遇到生病或者受伤的情况，都会来找她帮忙。

有一次，邻居家的孩子发高烧，家长急得不知所措。莫元惠听说后，赶紧过去帮忙。她用物理降温的方法——用温水擦拭孩子的身体，给孩子喝水，密切观察体温变化。

经过一夜的护理，孩子的烧退了。从那以后，镇上的人对莫元惠刮目相看，都说刘运达娶了个好媳妇。

1953年，刘运达的母亲病重。莫元惠日夜守在婆婆身边，端茶送水，喂饭喂药。

婆婆临终前，拉着莫元惠的手说："你是个好孩子，我这辈子亏待你了。"莫元惠流着泪说："娘，您对我很好，我心里都记着呢。"

婆婆去世后，莫元惠按照当地的习俗为婆婆守孝，得到了乡亲们的赞扬。

白沙镇的生活虽然清贫，但也有它的乐趣。每年春节，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放鞭炮、包饺子。莫元惠学会了包四川人爱吃的水饺和汤圆。

她还学会了做川菜——回锅肉、麻婆豆腐、鱼香肉丝。虽然做得不如本地人地道，但家人都爱吃。

镇上有集市，每逢赶集日，周边村民都会来买卖货物。莫元惠有时会带着孩子去赶集，买些日常用品。

集市上热热闹闹的，卖菜的、卖肉的、卖布的、卖日杂的，应有尽有。莫元惠喜欢在集市上转悠，看着这热闹的场景，她感觉自己已经融入了这个地方。

白沙镇的老街上有几家老字号的店铺，其中有一家酒坊，酿造当地有名的白沙烧酒。酿酒的工艺世代相传，酒香醇厚。

刘运达偶尔会买点烧酒回家，晚上干活累了，喝上一小杯，解解乏。莫元惠不喝酒，但她喜欢那股酒香，觉得很有生活气息。

孩子们慢慢长大。老大刘崇富在学校里成绩不错，老师们都夸他聪明。

老二刘崇义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女儿还小，每天跟在妈妈身边转。三个孩子都很懂事，知道家里条件不好，从不乱要东西。

刘运达在山上采石的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这项工作很辛苦，也很危险。山路陡峭，拉板车下山时要非常小心。

有一次，刘运达的板车差点翻下山崖，幸好他反应快，及时跳开，才没有受伤。莫元惠听说后，心里一阵后怕，但她知道，这是他们一家的生计来源，再危险也得干。

20世纪60年代初，日子更加艰难。粮食不够吃，莫元惠想尽办法节省。她把菜叶、萝卜皮都利用起来，一点都不浪费。她还去山上挖野菜，采蘑菇，补充食物。

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莫元惠的医护知识又派上了用场。她知道哪些野菜能吃，哪些有毒，带着孩子们去采集，帮助家里度过难关。

进入60年代中后期，刘运达一家因为特殊的身份背景，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刘运达曾在旧军队服役，莫元惠是日本人，这两个身份在那个特殊时期变得非常敏感。他们小心翼翼地生活，尽量不惹事，不出头。

有人会在背后议论他们，说一些难听的话。孩子们在学校里也会受到影响，有同学会取笑他们的妈妈是日本人。

刘崇富和刘崇义几次因此和同学打架。莫元惠知道后，心里很难过，但她告诉孩子们，不要理会那些话，要好好学习，用行动证明自己。

那些年里，莫元惠更加低调。她很少出门，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她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家庭上，照顾丈夫和孩子。她从不提起自己在日本的过往，仿佛那段生活从未存在过。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形势稍微缓和了一些。刘运达继续做采石的工作，大儿子刘崇富也开始帮父亲干活。父子俩每天一起上山，一起拉石头下山。

1973年的一天，悲剧发生了。刘崇富和父亲在山上采石，装好了一板车的条石准备下山。山路很陡，板车很重。走到半山腰时，板车突然失控，往下冲。

刘崇富想拉住板车，却被翻倒的板车和条石砸中。等刘运达反应过来，儿子已经被压在下面，当场身亡。

这场意外给刘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莫元惠抱着儿子的遗体，哭得几乎昏厥。她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儿子才20多岁，正是青春年华，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刘运达也悲痛欲绝。他后悔不该带儿子去采石，是他害了儿子。莫元惠安慰丈夫说："这不是你的错，这是命。"但她心里的痛，又有谁能理解呢。

大儿子去世后，家里的气氛变得沉重。但生活还要继续。刘运达和二儿子刘崇义继续上山采石，这是他们养家糊口的唯一方式。莫元惠强忍悲痛，继续操持家务。

到了70年代中后期，白沙镇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长江水依然流淌，老街依然是那条老街，吊脚楼依然伫立在江边。

莫元惠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从一个20岁的年轻姑娘变成了50多岁的中年妇女。她的头发已经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手上满是老茧。

镇上的人早已习惯了她的存在。人们叫她"莫大娘"，把她当成本地人。她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虽然还是有一点口音，但已经很难让人听出她是外地人，更不会想到她是日本人。

莫元惠很少想起日本的事情。她不知道父母是否还健在，家乡是否还是她记忆中的样子。她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3年，中国已经是她的家，白沙镇已经是她的故乡。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消息传来。莫元惠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院子里喂鸡。她停下手中的活，抬头看着远方，眼里泛起了泪光。

她想起了远在日本的父母，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的想法，生活还是一如既往地继续着。

她不知道的是，远在日本的父亲大宫义雄，正在拼命地寻找她。

1978年春天，白沙镇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他们拿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在镇上打听一个叫莫元惠的女人。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日本女孩，穿着护士服，清秀的面容上带着一丝青涩。这张照片已经有35年的历史了，是大宫静子被征召入伍时拍的。

当工作人员找到莫元惠家时，刘运达正在山上拉条石。莫元惠一个人在家里。当被问到是否认识照片上的人时，莫元惠的手开始颤抖。当被问到是否就是大宫静子时，她的脸色变得苍白。

工作人员告诉她，她的父亲大宫义雄还活着，一直在寻找她。

大宫义雄现在是日本金泽市中日友好协会的会长，也是当地有名的企业家。他请求中国政府帮助寻找失散多年的女儿，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找到了线索。

莫元惠听到这些话，再也无法保持平静。她33年来深藏在心底的秘密，终于要被揭开了。但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秘密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