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春，太平军攻占南京，改名“天京”。消息传到北京，清廷上下震动。咸丰皇帝连夜召集群臣商量对策。清廷这架庞大的机器很快运转起来。与此同时，刚在天京站稳脚跟的太平天国领导层也面临重要选择：下一步该向什么地方发展？
当时，太平天国拥有超过六十万大军，士气正盛。清廷在北方防务空虚，这是直取北京、一举推翻清朝的绝佳机会。冬官正丞相罗大纲向东王杨秀清建议应该集中主力，水陆并进，快速渡过黄河，趁清廷措手不及时直捣北京。
但罗大纲出生于后来加入太平军的天地会系统，并非从广西起兵的元老“老兄弟”，他的意见没有能得到东王杨秀清的重视。
随后清廷最先行动起来。咸丰皇帝急忙调来察哈尔、蒙古的骑兵，命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率领京城精锐驻防在天津到保定一线。同时，包围天京的江南、江北大营的兵力陆续得到加强，两座大营就像两道慢慢收紧的包围圈。为了筹措军饷，清廷还推出了“厘金”制度，在运河沿岸设卡向商人收税，钱粮直接调拨给军队。尽管从南方北运的漕粮不如以前那么顺畅，但通过河运和海运一起进行，京城的粮食供应还没有断绝。
时间来到五六月，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僧格林沁在天津外围修建了七十多座营垒，配置了几百门火炮。这时太平军如果再北上，面对的将是一堵由蒙古骑兵和八旗精锐构筑起来，越来越坚固的城墙。清廷由初期的慌乱到之后的一系列应对措施，给太平军所留下的机会，正越来越少。
就在清廷布置防守的时候，天京城里关于下一步战略的争论也有了结果。东王杨秀清最终没有采纳全力北伐的建议，而是在1853年5月派遣林凤祥、李开芳率两万余人北上。这支军队规模有限，更像一支偏师，和原先可能的全军主力水陆并进相比，声势和决心都大为减弱。
但林凤祥、李开芳这支孤军的战斗力很强。他们避开清军重兵驻防的地区，一路向北穿插，竟然在十月来到天津西南的静海。紫禁城受到震动，咸丰皇帝甚至秘密准备前往热河避难。但在胜利的表面下，太平天国危机早已潜伏。
由于这支北伐军没有后方的支撑，粮草弹药难以为继，天京的援军也迟迟没有动。在北方的严寒之下，很多来自南方的士兵因冻伤减员，在面对以逸待劳、熟悉地形的僧格林沁部蒙古骑兵。苦战九个月后，林凤祥在连镇兵败被俘，李开芳也在冯官屯被擒，二人最终都在北京遇难。
这场北伐就像一次悲壮的验证。它证明直取北京的道路确有可能走通，即便是一支偏师也能震撼清廷；如果当初全军北上，趁乱全力一击，历史可能就会改写。这支精锐的覆灭，不仅是太平军损失了一批善战的将士，更是永远失去了趁势推翻清朝的最好机会。
错误决策的影响逐渐波及整个太平天国。到1855年，战场形势开始逆转。在长江上，曾国藩编练的湘军水师日益强大，他们有着装备精良的炮船，战术也更加灵活。此前控制江面的太平军水营逐渐感到压力。
天京城内，粮食供应趋紧。长江水道屡受湘军水师骚扰，来自南方的运粮线路早已中断。米价上涨，人心浮动。这时再回想起义初期老船工所言“若有火轮船便好了”，仿佛一句提前响起的警钟。太平军水师船只虽多，但多为传统木帆船，在交锋中渐处下风。
1856年秋，天京事变爆发，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及数万将士丧生。劫后余生的翼王石达开主持大局时，不禁想起一年前战死于芜湖的罗大纲，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他对着众将叹道：“若当年能用罗大纲之策，倾力北上，我军或许早已渡过黄河，何至于此！”座下众人默然。大家都明白，机会一旦错过，便再难挽回。不久，，至死没有见太平军主力再度北渡黄河。
这场战略争论的根源，来源于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和用人取向。早在广西永安封王时，洪秀全虽为天王，却规定诸王都受东王杨秀清节制。杨秀清大权在握，但心胸渐狭，尤其信任并重用一起从广西起兵的“老兄弟”。
像罗大纲这样后期从天地会投奔的猛将，即便有着战功，仍被视为“外人”，难以进入核心决策层。这种亲疏之别也体现在人事安排上。杨秀清把重要的水营指挥权交给其亲信唐正财。这人虽忠诚，但水上作战经验远不及常年纵横水路的罗大纲。
领导层的视野因这种内部圈层而受到局限。杨秀清坐镇天京，所闻多为广西老兄弟愿意呈报的消息，对北方清廷实情及双方装备技术差距，均缺乏全面清醒的判断。于是，一个可能改写历史的战略机遇，消失于内部权谋之中。
天京内乱后，洪秀全又猜忌石达开，逼迫这位最具才干的统帅领兵出走，最终全军覆没于大渡河畔。此后虽有李秀成、陈玉成等年轻将领勉力支撑，但太平天国元气已伤，从主动进攻转入被动防御。
到1864年天京陷落，这个曾占据半壁江山的政权，最终因没有能克服内部矛盾而倾覆。他最大的遗憾，或许并非败于外敌的强大，而是在命运的关键十字路口，自己亲手关闭了那扇原本已经开启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