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9月4日傍晚，停泊在舟山群岛外侧的“狮号”甲板上，马戛尔尼手里捏着一封加盖翡色龙玺的黄缎文书，来回踱步。副手埃利斯忍不住低声嘀咕：“阁下，这些篆字到底说了些什么？”马戛尔尼苦笑一句：“大意是让我们‘恭顺守礼，速即回国’。”短短一句对话，揭开了这场跨洋互访的尾声，也为后世留下数不清的叹息。
倒带到一年前。1792年9月26日，英王乔治三世在圣詹姆士宫外亲送使团出发，火炮齐鸣，礼乐高奏。英国人对这趟旅程寄予厚望：打开东方市场，输出工业制品，换回银两与茶叶。满清方面却并不急于了解来意，只道是蛮夷贡献贡品的惯例。双方起点的心态差距，决定了后来每一次碰撞都火花四溅。
半年海路，风浪与热带病夹击，舰队终于在1793年6月抵达澳门。两广总督厄颜布见惯了西洋商船，但还第一次迎接带礼的正规使节。他给北京飞报急递，奏折用了足足二十七日才进内务府档案，这期间，英国人在珠江口百无聊赖地修帆、补水，也暗暗观察天朝律例，心里七上八下。
乾隆那时已经八十三岁，高龄带来的倦怠感让他更迷恋礼仪的稳固。他对“英咭利”几乎无所知，脑海里只有“远人来朝”的模板。于是，礼部、理藩院和内务府开始了一场大规模接驾演练：站位、跪拜、觐见顺序、祝寿辞，每一个细节都要按康乾盛世惯例来。英国使团刚到天津，就被要求学习汉文、蒙文、满文三种口音的万岁颂词，马戛尔尼心想，这不是外交，是舞台剧。
八月初五，在承德避暑山庄，乾隆看完礼部的汇报后只说一句：“既称臣子，必行臣礼。”他并不准备退让。马戛尔尼坚决拒绝三跪九叩，双方僵持数日，最后妥协成“一膝下跪+呈国书”。妥协虽成，却埋下隐患：英国人觉得颜面尽失，清廷则认为已给足体面。
乾隆的寿宴照常铺张。麒麟袍、珍珠山、香凤灯，山庄内灯火如昼。使团呈上天文仪、蒸汽机模型、双向水泵、君主号战舰缩尺。乾隆扫视片刻，转而问翻译：“此物天朝可有？”翻译磕磕绊绊地说：“未曾见过。”老皇帝微微一哂：“无妨，可赏内务府置之。”在座英国人心里拔凉拔凉：这些凝聚时代尖端工艺的东西，竟被当作玩物束之高阁。
真正的矛盾出现在寿宴结束后。马戛尔尼递交七条正式请求：准予广州外再开两港、准驻京常设使馆、准降低关税、准输入工业品等等。乾隆读到第三条便放下折子，命人润笔，写就那封976字的《敕英咭利国王谕》。全文先褒后贬，遣词极讲究，却核心只有一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尔国所贡，皆在朕玩赏之列，毋庸另行商贾。”放到今天阅读，也是一封柔中带硬的拒绝函。
九月初一，理藩院侍郎福长安奉旨，送信到天津码头交给马戛尔尼。场面尴尬到极点：清廷官员态度冷淡，使团面色沉郁。福长安转身前淡淡补充一句：“请贵使速行启程。”马戛尔尼深知此言等于逐客，回船后在日记里写道：“吾辈一载辛劳，终无所得，惟见天朝自矜。”
使团撤离路线仍按来时原路，沿海岸北上大连、途经舟山，加紧补给。一路上，地方官例行接待，却不再谈生意，只留下一桌酒菜、几匹缎子做“赏赐”。英国水手私下议论：“他们根本不知道蒸汽机的分量。”这样的落差在船上反复发酵，最终写进马戛尔尼的回忆录，也改变了欧洲知识界的“中国印象”。
英国国内拿到那封信后，丘吉尔家族的报刊用的标题极具煽动性：“看！东方帝王的狂妄”。报纸的评论甚至断言：“若不开其门，当以炮声呼之。”这种舆论虽显夸张，却真实推动了议会里关于远东政策的急转弯。工业化带来的生产力过剩，需要新的倾销市场，传统的贸易秩序已经难以满足。马戛尔尼的败归，提供了最直接的借口。
对清朝而言，此事似乎轻描淡写地翻篇了。乾隆在次年退位，嘉庆接过烫手山芋，礼部档案里留下“英夷贡船无礼”的批注，寥寥数语，再无后文。可是，仅仅四十七年后，鸦片战争的炮火便敲开了这道自认为牢不可破的大门。那封当年被束之高阁的国书，却成了英国议员在议会桌上反复朗读的“罪证材料”。
回到1793年的那夜，马戛尔尼让秘书把乾隆的来信重新译成英语，准备上交国王。文件最后，他特意附上一行手写评语：This is the voice of arrogance borne of ignorance. 他的预感，后来几乎全部成真。遗憾的是，彼时彼地，没有人能听见这位外交家的叹息，更没有人意识到，巨大的时代车轮已悄然转动，谁也无力按下暂停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