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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巴黎公社不期而遇
整整在海上航行了三个月，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五（1871年1月25日），崇厚诸人抵达法国南部港口城市马赛，恰逢普法战争进入尾声。中国使团在马赛登岸后，曾目睹令人惊诧的情况：“忽闻楼外乐声一阵，出而视之，共兵百余名，乱步而行，有唱者，有泣者，有疾驱者，有缓行者，行人皆击掌而贺。”
自同治九年八月（1870年9月）拿破仑三世沦为俘虏后，法兰西第二帝国就已崩溃，随即建立了共和制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史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然而普鲁士军队并未停止进攻的脚步，继续向法国腹地挺进。同治九年八月二十四日（1870年9月19日），巴黎城已被围得水泄不通。
在巴黎被普军包围五个月后，即同治九年十二月初八（1871年1月28日），由于法国临时政府的消极抵抗，巴黎的包围战争失败，法国当局同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签订停战协定：法国解除正规军武装，半个月内交付二亿法郎赔款，并限期召开国民议会，批准“合约草案”。同治十年正月初八（1871年2月26日），由国民议会新成立的梯也尔政府与德意志签订《法德预备和约》，除了割让部分领土，还需要在三年内向德意志交付赔款50亿法郎。在此民族危急关头，巴黎无产阶级奋勇而起，选出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保卫巴黎。这就是被马克思誉为“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的巴黎公社革命运动。
崇厚使团的张德彝有幸成为唯一亲身见证这一伟大时刻的中国人。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七日（1871年3月17日），张德彝奉命到达巴黎，为中国使团寻找住处。据张德彝记录，正月二十八日（1871年3月18日），法国临时政府“会堂公议，出示逐散巴里（巴黎）各乡民勇；又各营派兵四万，携带火器，前往北卫、比述梦、苇莱暨纲马山下四路，拟取回大炮四百余门，因此四处皆乡勇看守。官兵到时，乡勇阻其前进。将军出令施放火器，众兵抗而不遵，倒戈相向。将军无法，暂令收兵，叛勇犹追逐不已，枪毙官兵数十人。武官被擒二员……叛勇下山，欲来巴里”。次日，张德彝在日记中写道，听闻叛军已于昨夜杀入巴黎城，“至王宫左万洞坊之铜柱下，约千万人，哗然鼓噪，声言将吏、兵二部大僚，并民勇将军、巴里提督、按察司皆改用其党。各官畏惧，皆避往卫洒等处，巴里遂无主矣。叛勇行令，官兵皆倒举火枪，以示无与战意。人心惶恐，畏其抢夺杀害，富者已经他徙，贫者无以自卫”。张德彝担心巴黎大乱，无可避居，遂打算给崇厚寄信告知情况，无奈邮局和电报局都已关门，他费尽周折才逃出巴黎。正月三十日（3月20日），张德彝抵达使团所在的波尔多。既然巴黎战火弥漫，崇厚等人递交国书无门，只得暂时避乱于波尔多。
虽然置身于局外，但中国使团密切关注巴黎局势。正所谓旁观者清，他们站在中立者的角度观察这场革命，可信度反而高于很多欧洲人所写的作品。比如对于著名的“旺多姆广场事件”，张德彝的叙述很是客观：“闻是日有巴里良民数千，于午正至万洞坊民勇将军衙门，与其头目商议平定之事。‘红头’（起义军）不允，即时枪毙人民数十。众皆惊散。此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各街口皆塞大炮，门户难开，人多逃逸。”
对于临时政府，张德彝亦不偏袒，一次有名叫傅达义的法国军官拜访，“系奉命来此与兵购买鞋袜者。彼尚游玩看剧，不以官事为重……可谓燕雀不知大厦之倾也”，批判的态度跃然纸上。而对于巴黎公社的革命战士，张德彝也并非如同之前对待太平天国起义那般彻底否定，尚能保持一种难得的冷静态度。一方面他们慨叹公社战士英勇，“盖自‘红头’反后，贫民不得脱逃，遂有投入逆党者。有被胁逼入者，男皆当兵，女则有造火药者，有缝布袋装沙石以筑土城与炮台者，有能文工书草露布者，竟有荷戈而骁勇倍于男者，奇甚”。一方面目睹一拨拨被捕就义的战士，他们又替身不由己的穷苦民众惋惜，“见有兵万余人，随行鼓乐而归，虽列队而步伐不齐，更有持面包饮红酒者。其被获叛勇二万余人，女皆载以大车，男皆携手而行，有俯而泣者，有仰而笑者，蓬头垢面，情殊可怜。其始无非迫胁之穷民，未必皆强暴性成而甘于作乱；今俱伏罪受刑，睹之不禁恻然”。毕竟公社之乱“由于德法已和。盖和局既成，勇必遣散；撤则穷无所归，衣食何赖？因之铤而走险，弄兵潢池”。并且叛勇之中，女子也多巾帼不让须眉，“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怎能不让人心生赞叹。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资本的年代》中如此评论巴黎公社：“伟大的革命与其说是更大变革的头期款，不如说是过去时代的尾款。充其量它只能留下一个五彩缤纷的辉煌记忆，而最坏也不过是证明前进的道路上并无捷径可言。”
虽说使团诸人不知公社为何而战，因何而亡，但他们发自同情心的记述，确为后人了解这段“辉煌记忆”或“失败试验”留下了珍贵信史。
不过，也正因两军交战，中国使团只得滞留原处默默观望，徒耗数月光阴。
于一波三折中完成使命
同治十年二月初十（1871年3月30日）崇厚使团来到了法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凡尔赛，它位于巴黎西南十五公里之处，当时各国驻法公使皆移至此。四月初三（5月21日），法国政府军在德军的帮助下攻入巴黎，四月初十（5月28日），巴黎被政府军全部占领，巴黎公社失败。自从到凡尔赛之后，崇厚使团便尝试与法国政府办理交涉事宜。然而法国总统梯也尔总以内乱未靖，迟迟不出面接见，只委派大臣热福理与之谈判。经过数次协商，热福理坚持天津教案尚未办完，如果中方不给出妥善解决之法，国书则不能递交。崇厚揣摩法方仍对教案处理结果“不甚惬怀，而又无可执定要挟之处，始则貌若㧑谦，而意存延宕；继因面未诘询，而故作刁难”。人在海外，无能为力，崇厚深感“为窘逼耶”，只得如实电报总理衙门。
于是唇舌之争由巴黎移至北京。恭亲王一面命令崇厚“镇静以待，勿为所摇”，一面约罗淑亚的翻译官李梅来总署晤谈。对于李梅的答复，奕“当即峻词以拒，并诘其不收国书之故”。
面对质询，李梅开始“打太极”，顾左右而言他，一会儿声称崇厚未曾提及此事，一会儿又说“热福理以国书可收，但要求先议别事”。所谓“别事”，无非欲图再加条款，从中要挟。洞悉法方之诡计，恭亲王亦亮出底牌，正告李梅：“出使一事，早经彼此商定，乃法国竟未接收国书，岂两国和好之道？”况且中国这次派使节赴法，“重在交递国书，不在见与不见”，如果坚持不收，“惟有令崇厚照会法国执政，索一不收国书照复，回京复命”。
这不啻将了李梅一军，其理屈词穷，只得转告罗淑亚。
与此同时，崇厚又汇报法国兵船正在港口集结，大有东来之势，李鸿章等“亦言法国虽经大挫，而前在中国兵船，从未撤回。且因美国与朝鲜接仗，有另派兵船前来相助之事”。先是拒收国书，又有外侵之虞，棘手之事纷至沓来，恭亲王心若炭烤，焦躁不已。
远在大洋彼岸的崇厚同样焦躁。虽总理衙门加以催促，法方仍未予回应。无止境等待即甘于示弱，作为太子少保、头品顶戴钦差大臣，崇厚又何曾受过这等冷遇？思前想后，他认为“若不刚柔相济，亦恐难以维持”，干脆“任性”一把，带领下属前往英国、美国游历。七月初六（8月21日），崇厚使团到达英国。七月十四日（8月29日），使团离英赴美。经过十多天的航行，在七月二十七日（9月11日）这天到达美国纽约。
崇厚看似无厘头的决定却起到奇效。本想坐等崇厚服软的法国政府眼瞅着中国使团远赴美国，不禁大呼失策。毕竟怠慢他国使团，一旦公布于世，很是有损法国之国际形象。于是，等使团来到美国不久，即八月初六（9月20日）这天，“法国柏公使来拜，再三强请星使（崇厚）仍回巴里”。眼见目的达到，崇厚见好就收，掉头回法。八月十九日（10月3日），使团自美国回到法国，并于两天后再次来到巴黎，继续交涉事宜。十月十一日（11月23日），在凡尔赛，使团和法国梯也尔政府顺利递交国书。
自离开北京始，到最终递交国书，本来水到渠成之事竟因各种阴差阳错、无理阻挠而整整花费了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由此可知彼时中国在世界列强中的分量几何。
人走进世界心却留在国内
综观晚清史，一个重要命题便是中国如何走向世界，怎样让世界接纳中国。作为清廷首位出使国外的一品大员，崇厚在海外游历长达十数月，这是了解西方并深思如何进入世界之道的良机。然而他及其下属所考虑的，却是如何拒斥西方，华夷之别的观念在其心中筑起了一道坚固无比的高墙。
不妨以随员张德彝为例。张德彝之前三度赴法，并曾出使英、比、俄、美等十国，对欧美文化颇为了解。然他并未被先进的西方文明折服，仍执着于儒学。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日本已经频频派人赴欧美学习先进技艺甚或制度，张德彝在日记里面也时常提到日本人。在使团归国途中，同船有四个日本人，他们“游历泰西，携带大木箱十余只，长皆八九尺，内盛各种机器、火轮”。不过面对蒸蒸日上的东邻，张德彝非但没有担忧，反而处处取笑对方，甚至强词夺理、逞口舌之快。比如，在从中国去往法国的轮船上，一天傍晚张德彝与同船的几个日本人挑灯夜话。日本人更多关心中国的军事状况，询问中国的军舰数量，张德彝告以“东南海面，炮船无算”。当论及中日所奉宗教时，张德彝曰：“儒教如日月经天，万古不磨；间有奉他教者，不过亿万中之一二而已。”日本人云：“我国有国教，而以儒教为翼。昔日愚民，崇信佛教，今皆废之”，其教旨贵在“忠于君，孝于亲，自是天下之公法”。其教义之渊源乃“皇祖皇孙，授受心传，施之于政，载之于书”。张德彝认为日本所谓国教不过因袭中国儒教，于是曰：“夫既知忠于君，孝于亲，即系儒教。贵国由君至民所读者，我国之四书五经也。公言国民皆知，理或然矣。不知贵国先王施之于政，载之于书，其书若何，可与庶民读否？”此话刚落，众日本人无心争辩，起身告退。
还有一回，一个洋人在张氏面前夸赞日本：“今日本国学习各国文武兵法，效验极速。贵国亦宜有备，方可无虞。即以诸公所着鞋底论之，足见其蠢笨不灵矣。”张德彝自然嘴上不能服输，争辩道：“即以鞋底观人，其真假虚实，亦可略见一斑。贵国鞋底，必先薄而后厚，虽厚亦只四分之一。日本鞋底，前后实而中空，虽实不足四分之一。皆不如我国鞋底，首尾一律。以之待人，亦必始终如一，不致易辙改弦也。”
洋人指出清朝官员所穿厚底靴子，不如西式皮鞋轻便，不无道理，恐怕不是有意挑刺。况且他此话当有深意，暗示中国当像日本一样，改弦易张，全面师法西方。而张德彝却硬要在鞋底厚薄问题上与洋人较真，完全未领会对方借喻内涵，的确是鸡同鸭讲，再次不欢而散。
同治十年十二月十七日（1872年1月26日），崇厚诸人抵达上海，迎接他们的依旧是无比风光的巨大排场。十二月二十六日（1872年2月4日），使团乘中国船由运河北行，经过扬州，“有洋枪队百名跪接，整齐威武，与京中神机营略同……曹营列洋枪队百名，放三连环，起止甚齐。复行七八里至湾头地方，右列王营洋枪队一千，枪声整齐，衣冠一律，旗动角鸣，齐行跪送”。之后进京，崇厚的“成功”出使，更是博得两宫厚爱，谕令其“着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由此跻身权要部门。从处置津门教案不当之罪人，到成为不辱使命的功臣，崇厚之境遇堪创晚清官场之奇迹。殊不知，他无非给清廷编织了一幅和睦幻象而已。若不积极筹划应对西人之策，待法国恢复元气，等待清朝的，将是一场更大的噩梦。这恰恰应了汪荣祖先生的一句话：“世界既走向中国，中国势必要走向世界，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却是十分崎岖和艰难。”
此时的崇厚真的是官阶甚“崇”，靠山愈“厚”，不过借此津门大案，坐收渔翁之利的非仅崇厚一人。就在其赴法之际，一名淮军将领跻身直隶总督，一个属于他的时代即将开启，他就是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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