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筹拍以李白（李静安）烈士为原型的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
为了高度还原烈士当时的处境，剧组人员进行了周密的研究，最后吃惊的发现，烈士使用的电台，竟然是他自己用收音机改装的。
而这个技术，问遍当时所有的无线电专家，都说此事绝无可能。
后来还是李克农将军出面，让剧组的人员去一机部找一个名叫涂作潮的人；他以前是李白烈士的师傅。
沉默寡言的涂作潮，连续工作了四个昼夜，终于制作出一台剧组需要的电台。
当“嗒嗒嗒”发报声响起时，在场的人无不激动不已，这声音寄托着对烈士无限的哀思。
涂作潮原名涂保生，1903出生于湖南长沙市郊，童年时家境贫寒，13岁辍学，到姐夫开的木器作坊去当学徒。
这是个需要天赋的手艺，能独立做出车轴就算出师。
别小瞧了这门技术，有些人学个10年20年的都未必能学会，可涂保生天赋异禀，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出师了，成为一个合格的木匠。
年轻气盛的涂保生，不愿长时间接受姐姐的庇护，出师后与哥哥涂福生一起，到长沙的工厂去做工。
1920年11月，黄爱、庞人铨等人发起成立了湖南劳工会，要求那些不良资本家提高工人的待遇。年仅17岁的涂保生先是加入“长沙鲁班工会”随后又成为湖南劳工会的第一批会员。
没有任何靠山的涂保生，受到工厂主的专门排挤打压，被迫离开长沙，到上海的恒丰纱厂去打零工。
当时的纱厂需要大量的木制品，心灵手巧的涂保生总能及时的制作出纱厂急需的木器。所以年纪轻轻就成为纱厂不可或缺的技术大拿。
1924年，在张浩（林育英）、蔡林蒸（蔡和森的兄长）的介绍下，涂保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正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涂作潮。
1925年5月15日，日本商人开办的纱厂，悍然撕毁与工人达成的协议。
工人代表顾正红出面与日商交涉，结果被当众枪杀。
涂作潮义愤填膺，不顾个人安危，于17日走上街头，抗议日本商人的暴行。
巡捕房不分青红皂白，将涂作潮抓走了。
可能是口音的原因，在登记姓名时，巡捕房将涂作潮的名字，登记成杜宝生。
上海地下党对涂作潮展开积极营救，他在巡捕房待了三天，就平安出狱了。
为了保护自己，涂作潮被允许随身携带手枪。
当时上海的青帮横行无忌，一个青帮的小头目，在大街上公然调戏纱厂的女工。
涂作潮见义勇为，开枪将青帮小头目打伤。
这次的英雄救美，不但没能让涂作潮收获一份爱情，反而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因为他的身份彻底暴露了。
当时对年轻的地下党员，上级都有妥善安排，身份没有暴露的，到黄埔军校学习。像涂作潮这种已经暴露身份的，就安排他们去莫斯科接受培训。
1925年10月，涂作潮一行14人，从上海乘坐一艘运煤船抵达海参崴。11月15日，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
时任这所大学的党支部书记袁庆云，是这样评价涂作潮的：此人脾气暴躁，喜欢摆弄手枪。不知秘密工作，很勇敢，能站在团体以内。
涂作潮在大学的学号是2712，俄文名字沃罗达尔斯基。
涂作潮需要学习的课目很多，射击、驾驶、战场指挥、格斗、爆破、密写、印刷、化妆、防止说梦话泄密、信鸽传递等等三十多项。
除此之外，涂作潮还积极的学习俄语，他认为能够听懂老师用俄语讲课，或者直接阅读俄文资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1927年12月，涂作潮所有的必需学科都拿到优异成绩，但他并不满足，直接给校长舒苗斯基写信，要求学习生产手榴弹、炸弹和炸药的专业技术。因为他心里无比清楚，在战争中，这些技术是不可或缺的。
校长非常高兴的满足了涂作潮的要求。
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举行，涂作潮作为代表出席会议，他的代表证号是80号，邻座49号是周副主席的夫人邓大姐。涂作潮也是通过这次大会认识了周副主席。
周副主席给了他一个“木匠”的代号。
前排中涂作潮
会议结束后，涂作潮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足够的工兵技术，强烈要求回国参加武装斗争。同时他认为自己理论水平太低，不适合带兵。说白了，就是想当个突击队员带头冲锋陷阵。
可周副主席认为，现在红军中，无线电通讯方面的人才奇缺，希望他留下来，努力学习相关技术。
这是一次极其秘密的安排，为了掩人耳目，上级还专门给学校发了一封电报，调涂作潮到位于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托尔马乔夫军事学院继续深造。
涂作潮最先学习的是无线电报务，这个行业需要超强的记忆力，学校要求每个学员每分钟能记录下100个电码。
可涂作潮并不适应这个行业，他文化水平低，看着那些方程式宛如天书一般。另外他记录电码的速度，每分钟始终保持在30个左右，及格线都达不到。
学校的老师委婉的通知涂作潮，因为他没有高等数学的基础，所以不可能在规定时间内毕业。
涂作潮也异常痛苦，不知如何走出困境。
好在这个时候，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的政委康斯坦丁诺夫给他指点迷津，既然报务学不好，那就专攻机务。
机务就是组装、维修电台，勉强归入电工一类。
涂作潮是木工出身，天生的心灵手巧，学起机务来如鱼得水，经过一年的学习，这个不合格的报务员，成为最优秀的机务员。
“中东路事件”爆发后，涂作潮被编入“远东工人游击队”，担任机务员。没过多久，危机解除，游击队就地解散。
1930年3月，涂作潮拿着一大摞的毕业证书回到上海。
当时的红军，联络方式十分落后，各部队之间的情报，都是通过通讯员来传递的，耽误时间不说，还会碰到许多难以预知的危险，例如《亮剑》里的和尚。
红军迫切需要自己的电台，周副主席将筹建电台的任务交给了曾培洪（化名李强）。
曾培洪1928年开始，就担负起研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任务。对这个行业他开始一窍不通，愣是抱着一套英文版的无线电教材，自学成才，成为这方面的行家。
涂作潮归来后，曾培洪更是如虎添翼，直接办了一个无线电通讯训练班，而涂作潮当仁不让的成为机务专业的老师。
第一期由于没有经验，所以学员只有几个人，只学习了四个多月，就基本完成了学业。
第二期学员的人数增加了不少，需要集中授课，教室位于法租界籁达路（巨鹿路）四成里十号，一栋三层的小楼。为了掩人耳目，训练班门口挂了个“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牌子。
当然这个福利没有赚钱的意思，主要是涂作潮英语不过关，把频率的英语单词frequency念的长沙腔十足，外人听起来就是“福利”。
曾培洪认为，既然是工厂，就应该有业务往来，否则会引起特务的怀疑。可是顾顺章却自信满满，他说在法租界巡捕房有眼线，若要有事一定会事先得到通知的。
事实证明，顾顺章的承诺一点都不靠谱，1930年12月17日，“工厂”开办了还不到半个月，6个特务在一个法国巡捕的带领下，冒着细雨闯进“工厂”，将正在听课的20多名学员一网打尽。
幸亏大家事先约定，若有危险就把二楼的窗帘掀起右角。
危急之中学员谢小康趁特务们没注意，把窗帘掀起来。曾培洪等人发现情况有变，都及时的撤离。
这些被捕的学员，包括谢小康，大都被特务们折磨致死。
事实上，有学员为了活命，把掀窗帘这个暗号供诉出来。
学员们被带走后，特务们将“工厂”恢复原貌，然后隐蔽在里面，等着有人送上门来。
这天涂作潮也有课，他伪装成木匠，提着一个油漆桶，毫无防备的敲响了“工厂”的门。
如果是平时，门早就开了，可今天里面却迟迟没有动静。
涂作潮感觉出事了，但他现在不能离开，周围不知有多少特务正盯着自己。
涂作潮临危不乱，他敲门的频率越来越大，最后干脆抬脚去踹门。
特务们终于相信，这就是个正常上门维修的木匠，不是他们要抓的目标。
一个外国巡捕突然打开门，伊里哇啦的一顿训斥，还拿出工作证让涂作潮看。
涂作潮听懂了，巡捕们正在执行公务，训练班出事了。
可涂作潮只能假装听不懂，他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话跟巡捕发脾气，声称一定要进去跟“工厂”的老板要账，因为这是事先说好的。
法国巡捕见涂作潮胡搅蛮缠，生气的踹了他一脚，然后重重的把门关上了。
涂作潮在门口骂了几句，见没有人应声，就骂骂咧咧的离开“工厂”。却发现背后有特务盯梢。
他先是在弄堂口卖膏药的摊位前停下来，看了会儿热闹，并熟练地帮人家修好了一把椅子。
特务见涂作潮手艺娴熟，打消了对他的怀疑。
涂作潮脱险后，接连换乘了两路电车，直到确信没有特务跟踪，才来到西摩路曾培洪的住所。
由于不能确定学员们中间是否有人叛变，上级决定让涂作潮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去“避风头”。
当然，做此安排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红军刚完成了第1次反围剿作战，缴获了一部半电台，因为其中有一部电台只能接收，不能发报，所以算是半部。
上级要求涂作潮到苏区，尽快制作出一架能收能发的电台来。
当时红军还俘虏了10名国民党军的报务人员，这些家伙认为自己奇货可居，拒绝与红军合作，摆明了就是要看红军的笑话。
涂作潮到了苏区后，仅靠一把扳手，几支改锥，还有一把克丝钳子，从缴获的战利品中，东拼西凑，成功组装出一台能收能发的电台来。
那10名国民党军俘虏自愧不如，心甘情愿的加入了红军。
完成了组装电台的任务后，涂作潮又接到一个新任务，作为谈判代表去南昌。
原来不久前红军在战斗中，活捉了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他的妻子闻讯后，从汉口赶往上海，通过关系找到潜伏的地下党组织，表示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丈夫救出来。
与此同时，湖南的程潜、唐生智、何健、范石生等军界大佬，也通过各种关系，试图说服红军释放张辉瓒。
另外上海三家银行出面做保，国民党军第十八师未上战场的五十四旅，共4000余人及全部枪械弹药，归降红军。
另外向红军捐送20万大洋、20担西药，还有可以武装两个团的枪弹。
除此之外，还承诺释放关押在南昌下沙窝监狱的100名“政治犯”。
对物资奇缺的红军来说，国民党军开出的条件足够诱人。
选择让涂作潮作为谈判代表，是想在对方承诺的基础上，再追加五部电台，为了确保圆满达成协议，红军甚至表示可以放弃部分赔偿。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协助红军作战的赤卫队不知其中的利害，于1931年1月28日，擅自把张辉瓒掳走，手起刀落，身首两分。
然后把人头和上石灰，装进一只竹笼，放在一块写有“张氏宗祠”字样的木匾上，竹笼上有一面写满字迹的黄色旗子，历数了张辉瓒的罪状。
木匾被放在赣江上顺流而下，在吉安被放哨的国民党兵发现并捞起后，交给了鲁涤平。
作为谈判代表的涂作潮和一个名叫李翔梧的战友，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月7日乘火车到达南昌。住进一家旅馆。
距离约定的谈判日期还有一天。李翔梧闲来无事，在街上买了一份报纸，一眼就看到“张辉瓒被杀，人头即日运抵南昌”的新闻。
李翔梧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以前所做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而且他和涂作潮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李翔梧回到旅馆，准备和涂作潮一起离开南昌。他俩刚离开旅馆，抓他们的特务就到了，而且车站和码头都被封锁。
两个人在城里不敢久待，他们伪装成国民党军官顺利出城，然后向东步行30多里。
此时天色将晚，他们摸黑来到城岗乡魏村。
村里有个名叫魏朝鹏的商人，在上海混过青帮，据说是个挺讲义气的人。
见到素未谋面的涂作潮和李翔梧，魏朝鹏不动声色的在两个人面前，各摆了4个茶碗。
作为顶级特工，涂作潮和李翔梧自然知道这其中的原委，他们都端起第4个茶碗。
青帮暗语中，这代表请求救命的意思。
魏朝鹏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收留了涂作潮和李翔梧，直到3月中旬，风声没那么紧了，魏朝鹏这才护送涂作潮和李翔梧离开南昌，一路辗转回到上海。
从曾培洪口中得知，那100名被用来交换张辉瓒的“政治犯”，都被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军装进麻袋沉入赣江。幸亏涂作潮和李翔梧足够机警，这才侥幸躲过一劫。
为了感谢魏朝鹏的救命之恩，三个人义结金兰，成了换帖的异姓兄弟。
只不过除了魏朝鹏以外，其他两个人都用的是化名。涂作潮在金兰谱上的名字是“宋有才”，李翔梧用的化名“林万选”。
涂作潮一直认为这样做很对不起大哥魏朝鹏，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不能把秘密泄露给任何人，哪怕是自己的至亲。
送别了魏朝鹏，涂作潮在上海没住多长时间，就又返回苏区。
第2次反围剿胜利结束，红军缴获了四部半电台，其中有一部电台还是只能收不能发。
另外红军使用的电台波段，与国民党军的十分接近，这样不但容易泄露秘密，更容易被监听。
涂作潮先是将电台修好，然后将红军使用的电台波段调整为4.3~7.3赫兹，原先使用的2.5~3.8赫兹波段，用来释放一些假情报。
这是红军最早使用电子战，国民党军不知其中奥妙，其通讯反倒被红军成功监听。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离开苏区，涂作潮因为身患疟疾，被留了下来跟随红军游击队打游击。
没多久游击队被打散，涂作潮走投无路，一路辗转来到上海治病，并成功与地下党取得联系。
得知涂作潮平安回归的消息后，正在陕北工作的周副主席，连续两次致电上海地下党，命令涂作潮离开上海，到西安或者延安工作。
1936年中秋节前夕，涂作潮奉命，化名蒋贵庭来到西安，住进东北军将领孙铭九的宅院里。
为了尽快和延安取得联系，涂作潮到西安后第2天，就用15块大洋买了一部收音机，然后改装成一部5瓦的小型发报机。成功与延安取得联系。
美中不足的是发报机功率太小，声音有些小，因为需要固定电源，移动使用也不方便。
随后涂作潮又经过连续数次研究，很快制作出了一部5瓦的干电池发报机。
这种发报机可以移动使用，特别适合在战场上使用。
像涂作潮这样的人才是延安急需的，上级曾经两次给他发电报，请他回延安工作。
可涂作潮认为自己更适合做谍报工作，所以委婉拒绝了延安的电令。
1936年12月9日，涂作潮又组装出一台100瓦的电台，安置在七贤庄红军驻西安办事处。
这部功率强大的电台信号，可以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甚至远东的海参崴，以及日本列岛，也都在电台信号覆盖之内。
几天后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就是通过这部电台传出去的。
周副主席为了解决这件事来到西安，是借用涂作潮的剃须刀，刮掉了已经蓄了几年的长胡子。
1937年1月1日，涂作潮化名蒋林根，跟随潘汉年回到上海，恢复被特务破坏的秘密电台。
涂作潮在赫脱路（常德路）572号租了个店铺，开办了一家名为”恒利无线电修理”的公司。
对涂作潮来说，开办这家公司一举三得，既解决了经费紧张的问题，又在装配或者维修电台时不引人注目。最重要的还是可以作为和延安的联络站。
涂作潮技术精湛，生意做得很好，绝对算得上是事业有成。
可一个如此优秀的男人，已经34岁了，还孑然一身，这难免让熟悉他的人心生揣摩。
临近一个米店的老板，趁闲暇时打牌的机会，调侃涂作潮不像商人，倒像个共党分子。理由是一个单身男人住一栋房子，老婆孩子都没有，赚了钱也不花天酒地的去享受。只有共党分子才耐得住这种苦行僧式的生活。
涂作潮不动声色的反驳道：“我看那些被枪毙的共党分子，都是穿长衫，戴眼镜，文质彬彬的，和你倒有八九分相像。”
米店老板顿时被吓得瞠目结舌，赶紧岔开了这个话题。
第2天一早，涂作潮就把这件事向潘汉年做了汇报，作为谍报员，些许的漏洞，都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危险。
涂作潮确实也该成个家了。但是在给他物色妻子前，涂作潮提了三个择偶的条件，第一，结过婚，有孩子，离异或者寡居的女人；第二，有生育能力；第三，必须是文盲，不识字。
有个名叫宋金朝的巡捕，他租住了涂作潮的一间房子，听说房东要找媳妇，老宋很快就给张罗到一个名叫张小梅的女子，在纱厂做杂工。
张小梅当时二十三岁，丈夫因病去世，留下一个5岁的儿子，是个地地道道的文盲。
张小梅嫁给涂作潮以后，先后又生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她平时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对丈夫的事业从不过问。
涂作潮婚后不久，上级给他送来一个徒弟李白（李静安）化名李霞，湖南浏阳人。
其实两个人也是老相识了，1931年在无线电通讯训练班第2期被捕的20多名学员中，就有李白。
其实涂作潮又要应酬生意，还要发送情报，每天都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急需一个助手来帮他分担。
李白气质儒雅，完全符合米店老板心目中共党分子的条件。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涂作潮卖掉了“恒利无线电公司”，和李白一起在威海卫路1520号（今威海路338号），租了两间店面，成立了“福生无线电公司”。
两个人亦师亦友，涂作潮夫妇住在二楼，李白住三楼。
外人不知道两个人的关系，都喊涂作潮为“蒋师傅”，却把李白喊做“李先生”。
李白跟随涂作潮学习了一年多，上级感觉他年届而立，于是就于1938年4月，把一个名叫裘慧英的女子，派到他身边假扮夫妻。
后来日久生情，就成了真正的夫妻。
李白夫妇
裘慧英有文化，可以成为李白得力助手，这一点是张小梅无法比拟的。
有了李白夫妇的协助，涂作潮有更多的时间搞创新。
其中用收音机改造成能够收发情报的电台，在当时是一个挺了不起的发明，放眼世界，这也是顶尖的谍报装置。
另外涂作潮开始用的是100瓦的电台，但由于功率太大，周围邻居的电灯，都随着电流的强弱忽明忽暗，这非常容易引起日本特务的注意。
涂作潮经过长时间的研究，终于在不影响工作效率的前提下，把电台电荷成功降到了七瓦。有效的减少了特务发现电台的可能性。
涂作潮和李白在一起工作了将近4年时间，涂作潮只对李白发过一次脾气，那是因为李白把一个非常重要的电台元器件弄坏了。
事后涂作潮主动向李白道歉。
李白却不好意思的回答说：你是老板，是师傅，我是你的店员，又是学徒，你骂我两句是应该的。
1941年春天，公司里一名学徒突然失踪，这引起涂作潮和李白的高度警觉。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涂作潮把公司留给李白夫妇，自己到新闸路开了一家“闻远无线电公司”。
1942年中秋节前后，上级突然通知涂作潮，李白被日本特务抓走了。
原来日本特务采用分区停电的方法，确定了李白电台的位置。
而李白在日本特务破门而入前的瞬间，将涂作潮用收音机改造而成的七瓦电台，成功的破坏掉。
日本特务把电台带回去反复仔细研究，最后得出结论，这只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根本没有收发情报的功能。
但是日本特务也没有轻易的放过李白，他们一口咬定这是一台私人电台，将李白在监狱里关了9个多月，最后实在拿不着确凿证据，只好把他放了。
而此时涂作潮已经离开上海，到新四军军部，担任电台机务主任。
虽然可能他自己都不清楚被调离的原因，但十有八九是因为潘汉年，四月份在南京与汪精卫见了一面。
如此重要的事，潘汉年竟没有及时向上级汇报。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出狱后的李白，顺利的打入国民党军内部进行秘密工作。
上级也是出于对涂作潮的保护，才将他调离。
没过多久，上级掩护涂作潮的家人，平安抵达延安。
一年后，涂作潮也来到延安，与家人团聚。
涂作潮一家
上海解放后，涂作潮作为军代表，奉命接管上海两个最大的电讯公司。
公司里有20名专业工程师，都在为未知的未来而惴惴不安。
涂作潮力排众议，将这些工程师都委以重任。
后来这些工程师，有人成为两弹一星的元勋，四人荣膺工程院院士称号，十人进入国防部五院，为导弹研究做出无可替代的杰出贡献。
涂作潮慧眼识珠，善于发掘人才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涂作潮做军代表期间，李白的妻子裘慧英找上门来，打听丈夫的下落。
原来1945年10月，李白和妻子回到上海，继续从事谍报工作。
1948年12月30日凌晨，正在发报的李白，被国民党特务测出电台位置，不幸被捕。
解放后，裘慧英明知丈夫凶多吉少，可始终没有发现李白的尸体，所以抱有一丝希望的求助涂作潮，找寻丈夫的下落。
涂作潮经过仔细调查，终于在浦东杨思镇戚家庙后一片荒地里，挖掘出李白等九名烈士的遗体。
随后涂作潮又抽丝剥茧，于8月27日，将杀害李白烈士的主谋叶丹秋、史致礼、徐鸣秋等八名特务绳之以法。
史致礼供述说：上海解放前20天的5月7日，李白等九人被秘密杀害。
特务们自以为此事做的天衣无缝，没想到在涂作潮这种大行家看来漏洞百出。轻而易举地就把真凶揪出来。
8月28日，在交通大学文治礼堂召开追悼大会。潘汉年在大会上宣布了凶手被缉拿归案的消息。
涂作潮做了半辈子谍报工作，心里藏着无数的秘密，可他光明磊落，不屑于落井下石。
巨大的精神压力让他变得沉默寡言，惜字如金。为了缓解压力，他白天工作，夜里靠捕鱼作为消遣。
涂作潮
时间长了，周围的人都忘记了他曾经是最出色的谍报员“木匠”，不无揶揄的称其为打鱼的老头，或者沉默的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