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7日，那是一个让成都人想起来都要打冷战的日子。
国民党保密局那个叫毛人凤的头子，也是真狠，手里拿着一支红笔，在36个人的名字上画了圈。
这哪是画圈啊，分明就是发了阎王爷的请帖。
但这事儿出的有点蹊跷，第二天在十二桥那边大开杀戒的时候，坑里只有35具尸体。
那第36个人去哪了？
难道真有人能从枪林弹雨里飞出去？
其实吧，这个人叫朱君友，他之所以能活着，是因为他爹用十根沉甸甸的金条，硬生生把他从鬼门关给拽了回来。
在那个乱世，人命比草贱，但如果你有一个能拿出十根大黄鱼的爹，这命就又比金子还贵了。
说起朱君友这人，要是搁现在，妥妥就是个顶级富二代，王思聪那种级别的。
他爹朱茂，外号“朱半城”，听这名号你就知道家里得有多少楼了，那是真的家里有矿。
按理说，这种少爷的人生剧本也就是抽大烟、捧戏子，最后把家败光算完。
朱君友这哥们确实也败家，但他这个败法，差点把他爹气吐血。
他在川大念书的时候，居然迷上了革命，放着好好的阔少爷不当，非要跟着地下党跑。
家里的古董、字画，甚至他爹藏在墙夹层里的私房钱，都被他偷偷换成了大洋，转手就交了“党费”。
别人败家是往窑子里送钱，他是拿家里的钱去挖自家阶级的祖坟。
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啊，朱茂查账的时候人都傻了，几万大洋的亏空，那是几万大洋啊！
那时候一块大洋能买一担米，这钱够养活一个团的兵了。
老头子气得直哆嗦，把朱君友关在家里不让出门。
可这少爷也是个犟种，腿长在自己身上，哪能关的住？
结果到了1949年下半年，形势那是越来越紧，特务们疯了一样抓人。
朱君友在玉带桥跟人接头，怀里揣着还在油印的进步刊物，直接就被特务给按那了。
这一进去，就是当时成都最吓人的“将军衙门”——四川省特种委员会的监狱。
进了那个地方，你是富二代也没用。
特务们招呼人的手段那是相当变态，“鸭儿浮水”、“背花”，怎么疼怎么来。
朱君友一开始还想硬扛，结果被打得死去活来。
不过这监狱里也是卧虎藏龙，关在他隔壁的，就是著名的杨伯恺。
那些真正的硬骨头，哪怕被打得只剩一口气，眼神里还是透着光。
朱君友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他真的以为自己要凉了，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不知道第二天还能不能睁眼。
但他没想到，高墙外面，他那个精明的商人老爹正在进行一场疯狂的营救。
朱茂虽然恨铁不成钢，但毕竟是亲儿子，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绝后吧。
老头子也是在商场上摸爬滚打一辈子的人，他太懂国民党那些官僚的德行了。
那时候解放军的炮声都快听见了，国民党的官儿们一个个都在忙着捞钱准备跑路。
什么主义、什么党国，在金条面前全是扯淡。
朱茂托了无数关系，最后找到了特委会那个叫徐中齐的副主任。
这人是个典型的贪官，只要钱到位，阎王爷的账本他都敢改。
谈判的过程咱们不得而知，但结果很直接：十根金条。
那时候的金条，一根就是十两，俗称“大黄鱼”。
这笔钱在当时能买下好几条街的铺面。
朱茂几乎是把家底都掏空了，不仅送了金条，据说还搭上了一辆崭新的美式轿车。
徐中齐一看这诚意，那是真动心了。
他给朱君友办了个“保外就医”，理由是这少爷有严重的肺病，怕传染给其他犯人。
这就叫有钱能使鬼推磨，在那个腐败透顶的系统里，法律就是个明码标价的商品。
就在1949年11月底，离大屠杀只有不到十天的时候，朱君友被一辆黑车悄悄接出了监狱。
他前脚刚走，监狱的大门就重新关死，里面的气氛一天比一天压抑。
等到12月7号那天晚上，特务们像疯狗一样冲进牢房，拿着毛人凤圈定的名单开始点名。
杨伯恺、王伯高这35位志士被五花大绑，塞进闷罐车，一路拉到了十二桥。
那天晚上的枪声特别密，把附近的野狗都吓得不敢叫唤。
朱君友当时躲在乡下的一个亲戚家，听到消息的时候，整个人都瘫在了地上。
那一刻他心里那种滋味，估计比死了还难受。
那35个和他朝夕相处的战友，昨天还在一起分半个窝头吃，今天就全没了。
就因为他有个有钱的爹，他活下来了；而那些比他更坚定、更优秀的战友，却把热血洒在了成都解放的前夜。
这种幸存者的愧疚感，像块大石头一样压了他一辈子。
这事儿吧，现在回头看，真挺讽刺的。
一个要把旧社会打碎的革命者，最后却是靠着旧社会最腐败的那一套“金钱交易”才保住了性命。
但这也没法说什么，历史本来就是这么复杂。
朱君友后来一辈子都在为这事儿内疚，他觉得这命是偷来的。
其实大可不必，在那样的至暗时刻，能活下来一个，就是给未来留了一颗火种。
他爹那十根金条，虽然充满了铜臭味，但换回来的这条命，后来也确实为新中国干了不少实事，这买卖，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