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济南战役，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我军那句振奋人心的口号“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毕竟从仅用8天时间攻克华东战略重镇的战果来说，这场战役足以令人心潮澎湃。
而在分析国军济南战役失利原因时，又大都会归咎于王耀武的指挥失误和吴化文的阵前起义，前者一开始就为固守济南埋下了隐患，后者则进一步加速了国军守军在济南的败亡。
实事求是的讲，早在济南战役开始前的一个月时间里，守城主将王耀武还是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职责。
1948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老蒋先后委派时任“国防部”作战厅长的郭汝瑰和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二人视察济南城防，以确保在接下来战役中万无一失。郭汝瑰作为我军有名的“红色特工”，自然不会给王耀武什么实质性的指导建议，只作了一些走马观花式的务虚发言。
杜聿明虽然是带着“问题导向”前往济南督导视察，但同样没能解决王耀武的后顾之忧······
见杜聿明代表老蒋前来视察防务，王耀武当即向对方提出增调援军加强济南守备力量的请求，不料却被对方一口回绝。
在杜聿明看来，华野虽然紧锣密鼓的筹划济南战役，但主要意图还是围点打援，因此以济南的城防坚固程度，足以将我军牢牢吸引在城下，为徐州“剿总”迅速派兵形成“中心开花”的反包围态势争取宝贵时间。
不过，杜聿明显然高估了自己手中几个兵团的救援积极性，随着济南战役的爆发，邱清泉和黄百韬两大救援兵团徘徊不前、左右摇摆，最终还是让华野兑现了战前立下的誓言。
当然，这些又都是后话了。回到杜聿明视察后的总结大会现场，面对手握兵权的杜副总司令，王耀武也不好直接开口反驳，但一旁的第二绥靖区参谋长罗幸理却站起身来，把王耀武的肺腑之言一股脑的抖搂出来：
性情耿直的罗幸理这一番话，着实让杜聿明有些下不来台，以至于回到南京后，对方仍愤懑不平的向老蒋告起了这位参谋长的“御状”：
大战在即，按理说老蒋这个时候不宜擅动前方指挥官，而且他也确实尚未来得及作出处理，济南战役便匆匆打响了。
不知老蒋在获悉济南战役最后关头，罗幸理放下武器投诚的消息后，又是否对不久前没能作出严肃处理的决定而感到悔不当初……
再说说王耀武这边面临的兵力捉襟见肘的问题。抗战胜利后，王耀武以第四方面军司令部为基础组建起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但在兵力配置上，他却有且只有一支嫡系部队73军，冥冥之中似乎也注定了他日后守济南的窘境。
即便只有这么一个宝贝疙瘩，还是被王耀武折戟在莱芜战役中。此后虽然也对73军进行了重建，但战斗力和执行力较之前已是天壤之别。
更让他力不从心的是，自己还要从有限兵力中抽调一部分参与重建孟良崮战役被消灭的整编第74师，但重建后的74师却划归徐州“剿总”第二兵团战斗序列，终究还是给邱清泉赔上了“嫁妆”。
从1948年夏开始，济南周边的战略要地相继被华野攻克，已成孤城的济南距离最后失守也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一点，王耀武和罗幸理似乎早已预见到了。
加之济南战役打响前的一个周，华野将上千名在潍县、兖州作战被俘的官兵放回济南，无形中加重了本就存在于济南各级守军内心深处的失败阴影，对瓦解斗志、加速败亡的意义似乎早已不言而喻。
除了济南城内10万守军人心惶惶、信心全无之外，王耀武还面临着与身边同僚离心离德的尴尬境地。
先是此前一直受到自己压制和排挤的第二绥靖区副司令牟中珩的破罐子破摔。牟中珩是保定军校九期毕业，与张克侠、何基沣、董振堂等人是同窗，资历比王耀武老得多。
但王耀武在第二绥靖区大权独揽，作为副手的牟中珩基本插不上手，也懒得去插手，最终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甩手掌柜。吴化文起义后，牟中珩因担心对方会拿自己当“投名状”来报复，索性携警卫化装出逃，最终在高密被俘。
此外，王耀武与手下吴化文、晏子风和曹振铎等人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充满微妙。
先说吴化文这边。王耀武虽然在战前将他提拔为96军军长兼84师师长一职，但也仅仅是给了对方一张空头支票，并没有添置一兵一枪。当然，此时的王耀武手里也确实拿不出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了。
但吴化文却不这么想，他将部队兵员稀少、装备不足的糊涂账全部算在了王耀武头上，直言自己是“后娘养的”。
另一边的第2师师长晏子风和73师师长曹振铎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晏子风虽然从王耀武任补充一旅旅长时就在其麾下任职，但纵观他的晋升之路，大部分机遇还是自己的堂兄晏道刚和晏勋甫等人的“杰作”，因此晏子风与王耀武的关系并不算亲近。
至于整编73师师长曹振铎，虽然战场表现凶悍勇猛，并凭借战功一步步登上师长的位置，但在派系林立、相互倾轧的国军内部，非王耀武嫡系出身的他势必难以同王耀武接近靠拢。
不仅如此，就连曾经一度被视为王耀武心腹的罗幸理，对王耀武的这种“信任”也有着不同的看法：
上下有疑、暗流涌动，这也就为后面战局不利，各级指战员陆续丧失信心、崩溃逃亡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王耀武对济南守军的境况早已是心知肚明，但他却无心、也无力改变这种现状。与其耗费心力去做遥不可及的努力，还不如设法保全自身利益。
除了兵力和士气上的“硬伤”外，济南的整体城防也存在很大一部分漏洞。综合此后罗幸理回忆时提到的关键信息，不难发现济南城防的两大致命性问题：
一是国军守军虽然对外号称11万，但实际参与兵力却不足十万，且各个据点和要害位置均呈点线孤立的状态。
二是兵力与火力配备不相适应，济南城防正面宽阔，但火力较弱，加之缺少机动兵力，一旦开战只能被动防守，而无还手之力。
这样一来，势必会造成战端一开，济南守军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用罗幸理一句非常形象贴切的话来形容当时的济南城防，即“小孩穿大人衣服”。
除此之外，王耀武对济南城防的战略布局也深刻影响了战场形势的走向。本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王耀武让吴化文率部守备济南城西的要地飞机场，不成想却阴差阳错的促成了吴化文率部起义，直接加速了胜利时刻的到来。
吴化文阵前起义后，王耀武也彻底失去了组织有效防御的机会。战至9月24日下午，罗幸理在王耀武化装出逃的情况下主持司令部所在的新省府大楼防守。
在外有解放军包围，内有全军上下一致停战的呼声中，罗幸理组织守军放下武器正式投诚。
相比于战后被俘并进入功德林改造的王耀武和牟中珩等人，罗幸理算是幸运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解放军军事学校教员，合肥市逍遥津公园管理处处长等职。
如今，济南战役的战火硝烟已然散去，但属于那个时代军民的苦难辉煌依旧是激励我们今天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