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承秦制，既继承秦成功的经验，也吸取了秦失败的教训。西汉初期采用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实行轻徭薄赋缓刑的政策，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缓和了社会矛盾。文景之时，国强民富，史书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一幅盛世景象，史称“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时，依靠黄老思想治理国家已不能解决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有鉴于此，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为基础，融合阴阳、黄老、法家等诸家思想，将传统的伦理观念与国家战略相结合，致力于“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其思想主要集中于《春秋繁露》一书中，对两汉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天”的系统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天”是万物化生的本源，也是宇宙（包括人类）意义的终极依据。“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广大无极，其德昭明，历年众多，永永无疆。”“天”的神圣性，使人道效法天道，天道与人道贯通成为自远古以来中国思想的基本模式。董仲舒亦不例外。以尊天为核心，董仲舒建构了“天人相类”“天人感应”“法天而治”的思想体系。
天人相类。董仲舒认为，人是由“天”创生的，《为人者天》曰：“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人的形体、哀乐喜怒皆与天相副。“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最终，他得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的结论，即按类别区分，“天”与人是同类的。
天人感应。这是中国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唯心主义学说。古人认为天能影响人事、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 在答汉武帝策问的“天人三策”与《春秋繁露》诸多篇章中，董仲舒以自然界中同类感应的现象，通过类推方法，指出天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互感应——上天能干预人事，人事也能影响上天。这种思想具有浓烈的迷信色彩，但是，其在限制统治者无限的权力、保证古代华夏国家的长治久安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法天而治。法天而治源远流长。《论语·泰伯》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董仲舒系统化、理论化中国传统“法天而治”思想。一方面，治国应溯源于“天”，“天”是人世间的主宰。《郊义》曰，“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另一方面，他又把人世间的道德价值赋予上天，为国家战略确立了价值渊源。《基义》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样，董仲舒把战略与伦理都统摄于“天”的系统之中，再造“天”的权威，将内圣、外王理论重新纳入“天”的主宰之下，实现了战略与伦理的同构，为汉代国家治理奠定了理论基础。
“德”的范畴
面对封国诸侯叛乱、礼制混乱的社会局面，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尊君”的思想，把君主作为伦理主体。同时，他又通过“天”对君主进行约束和限制。这主要体现在对君主德行的要求上。
仁。“仁”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重要范畴。《仁义法》中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董仲舒指出仁的法则不是爱惜自我、而是爱护他人，具体来说就是爱民。有仁德的君主，会爱护百姓、恩及四方，甚至对于鸟兽昆虫都会加以爱护。《俞序》曰：“爱人之大者，莫大于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于吴，鲁得意于齐，而《春秋》皆不告……不爱民之渐，乃至于死亡，故言楚灵王、晋厉公生弑于位，不仁之所致也。”有仁德的君主，会因为爱护百姓而为之计深远，防微杜渐。
义。《仁义法》曰，“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义”在于端正自我，而不在于端正他人；倘若连自己都不能端正，纵然能端正他人，也不能称之为“义”。楚灵王讨伐了叛贼、齐桓公治了袁涛涂的罪，《春秋》却不说他们合于“义”，这是因为他们虽然能端正他人，却未能端正自我。君主的“义”主要体现在贵微重始、戒骄戒奢。《立元神》曰，“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失之豪厘，驷不及追。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君主是国家之根本，其一言一行，都会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作为君主，更应谨言慎行，注重自我修养。
智。“智”是董仲舒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具有“智”的君主，不仅能发现事物的苗头，还能把祸患消灭于尚未成形之时。如《仁义法》所言：“然则观物之动，而先觉其萌，绝乱塞害于将然而未形之时，《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鲁僖公一直等到敌兵到来时，才去应战，《春秋》对此是不加以称赞的；而鲁庄公在敌兵未来之时就主动出击，《春秋》称赞他，这是因为他忧虑长远、仁爱之心能施及远方。《必仁且智》曰，“莫急于智……不智而辩慧獧给，则迷而乘良马也”。智者能预见事物的发展规律，在作决策前，以智慧谋划并驾驭事物发展方向。
“王”的伦理
鉴于秦失其鹿的教训，西汉立国之初，有识之士就意识到仁义道德在守天下中的重要性。《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贾谊在《过秦论》中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董仲舒则进一步凸显了仁义道德在国家战略中的工具价值，提出了实现“外王”的具体伦理策略。
以和治国。“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论语·学而》中“礼之用，和为贵”，《孟子·公孙丑下》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儒家基本信念。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传统“和”思想，提出了“德莫大于和”的思想，并把“和”作为基本的治国战略。如《循天之道》曰，“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楚庄王》曰，“缘天下之所新乐而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面对西汉初期社会不稳的局面，董仲舒主张以“和”维系社会的稳定。如《为人者天》曰：“政有三端：父子不亲，则致其爱慈；大臣不和，则敬顺其礼；百姓不安，则力其孝弟。”“以和治国”表现为以文德优先的战略。中国古代实施的是“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德化”外交，武力的使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往往是作为最后的手段加以使用的。董仲舒在《竹林》中指出：“考意而观指，则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应用修文德的方式，使四方来朝，协和万邦。
德主刑辅。鉴于秦重刑轻德的恶果和汉初的社会状况，董仲舒提出以德教为主、刑罚为辅的理念，并用形而上阴阳之道对此加以论证。《天道无二》曰，“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阳出而前，阴出而后，尊德而卑刑之心见矣。阳出而积于夏，任德以岁事也；阴出而积于冬，错刑于空处也”。董仲舒在主张以“德教”为主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刑罚的作用。在他看来，德教和刑罚就如同春夏秋冬一样，不可或缺。针对“德主刑辅”的理念，董仲舒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法。第一，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进行广泛的道德宣传，来达到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的功效。第二，主张轻刑慎罚，减少刑罚的施用比例。第三，《春秋》决狱，即以《春秋》作为审判案件依据，以犯罪者“心志”来判断其有罪与否，以及罪行轻重程度。
重义轻利。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重义轻利”是先秦儒家主流价值观，董仲舒“义利观”与此一脉相承。董仲舒“义利观”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与“利”皆不可或缺，推崇义利“两养”。其二，“义之养生人大于利”，强调重义轻利。
内圣外王之道是儒家治国安邦、安身立命之道。孔子开启了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先路，孟子和荀子分别从内圣和外王两个方向发展了孔子思想。董仲舒创造性地发展了内圣外王理念，拓展了孟子的内圣之道，深化了荀子的外王思想，统一于天道系统之下，为内圣外王之道的实现创建了切实的通道。《春秋繁露》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构成了董仲舒的哲学体系，虽因古人的认知边界有其深刻的历史局限性，但也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久远。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