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认为人民才是重要的，而君主次之。这种思想是一种可贵的思想，但在后代被君主们改造。明代的朱元璋删除了这种思想，改造《孟子》之后被人诟病。“民贵君轻”思想是一种民本主义思想，比较美好，却有一定的思想死结。
孟子在战国时期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本身就有其先进性。那个时代很少有思想家能看到人民的作用，大多都汲汲于功名富贵，要依靠权贵传播自己的思想，却不会专注于老百姓的生活。人们大多是农民，要靠种地谋生，不读书，不识字，长期忍受奴役和剥削，要把生产的粮食贡献出一大部分，供给统治阶级消耗。皇帝和大臣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要靠农民贡献的粮食来生存。孟子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警告君主，要善待人民，尤其要善待农民，才能保证农民长期生产粮食，保证粮食供应。倘若没有农民生产粮食，那么君主和大臣都会被饿死。由此引申出，农业是国家发展的根本产业，必须重视农业，才能够满足人们的吃喝需要，也就是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要，不然社会将会分崩离析，甚至会饿死人。
如果农民不生产粮食，君主和大臣将会被饿死。看似道理很简单，其实并非这么简单。农民的本分就是种地，生产粮食，而不会想办法做君主，除非面临着饥荒和战乱。农民逃荒要饭了，发展成流民，聚在一起就会闹事，要实现心中的皇帝梦，但大多数农民起义都归于失败。即便农民不生产粮食，君主和大臣也不会被饿死，而首先饿死的是农民自己。因为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君主和大臣会想方设法征收赋税，要农民交税，而农民认为种着君主的土地，就应该给君主交税。其实天下的土地由天下人共同享有，天下的其他资源也由天下人共同享有，并不能被君主一人占有。但君主就是要占有天下所有资源，然后把资源出租出去，就像土地资源被出租出去一样，让农民耕种，把权力资源也出租出去，让各级官员掌管一定的权力。一旦体制形成，就会形成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立。统治阶级会想方设法奴役和剥削被统治阶级。而被统治阶级往往被统治阶级宣扬的理论迷惑，不是信仰神灵和命运，就是认为自身卑微，没办法改变现状。他们只能信仰神灵，遵从命运的指引，要知足常乐，而不会想着做皇帝了。越是这样，越容易被奴役被剥削，也越容易活在自恋的境界中。
“民贵君轻”的思想是一种光辉的思想，要君主重视人民，而不要只顾着搜刮财富，从而忽略农业的发展。但这种思想有一定的死结，那就是君主从来不会被饿死，饿死的只是农民。怎么能说“民贵君轻”呢？看似农民人数众多，生产大量的粮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他们不是统治阶级的人物，不能和君主、官员平起平坐，也不具备君主和官员拥有的权力。只要君主和官员手握权力，就可以随时征税，可以拼命搜刮民间财富，甚至把农民逼得家破人亡，而君主和大臣的生活消费档次却始终居高不下，不会降低多少。即便在饥荒或战乱年月，他们的生活标准也不会降低，而农民已经被逼得逃荒要饭了，这就是很多农民揭竿而起的原因。倘若民贵君轻，就应该让人民享受好的生活待遇，变国富民穷为国穷民富，让老百姓享受真正的民主，倡导科学精神，破除愚昧和麻木的迷信思想，以免大多数人被迷信思想洗脑。但古代的君主并不这样认为，要改造儒家思想，剔除“民贵君轻”的思想，让老百姓做顺民，而不要他们做刁民。所谓的顺民就是服从制度管控，信奉神灵和命运，老老实实做农民，哪怕忍受奴役和剥削，也要老老实实贡献粮食。而刁民就是看到了阶级差距之后，愤而反抗的那批农民。
看似“民贵君轻”的思想很理想，其实这种思想根本实现不了，也成了后代君主愚民的一种思想。就像魏征所说的，皇帝像舟，人民像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人民顺从君主的统治，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让君主成天享乐，而人民反抗君主的统治，就有可能推翻现有的政权，重新建立新的政权。但魏征没有说，新建立的政权是否还是像以前的政权一样统治人民？看似人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非常大，其实他们都受到君主的统治，君主起到的作用才是巨大的。君主用“民贵君轻”的思想来愚民，让老百姓认为自己很重要，而君主并不重要。当老百姓真的这样认为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被重视过，君主所说的“民”只是人民的群体，而不是个体。君主通过强化人民整体的概念来宣扬自己代理人的形象，进一步加强了自身的权力，而没有真正为人民谋福利。至于人们的个体，君主根本就不看一眼，也觉得他们是面目模糊的一个，根本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当然也就不会为他们谋福利了。
看来“民贵君轻”的思想只是一种宣扬的理念，而不是真正重视人民，倘若有君主宣扬重视人民的思想，就一定借助了“人民”这个群体概念，从而加强了自身的权力，也收拢了人心。遇到饥荒和战乱的时候，人们可能会被饿死，而君主照样享受奢华的生活。从这些方面来看，应该是“君贵民轻”，而不是“民贵君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