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2024年岁末之时到2025年开年之际，我利用难得的十天年假，沉浸在中国“清史研究第一人”萧一山先生的史学名著——《清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0月第一版）之中。
感谢小友不远万里，从国内为我寄来这本《清史大纲》。回想起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求学的日子，我曾在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和毗邻的首都图书馆善本阅览室，细细品读过萧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那时，清史便已成为我学术探索的志向与未来研究的焦点。阅读之时，也算是笔耕不辍，我记下了厚厚的笔记。如今，花甲之年已过，在东瀛之地再次捧起先生20多万字的《清史大纲》，心中涌动的是一份难以言喻的亲切，往昔读书的情景与情感的波澜，如同老电影般在脑海中回放。
翻开书页，梁启超先生那句“笔端常带感情”的名言不由自主地浮现在脑海。萧一山先生的这部著作，字里行间洋溢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开篇之言，掷地有声：“我是主张民族革命史观的，尤其讲中国近代史，必须以它为主干，为史心。因为它——民族革命——整个支配了中国近代社会，一切都是依它为枢纽而变动的。”先生以铿锵有力的笔触，描绘了“三百年来民族革命的事业，剥蕉抽茧，步步成功，在世界历史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奇迹”，并痛陈“抵抗满清易，抵抗列强、抵抗日本难”的残酷现实，呼吁“帝国主义四面张网包围我们，一纸条约来束缚我们，造成百年悲惨的命运，发扬革命的伟绩，正需要我们自力更生，努力奋斗！”这样的叙述，让人热血沸腾，极大地增强了全书的感染力和可读性。
《清史大纲》成书于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5月，那时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刻。先生勇于直言“列强的帝国主义一个个渐渐地松手了，而日本帝国主义反露出狰狞的面目，不恤变本加厉，于是有了‘九一八’事变，有了‘七七’全面抗战之发生，这是我们民族革命的最后关头，不仅成败所系，而是生死攸关。”值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抗战胜利80周年、日本战败80周年之际，重读先生的这番论述，更觉意味深长，发人深省。
从学术层面审视，《清史大纲》的历史线索异常清晰。先生以广义的“民族革命”演进为经纬，系统考察了清代历史的大势与人物的沉浮起落。这种独具匠心的史观线索设定，使得全书结构严谨，逻辑严密，为读者提供了一把打开清代历史之门的钥匙。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先生在书中不仅对历史事件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还对历史人物进行了生动传神的评价。慈禧太后被先生诙谐地称为“宫廷老妇”，同时也不乏对她“才能敏锐，意志坚强”的肯定；光绪帝则被先生视为“一个懦夫”，既“可怜”又“可哀”；末代皇帝溥仪，在先生笔下则是“乳臭小儿”，“又不度德，不量力”；对于李鸿章，先生一方面指出他“重视部署乡里，才造成袁世凯、段祺瑞的北洋系，为中国军队添封建割据之观念，为中国社会长贪污循私之风习”，另一方面又肯定他“世界知识、国事见解，比较一般人高”；而谈及袁世凯，先生既直斥其“是民族一大罪人”，又看到他“真是一个幸运儿”。这种对历史人物的“两分法”观察与评介，既客观又公正，对今天的我们仍具有启示意义。
萧一山先生在《清史大纲》中引用了海量的历史资料，包括官方档案、私人笔记、地方志等，这些资料的精当引用，不仅提升了全书的学术价值，还使得书中的论述更加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当然，也有人认为先生在《清史大纲》中提出的“民族革命史观”虽具学术价值，但可能导致对清代历史的解读过于片面或偏颇；还有人认为先生过分强调民族革命和反抗精神，忽视了清代历史中的其他重要方面，如文化、科技、经济等的发展。对此，我认为先生的书中其实已有明确回应：“十九世纪以来，世界大变局，影响到了东方，列强以科学机械的力量，压迫我们，使我们几次受到打击”，“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其祸不在满清，而在列强的帝国主义，他们有优越的科学机械之势力……”先生的这些指摘，穿越时空，至今仍振聋发聩，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读罢此书，感到内心潮流奔涌，只想大呼：“快哉！快哉！”先生的《清史大纲》不仅是一部学术巨著，更是一部激发爱国情感、启迪智慧心灵的佳作。它让后世读者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清代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更加坚定了对民族未来的信心与期待。此书之读，实乃人生一大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