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为文崇尚精简，不兴剌剌不休，一种常见的方法是用典。 典故是往事的凝练，看似寥寥数语，实际潜藏着更多文本。 它仿佛读书人之间的密语，相识者一望即知，不烦词费，不识者如坠迷雾，闻如未闻，于是无形中成为一道隔障，将“不入流”者拦截在外。 但典故也有生熟的不同，有些熟典近乎尽人皆知，有些就相当冷僻，颇考验读书人眼界和腹笥的广狭。 我最近上课，遇到章太炎对梁启超讲的一段话，涉及北宋史事，请教了好几位师友仍感茫然，只好暂时搁置——他们两人说话，本没打算给我们听。 书和书之间构成一块自然生长的草皮，根脚处彼此相牵，从来不是孤零零的，读一本也是在读很多。
用典好是不好？这很难说，作者和读者两方面的情形都要顾及，不可一言以蔽之。它确实设置了不少阅读障碍，对多数人不友好，所以胡适倡导文学革命，提出八条准则，“不用典”赫然位居其一。陈独秀进一步指责典故乃是“死文字”，用典即是“摹仿古人”，脱离时代，背离了“写实主义”精神。这虽不能说全无根据，但也相当不公：今天的小朋友在网上说些“黑话”，彼此莫逆于心，旁观者却莫名其妙，其实也是用典——这“典”就不来自过去和书本，而是出于当代，其实就是陈独秀推重的“写实”。即使来自过去的“典”，在日常语言中也无法避开。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曾短暂地参与外交事务，发现很多外交官谈话，都喜欢“穿插一些历史类比”，用过去说明现在。原因很简单：人并不是真的生活在一根线性时间链条中，过去并不消散，而是永远和当下如影随形。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一些读书人努力下，中文阅读的门槛大为降低。梁启超是做这事的人中最知名的一位。他在戊戌前投身《时务报》，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又先后出版《清议报》《新民丛报》，每出一期，不胫而走，对改变中国人的舆论和头脑功莫大焉。梁氏自称作文力求“平易畅达”，“纵笔所至”不加拘检，没有条条框框，故能“条理明晰”，而又“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番魔力”。如是，则当然不能肆意用典。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任公十七岁中举，是从古书堆里走出来的。他的放笔无拘束，也包括了用典在内——这对他并不构成一道禁令。只是他当然不会使其变成读者的绊脚石而已。
有人说，最好的用典是犹如不用。读到的人，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这是内行话。不过，这么做有时也可能造成误解：许多典故表面看显白简易，内地里却可能别具洞天。忽视这一层，或可能让我们错过作者有意无意希望传达的信息。比如，梁启超为何自称“饮冰子”？
撰文 | 王东杰
“一叶识春秋”为书评周刊新设专栏，我们特邀清华大学历史系王东杰教授，从中国近代史上选取一些被前人忽略或遗漏的、没有受到足够关注的文献，并加以解读，以确定20世纪中国历史/思想史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五期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饮冰室合集》，梁启超著，中华书局2015年4月。
《饮冰室合集》是梁启超唯一授权的著述集成，堪称梁氏思想文化探索与贡献的集大成之本，可见作者思想之发展及三十年来政局及学术界转变之迹。虽然在此前后出现过众多梁著版本，但它们都不能取代《合集》的典范意义。该本最初于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分为《饮冰室文集》16册，《饮冰室专集》24册，合计40册。
“一叶识春秋”的更多内容，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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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我其内热欤”
梁启超一生用过的字号很多，比如“哀时客”“爱国者”“中国少年”“中国之新民”“沧江”等等，大都用过一段时间就放弃了，使用终身的，除了“任公”，就是“饮冰室主人”或“饮冰子”，乃至文集亦叫做《饮冰室合集》，可知“饮冰”二字在他生命中的分量。
使用这么多字号，在文人传统看，不算特例，但梁启超这样做，却有实用的目的：任公编了许多杂志，撰稿人却主要是他自己。他要写大量文章来填充版面，也得用好几个笔名充当作者。不同笔名分担了他生活和心灵世界的不同角色。日本学者狭间直树注意到，在《新民丛报》上，“中国之新民”一名主要用于《新民说》，但其他文章也会用，说明它们“皆与《新民说》存在有机的联系”；随着《新民说》的停笔，《新民丛报》虽然还在继续办，“中国之新民”这个名字便不再出现了。可知，梁启超使用某个笔名，是有特定考虑的。
《新民丛报》。
那么，“饮冰”对他有何特殊意味？
最权威的当然是梁氏自己的解释。1899年8月26日出版的《清议报》第25册刊发了六则短文，总题《饮冰室自由书》，署名“任公”，这是“饮冰室”三字第一次披露于众。在其中的第一篇文章中，梁启超解释了“饮冰”二字的由来：“庄生曰：我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以名吾室。”“饮冰”是因为“内热”。
梁启超的“热”，要从他的老师康有为讲起。1898年，康氏在京师保国会第一次演说，大谈“热”的重要：
万物之生，皆由热力，有热点故生诸天，有热点故生太阳。太阳，热之至者，去我不知几百万亿里，而一尺之地，热可九十匹马力，故能生地，能生万物，被其光热者，莫不发生。地有热力，满腹皆热汁火汁，故能运转不息。医者视人寿之长短，察其命门火之衰旺，火衰则将死。至哉言乎！故凡物热则生，热则荣，热则涨，热则运动；故不热则冷，冷则缩，则枯，则干，则夭死，自然之理也。
世界完全靠“热”驱动，离开“热”就无生命可言。“热”的重要性，无论如何都不算高估。康有为把孔子学说称作“火教”，谓其“以太阳为主”；把一些重要的儒家概念，如“仁”和“诚”都看作一种“热”，强调人心中需要有“热”，才能“急人之难，济人之困”——而这正是“圣哲豪杰”不同于“庸人”之处。所以康氏总是自称“受质甚热”之人，以至连他的论学对手朱一新也不得不承认：“君之热血，仆所深知。”
在表述上，梁启超很少像康有为一样赤裸裸地歌颂“热”，不过他也自称“性禀热力颇重”：慨然以天下自任，对“束身寡过”的儒学传统和消极无为的老子学说皆有严厉批评，都是“热”的表现。故一般认为，对任公来说，“内热”大致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他怀抱救国热诚，二是指他忧心国事，杌陧难安。这都使人发“热”。因此，梁启超以“饮冰”为号，表达了对国势的焦灼关切——这关切是如此深重，只有“饮冰”才能纾解。
康有为和梁启超（右）。
然而不妨回到
《庄子》再来看看
这个解说不但紧扣了字义，对梁启超志向、性格的刻画也相当深刻，所以当然是对的。但如果我们注意到“饮冰”是一个典故，或者不妨按照梁启超的提醒，去读一读原文，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这个典故的出处是《庄子》“内篇”《人间世》。原文说，楚臣叶公子高奉命使齐，感到重担在肩，忧心不已，于是来见孔子。子高担心，楚王对自己的期望甚重，而齐国也会对自己待以上宾，但对楚国的请求却可能一拖再拖，消极抵制——子高很清楚，自己是要说服齐王做一件他并不情愿的事。然而，要说服一个“匹夫”尚且不易，更何况一个诸侯！每当想到这点，子高就立刻焦躁起来：“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我早晨接受使命，晚上就要饮冰，这是因为“内热”吧？尚未启程就已是阴阳失谐，事不成功又必遭楚王重处，我可真是连遭两重祸患。身为人臣而不足以担任君王的差遣，这怎么能行！所以先生啊请你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办！
《庄子今注今译》，庄子著，陈鼓应注释，中华书局2016年5月。
《人间世》一篇的大意是教我们如何在这个充满风险的人间（“方今之时，仅免刑焉”）自处。它由好几个故事组成，在快结束时讲了《庄子》里最知名的故事之一：一株栎树因为不成材料而得以保全；接下来是楚国狂人接舆对孔子的劝诫，而以“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一句作结。显然，文章的主旨是说明“无用之用”和全身自保的诀要，基调并不是积极向上的，和任公的志向可谓背道而驰。所以他使用这个典故，绝不是在全篇的意义上。
我想，激起梁启超共鸣的，是叶公子高的处境。“出使”云云，很容易让人想到梁氏亡命日本的事。况且那时康有为还伪造了光绪的衣带诏——要求康氏赶紧逃出北京，“设法相救”——这使康梁师生的逃亡更像“出使”了。但问题是，梁启超虽然很可能参与了这次作伪，但表现得并不积极：他不会主动把自己的处境说成受到光绪皇帝的差遣。当然，他刚刚赴日时，也想说服日人去搭救光绪，但这显然不符合现代国家的关系准则。相反，日本在清朝压力下，又几次想赶康、梁二人离开，态度温和而语气坚定。最终南海去了加拿大，梁启超留了下来。可是此事也让他清楚地意识到，要靠别人力量解决自家问题纯是妄想，人能靠的只能是自己。这也就是1899年夏天梁启超发表《饮冰室自由书》时，反复谈及独立、自主的缘由。叶公子高设想的齐国对待使者的态度——“甚敬而不急”，正是任公赴日一年的实际遭遇，理所当然地唤起他的共情。
不过要更深入地理解“饮冰”的含义，我们就不能仅仅盯住子高的那两句话，而必须接着看孔子的回答。这由两部分组成。孔子先说，人生有两种东西不可违背，一是“命”，二是“义”。“命”如“子之爱亲”，出自天性，“不可解于心”；“义”如“臣之事君”，是后天的，然而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走到哪里都存在，躲也躲不开。因此，接受了君王的差遣，就不能再顾及自己，不能“悦生而恶死”。所以，“夫子其可行矣”。这是鼓励的话。那时的梁启超开始更自觉地接受现代国家观念，对他来说，“君臣之义”可以转换为“国”和“民”的关系——这也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所以国民要忠于自己的国家，须置生死于度外，身家性命都不能考虑得太多。
更重要的是接下来一段。孔子说：凡是两国交往，挨得近的就须出之以诚信，距离远的就要忠实于言语。国君和国君之间，总得要有个人传话。若是两个君主相互喜欢（“两喜”），或者彼此都很愤怒（“两怒”），则传话就成为天下最难的事：因为“两喜”就可能“溢美”，“两怒”就容易“溢恶”。无论是“溢美”还是“溢恶”，其实都是虚妄，而虚妄的话就很难让人感到信服——所传之话既然疑窦重重，传话的人就不会被人信任。所以正确的方式应该是传达实情，而不要传达过分的话语——使者自我保全，大约只有这一条路。况且世事难料，人和人的关系总是在变化中：往往是以相互信任始，而以互相欺骗终，“两喜”成为“两怒”，出使者可不慎乎！在任何时候，言辞都好比风波，变幻不定，在传播过程中必定有得有失。最好的传话人莫若顺应于自然，不要刻意伪饰——不“溢美”也不“溢恶”——然而这却最为难办。
梁启超。
如果“出使”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传话”，则任公的确就是一位使者。不过他承担的不是外交责任，而是文化交流，尤其是将西人的话传给中国人听。早在1898年11月，他在《清议报》创刊辞中就把“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作为该刊的四大宗旨之一；随着在日本居住日久，读书日多，“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其思想“为之一变”。他对此兴奋异常，自称是“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也想让其他人知道这滋味，于是致力于译书事业，自己写文章也不忘介绍各种新知识、新思想。由此，他以笔为舌，扮演了一个使者角色。问题是，在介绍异国思想的过程中，怎样老老实实，原原本本，不变形，不走样，使中国读者知其本意？这是一件大事，不能不令梁启超感到敬畏：“我其内热”，此之谓欤？
因此，倘若我们不只是盯着那两句话，而是回到《庄子》原篇，结合其上下文，以及梁启超说这话时的境遇和作为，也许可以推测，当任公使用“饮冰”两个字为书室命名的时候，他想传达的不只是自己对国事的热心和忧心，也是一个使者的兴奋和戒慎恐惧，是自励，也是自警。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梁启超的名文。他在其中宣布，20世纪乃是以欧美为代表的泰西文明和以中华为代表的泰东文明“结婚之时代”，号召“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断言“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抛开这些话中在今天可能会被人指责的“父权”色彩，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任公自觉地希望在这场东西文明的婚姻中扮演一个媒人的角色——做媒，也是传话。这或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为何终身没有放弃“饮冰”这一名号——因为他始终怀揣东西文明“结婚”的理想，即使在晚年被某些人认定为“东方文化派”的代表，依然如此。
《新民说》。
所以，任公为何要“饮冰”？
我当然不能斩钉截铁地说，我的解释就精准地把握到了任公的本意。实际上，所谓作者“本意”，本身就可能是模棱含糊的：一个人使用某个典故，当然是有意而为，但也可能同时受到了无意识的驱遣：在后一种意义上，弥漫在一个典故中的某些情感和语意氛围唤起了作者的情愫——尽管他本人未必清楚地意识及此，但这确实也在其“本意”之中。不过，要清楚地区分出有意识和无意识这两个层次却并不容易，有时也并非必须。所以我只能说，任公使用“饮冰”二字很可能包含了我在这里说的这层意思。
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梁启超的志向的确是成为中西文明的媒人和使者，而他对传话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也一向具有清醒的自觉。事实上，这恐怕也是他“流质易变”的一种原因：他太害怕不能准确传递说话者的原意，以至令听者发生误会，误入歧途，甚至因此丧失了对另一方的信任，搅散东西文明的天作之合。任公曾引用过朱熹的一句话：“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最能表达他的这层焦虑：履薄临深，“其内热欤”？
所以，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误，我们似乎可以从“饮冰”二字中听到任公对20世纪的衷心祈愿和他身为使者的戒慎恐惧。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王东杰；编辑：李永博；校对：王心。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写童书的人》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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