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案｜
朝鲜朝，也被称为“朝鲜王朝”，也被称为“李氏朝鲜”，是朝鲜半岛上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中央集权王朝。
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在宣祖皇帝、光海君皇帝和仁祖皇帝三代执政期间，朝鲜朝面临着巨大的内部危机和外部威胁。
“内忧”是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的经济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剧烈的政治斗争，出现了“废母论”和“仁祖反政”等王室风波，“外患”是指日本的“壬辰倭乱”和“丁酉再乱”，女真的“丙子虏乱”和“丁卯胡乱”。
在两次入侵中，朝鲜朝面临着灭顶之灾，战乱和瘟疫席卷了半个朝鲜半岛，可以说是朝鲜朝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段时间。
在此大环境下，深受理学说深刻影响的士人群体，被严酷的现实所激励，对此进行了感性的阐释和理性的反思，并将其反思的成果反映到了自己的文学作品之中。
总体来说，土著民族的“二元属性”决定了他们既肩负着改善统治的政治任务，又有一颗关心世界的仁爱之心，因此，他们在辞赋上的思考，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对朝政现状的批判，二是对人情世故的感慨。
对朝政时局的评谏
第一，讥讽昏佞，这一部分的主题，主要体现在对帝王昏君不察，对奸臣庸俗下流的批评，从外表上看，虽然这些赋作大多是以比喻、借古讽今，很少直接地批评被批评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们都有过派系斗争的经验。
比如《冤牛赋》的作者赵希逸，就是因为“癸丑狱事”而被流放，《蛙鸣赋》的作者张维，就是因为“金直章”的缘故而被革职的，还有很多作家，也是如此，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恶人的抨击。
例如李民康的《事修谤兴》，引用了韩愈的《原毁》一文，引用了周公，孟子，伍子，屈原等人的故事，指出了“佩中和以为旗，饰《诗》、《礼》之干橹”的君子常遭馋臣“砺齿牙而交毁”，从而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朴光谦的《伴食宰相赋》，引用了唐朝著名诗人卢怀慎的故事，用讽刺的笔法，描绘了一个“骑马吃肉”，“呼唱之扬扬”，遇到困难时““推同位之独贤，已笑语之嬉嬉。
羌齐唯而偕诺，但偶坐而俪食，这是一个昏君的形象，他还用“吃人的棚子”和“太仓的老鼠老鼠”来讽刺那些只会吃喝玩乐的高级官员。
这一章，是关于君王在面对异族入侵时，如何恢复自己的力量，如何激励民众奋起反抗的文章。这种赋的表达方式依然是偏爱通过对历史和时势的感知而反映出来的。
比如韩应寅的《哭江心寺》，写到了南宋灭亡，陆秀夫投江自尽，他哀叹道：“千年衣衫尽毁，三百年祖籍何在？
“吾敬吾君，以安吾君”，“试看此土，何人为君”，而吴达济则在“丁卵胡乱”时期，于《宝剑跃鞘》中写出了一个朝鲜的英雄，他反抗“西邻”的侵略，“控制三个韩国，傲然挺立”，显示出了他与后金抗衡，保卫家园的坚定意志。
然后是反对战争的维持和平，这一类型的文学创作，也是在朝鲜朝遭遇了一场大灾难的大环境中出现的，其创作的主题，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反对粗略的战争，二是要求和平。
其中，以金泰祖和全韬两个名字命名的“敬文堂”就是其中的两个，六百四十五年，唐太宗下令讨伐高句丽，因为高句丽人的国力不足，不得不退兵，原因是高句丽人的国力不够。
回国后，唐太宗“感念忠心之人，卜斯地赐其功德”，后来武则天遵照他的旨意，建造了这座庙宇，并“刻上了忠心二字”。这两首诗都是围绕着这件事情展开的。
而且两首诗的框架和主旨都是一样的，都是从悲忠楼的废墟开始，然后是叙太宗因为嚣张跋扈，攻打高句丽，最终战败，痛定思痛，下令重建悲忠楼，然后又用一首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想。
在对大唐士兵的处理上，这两首诗都表现出了一种悲天悯人的心态，金赋云：“哀赤县之民，长青之猿鹤”，“生是英雄，死是英雄，春是猿啼，秋是鹤鸣”，李春英的《泣罹锋赋》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
宋太祖在这首诗中塑造了一位慈悲为怀，慈悲为怀的君王形象。他挑起陈桥叛乱，是为了顺应民意，他四处征战，是为了“为天下苍生着想，南唐投降的消息一到，他便说：“方庆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这个人物形象或许与宋太祖的实际情况不符，但它清楚地反映出了作家对“好生至仁”，“神武不杀”，虽有征战，但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急切愿望。
这些声音，都是为了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寻求和平，正因为这样的愿望难以达成，所以到了末尾，就变成了一首痛心疾首的诗：“何后王不仁，视天下苍生于草蔡。”
从春秋时代开始，就已经到了末日。伟大的上帝，纵然不食人间烟火，也能追寻到三世，何况是汉朝的迷雾，为战争而战。
忧心忡忡他是一个在动荡的时代里更加沉静的沉思者，张显光在他的《日食赋》中，写到了“皇明万历24年”，也就是“壬辰倭乱”结束后，他与朋友一起见证了“天之示灾”的日食，并在此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辩论。
他认为朝鲜虽然暂时恢复了平静，但危机依旧存在，需要“反省”，任叔英的《汴都赋》则详细描述了北宋在汴梁这个“国家之根”建立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却没有受到任何的威胁，最终被敌人攻破。
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胡人不应内乱，而应对敌人的威胁，使自己变得更强，使自己变得更强。”
另外，朴光前还在其《屯田赋》中指出：“固守之道，谓之养之善也”，提倡“以军事为本，以农业为本”的屯田制，这说明朝鲜文人在经历了亡国灭种的惨痛经历后，已经逐渐注重军事建设。
进谏时政与以抒发一种姿态为主的词句相比，进谏反映出一种干涉朝政的趋向，其中，郑蕴的《立大事者以人心为本》是赵纬韩的《海大鱼赋》。
赵赋从正面切入，引用了《战国策齐饺》中的一则故事，那就是齐人用“海大色”三字劝服了靖郭君，让他不要再呆在薛筑城。
郑赋却是从相反的角度，指出了宋高宗不听劝告，错失了机会，导致“大宋皇室不能入中原”的事实，指出了君王不听劝告的下场，并提出了“谨防宋帝犯下的错误”的警告。
而关于外交事务的短篇，则多见于赵希逸所著的《八百年赋》，在对外处世上，他的《养胎赋》、《青梅煮酒论英雄赋》既嘉赏勾践与刘备隐忍以对的“英雄主义”，又批判曹操因时势所迫，先下手为强的“奸雄”之举，反映出他对弱者国家的存亡问题的深思。
此外，在与中原朝廷的关系上，他在《百翎贯寨赋》中指出，甘宁百骑突袭曹营，虽有勇气，但只是一头猛虎，孙权若能像齐相公和晋文公一样，对东汉朝廷忠心耿耿，又有“江汉之地，兵强马壮”之势，讨伐曹操，也就不至于陷入需要“突袭”的窘境。
对世道人生的感怀
第一，悲天悯人时值乱世，耳闻目睹的都是叛徒和敌人的腐朽，读书人心中难免有些伤感，放眼看去，自己的国家到处都是伤痕累累，无论内政外交，还是人情世故，都是一塌糊涂，不由生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感觉。
其中以李安讷的《次王餐登楼赋》最为有名，这首诗写在“万历十年，因倭寇之患，奔窜岭北，游荡关西”的时候。
这一路上，他看过了无数“恶狼张牙舞爪，虚张声势，堆砌出一座小山”的凄凉景象，压抑了很长时间的情绪，当他踏上了成川降仙楼时，心中的情绪才得以宣泄出来。
这首诗里有游子归心似箭的急切（“岂知天意如此，岂知归心似箭”）、生不逢时的惋惜（“惊今生之不期，遇今生之愚昧”）、对孤立无援的怨恨（“神州既然依附于沈氏，则一人之力”）、对忠臣贤良的绝望（“忠则言而止，贤则避而不见”）、对战事的厌恶（“望北方，尚兵戈之不休”）。
虽然云次韵于王条的《登楼赋》，但所表达的忧伤，比之王条的诗，要复杂得多，除了这些，还有朴光珍的《梦周公赋》，李春英、李民广的《凤凰来仪》。
他们都在感叹“国家如姐”，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真的乱了，郑澈的《卖钗献爵》，他们在感叹战争的混乱，高尚颜的《笑牵牛赋》慨叹了时逢战乱，富贵良缘转瞬成空反应《仁和肆》。
他们在哀悼战争的时候，财帛为食，河受一的《箕子操赋》，他们在悲哀的时候，无法阻止这个世界的混乱，
赵纬韩的《河图赋》，他们在叹息这个世界的没落，祈求圣贤拯救这个世界，权涛的《安危托妇人》，感慨乱世衰弱，急切呼唤圣人救世，权涛《安危托妇人》与《身疾喻朝政》则痛心于须眉无种、朝政多弊。。
另一种，则是愤怒，与哀时哀世相比，这是一种更加强烈的情感，抱着这样情感的读书人，虽然会对悲惨的事实感到失望，但并没有失去希望。
从他们的诗中，可以看出他们不甘心现在的处境，也可以看出他们想要改变现在的处境，赵希逸的《病鹤赋》描写了一只垂死的黄莺，试图重振雄风，写出了“天赋异禀，虽厄，但也会昌盛”的诗句。
“死灰未尽，弱肉强食”的诗句，赞美了在困境中顽强拼搏的人，金安节在《述怀奉呈仁里诸君子》中，直接表现出了“胡马于列邑，腥风血雨于国家”。
也就是在敌人入侵的情况下，表现出了“为家乡之粮而悲伤，为家乡之物而哭泣”、“为国家之不公”的悲伤，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出了他“虽然流落在外，但他的忧患意识还是很强的”，他对国家的关切，对国家的羞辱，都是发自内心的。
第三，宽宏大度，他的想法，比那些悲天悯人，要正面得多，是一个典型的儒生，文人“顾及国家之亡，痛楚于珍率”，于是萌发了用怯懦之心来弥补时弊的念头。
比如张显光在《治隐竹慰》中高呼：“昨日未失清白，今日表特立大事。”
金宇颐的一首《镜无见之失赋》，直言不讳地指出，一个忠诚的人，不应该因为自己所说的话而感到愤怒和迷茫，呼吁人们坚持自己忠诚和正直的品格。
吴达济在《空心柏》中热情地赞美了“孤贞”的比干寺庙中的空心柏，希望它能“永匆去而不去”，让它的忠诚与空心柏一起永恒地陪伴着它。
第四，对教育的关注，朝鲜素来以重教育为特色，但由于政治混乱，社会风气日渐败坏，儒学已不复存在。
就像郑述赋的《立雪》中说的那样：“呼，天下大乱，师兄死”，我不能以衣冠为荣，却以礼相求。
国家在战争中，虽然需要整顿，但读书人还是要从文化教育开始的，李时发作《仙查书斋赋》的小序云：“是为大变之后，斯文之一幸赵希逸”的《军中起书楼赋》并建议在兵家作乱的时候提倡“文武双全”。
对亲人的爱，受中国人“孝顺”的影响，朝鲜人也很重视孝顺，在朝鲜纲常伦理混乱时，读书人就想从孝顺父母开始，弥补伦理上的缺憾。
金安节在这一点上最有名，他的《食舍肉》说：“值昏朝废母时，作此以寓义”显然，他对广海皇帝的“废母论"很是不满，所以才写了这个讽刺。
而宋邦非在《老孝子赋》中，更是高度赞扬了“李亲五十载忠贞”的典范人物，笔者认为，在规范国家纪律之前，必须首先整顿家庭风气。
“孝”之心与“礼”之心，都是朝鲜文人在儒学理念的指引下，出于救国救民的目的而做出的一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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