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说，我是看着深圳一天天长大的。是深圳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成就了我。
1985年，我从湖南来到深圳，调入深圳特区报社工作。开始以一名记者的视角来关注深圳这片土地，也一直思考如何用我的笔来记录这片热土上发生的故事。
陈秉安
出生于1948年,湖南桂阳人。198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1985年起在深圳特区报社工作。1990年参加写作的《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一书获全国报告文学奖（现鲁迅文学奖）。长期关注深港两地发展，2010年出版《大逃港》一书，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壹
开放的窗口为何率先在深圳河北岸打开？在写作《深圳斯芬克斯之谜》时，那段深港间的往事又与我见面了。既然这是一段绕不开的历史，我便决心把它搞清楚。
深港边界新店开业
总经理致辞泣不成声
1987年年中，罗湖区某酒店开业，酒店总经理登门请报社派记者出席开业仪式，报社派了我去采访。原以为是一场寻常的开业庆典，但没想到这位总经理在台上致欢迎辞时手捧讲稿号啕大哭了起来，台下一众嘉宾和我都很诧异。
他哽咽着说，“二十多年前，父亲背着我去香港，路上不幸亡故……我没有辜负他。”那位总经理擦了把眼泪继续说，“就是为了告慰父亲，告诉他我长大了，有出息了，所以才带着资金从香港回来，把酒店开在这个地方。”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他也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亲历者之一。后来，我决定把这个故事写进我的书里。
此后，我又陆陆续续在采访中听闻“逃港”，提到它的，有原宝安县的领导、深港边界各村的干部，有从香港回到深圳投资的商人，也有一些还留在村里的妇女、老人。出于一个新闻记者的敏感，我意识到，这段历史不简单，是一处鲜有人问津的文史富矿。
我开始在工作生活中留意收集、挖掘相关信息，一颗种子也在我心中种下。
如何对外介绍经济特区
一个“倒逼”为我解难
在此之前，我还参与了《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一书的写作。事情是这样的：
1990年，时任深圳市主要领导决定组织人马，创作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全面系统地介绍正在深圳发生的改革开放热潮。我被有关部门选入写作组，和组里另外两名同志住在西丽湖进行创作。
上级要求我们把“深圳经济特区是什么、在干什么”对外讲清楚、写生动，但面对历史的转折和日新月异的变革，我们犯了难：如此宏大的叙事，要从何下手？我常带着这样的困扰到水库边踱步思考。
一天傍晚，走在湖边小路上，迎面来了两位长者，是有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和陈登科。我立刻迎上前去向徐老请教。徐迟说：“你就照原来的写嘛。”我当时不解，什么是照原来的写？他进一步解释道，从起点回溯，这座城市是怎么兴起的，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是怎样发展的，改革是如何推开的，事实原本是什么样就怎么写。
“秉安，你想想，深圳经济特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天就能建成的，这其中存在着一个规律，是客观规律逼着它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他说，这中间最关键的一个字是“推”，抓住了这个“推”字，就抓住了深圳改革进程的灵魂。
他进一步举例改革是如何“推”出来的：要办经济特区就要有人来，人一流动就打破了过去牢固的户籍管理制度；人到深圳要吃饭，就打破了原先的粮油供给制；建设要用钱，人员要工资，倒逼着改革了过去的金融制度；要引进外资，对外贸易，就打开了此前封闭的深港边界……所以深圳的发展不是简单靠行政命令，而是自己闯，是靠问题倒逼出来的。
徐老用的这个“倒逼”点醒了我，我以此为钥匙，打开了《深圳斯芬克斯之谜》的写作之门，这部作品获得了1990~1991年中国报告文学奖，即今天的鲁迅文学奖，收获了海量读者。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以回溯历史的方式摸清事物发展的脉络。
开放的窗口为何率先在深圳河北岸打开，改革成果为何先在这块土地显现？追溯一系列问题的根源，那段深港间的往事又与我见面了。既然这是一段绕不开的历史，我便决心把它搞清楚。
贰
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我得知湖南省图书馆有一批刚解密的历史档案，便坐了一个通宵的火车去“寻宝”。
踏破铁鞋无觅处
废纸堆里寻宝藏
由于当时大量的文件、档案等资料还没有公布，我只能走街进村采访当年出走香港的亲历者和其家人。故事很多，案例生动，但都很具体，难以串联成网。彼时，尚没有关于逃港外流的人数、时段和人群现状的研究，甚至能大致梳理此事的文字资料都难得一见。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香港的报纸杂志，以期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为此，我跑遍了广州、长沙、武汉、郑州等地的图书馆，却往往乘兴而往失望而归。
记得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我得知老家湖南省图书馆有一批刚刚解密的历史档案，便坐了一个通宵的火车回去“寻宝”。刚到长沙，我就直奔图书馆。经过一番沟通，管理人员把我领到了顶楼的一间屋子，老报纸堆了一地。墙角一个书柜上虽然写着“港澳台旧报纸”，打开一看却空空如也……
1992年，事情有了转机。那年5月，我来到位于广州市的中山图书馆，工作人员看着我开列的陈年报刊清单颇感为难，“甘久的啊，不知有冇。”本以为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当她把我带到“旧报室”，看见堆积如山的香港报刊，我眼前一亮，就像一个渴久了的人见到涓涓甘泉。《大公报》《文汇报》《星岛日报》……我抑制不住兴奋，那间满是霉味和灰尘的屋子简直就是我的藏宝阁，虽然铁鞋踏破，终究上天不负苦心人。
以深圳河南岸视角
回看那段辛酸往事
我翻阅了《星岛日报》和各类新闻杂志，后来又多次到香港的各家图书馆查找资料，虽然挂一漏万，但终于可以从深圳河南岸的视角来回看那段往事。
拂去沉落在合订本上的灰尘和碎片，历史呈现在我眼前。尤其是在1962年，包括《星岛日报》在内的香港报刊以大量篇幅、细腻笔触讲述了偷渡者在香港的境遇。
当年的《星岛日报》曾在头条刊载《偷渡深圳河 扁舟任纵横》一文，概述了大致的偷渡路线。文中写道：“港英政府开始抓人，偷渡群众的办法也变了，停止‘涌’的策略，采取分散的方式找布控空隙入境……精壮青年男女爬上梧桐山，进入英界后经拒水坑、麻雀岭、万屋边转入市区；较为老弱的妇孺辈则多用船偷渡深圳河，入落马洲，从元朗等方面流入市区。”这些文字记载与我在田野调查时采访到的亲历者回忆相互印证，那一段段扶老携幼，藏身梧桐山下、深圳河畔趁夜过河的叙述在我脑海中逐渐连成线织成了网。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关于1962年年中深圳河突发洪水的报道。据记载，当年5月26日，粤港边界一带暴雨如注，连降数个小时，沙头角打鼓岭山洪下泄，深圳河陡然泛滥。河边高约八尺的边防铁丝网被淹得只露出一尺来高，浊浪冲向铁丝网外准备偷越边境的人，危险现于狂流急涛之中，引发了悲剧。
叁
从香港社会底层做起，到成长为新一代市民，他们心念家乡。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回深圳投资办厂的先行者里，就有很多是在香港的奋斗者和成功者。
深圳河畔幸运的他
改名“叶争气”扎根香港
巧合的是，多年以后，我竟在深圳一处泳池边遇到了这场大雨中的幸存者之一。那时的香蜜湖有家“名人俱乐部”，旁边是水上乐园，每逢周末都有不少香港企业界、金融界的知名人士来度假休闲。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香港金通公司总经理叶小明先生。坐在泳池边，我与他攀谈起来，无意中问他什么时候学会的游泳。他回答：“这还用学吗？”我很吃惊，他解释道：“我是在1962年那次偷渡中，在铁丝网下学会的，当时才11岁。”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居然碰到了那场洪水中的幸存者。
当他发现我清楚那次水灾，甚至能说出几月几号，降水多少，也很是惊奇，随后眼含泪水，打开了话匣子。
“我家在粤北南雄县的一个小山村，1962年，我们一家随着村里的人群上了路，最终走到宝安县梧桐山下。”
据他回忆，那天出奇的热，可能正是大雨的先兆。当人们聚在梧桐山下，等到天黑，忽然间就狂风大作，下起雨来。人们还在庆幸，下雨警戒会有所松懈，正好过河，冒雨过去，香港的警察也不方便抓人，“但是，谁也没想到，那雨会越下越大，越下越暴。”叶小明的神情严肃起来。他记得，人潮向着罗芳村的小石桥方向涌，那有一个小门，出了口子就到了河边，没有岗哨，只听得河水、雨水哗哗地响。
“水一波波地来，涌浪把我和妈妈冲开，妈妈拉住我，对着旁边的一棵树说，‘快，你先上去，’我一看，不粗的树干上已经挤满了人，妈妈半截身子在水中，央求树上的人。水越来越急，妈妈用尽最后的力气推了我一把，我踩住一个树桩爬上去，可妈妈掉进了洪流中。我撕心裂肺地呼喊着妈妈，但再也没有回音。”叶小明痛苦地对我说。
两天后，水退了，叶小明跟随幸存的人群到达香港，因为未成年，很快被做了登记。后来，他擦干眼泪，朝香港的高楼大厦走去。“我把名字改了，改成叶争气，最近才又改回来，我要为母亲争气，立志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
叶小明的这段话对我触动很大，这样的案例在我搜集材料和写作的22年中，并不鲜见。
香港的经济腾飞
离不开这些人的努力
其实，去往香港者中有很大一部分在香港有亲属、朋友、同乡，甚至有妻子赴港找丈夫，儿女赴港找父母的，粤港边界的事件也牵动着香港民众的心。那些年里，《明报》等报刊频频刊发社评，呼吁关注逃港者境遇，香港各界捐赠的物资源源不断送到报馆，港英政府实行的“即捕即遣”政策也自然遭到普遍反对。
我从多年的采访中得知，多数逃港者只要躲过边界地带的军警查缉，就能进入市区谋份工作，彼时的香港正缺劳动力，于是吃苦耐劳的逃港者填补了这一空缺，在船厂做工，在店铺当学徒，在餐厅做服务员等。他们从社会底层做起，成长为新一代香港市民。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回深圳投资办厂的先行者里，就有很多是在香港的奋斗者和成功者。
叶小明曾跟我说过，那些讨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的专家总是这个“指标”哪个“策略”，分析得头头是道，其实，他们未必懂香港。真正的香港奇迹有他们这些人的一份功劳，是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人用双手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记得从他坚毅的目光中，我对深圳河两岸的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感情。一河两岸的人们本就是一家人。
肆
罗芳村老支书陈天乐回忆，开放的政策下达到基层时，深圳河边沸腾了。此后，经济政策逐渐松绑，深圳人的生活很快宽裕起来。
昔日过河的农民
拎着大包小包回来啦
事情在改革开放后起了变化，那时宝安县“逃港”偷渡的情况已经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确定，1979年3月6日，广东省委批准了宝安县《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的报告，不仅允许边境的村庄与香港做生意，还扩大到宝安县的14个公社。农民只要完成了上交任务，果蔬禽肉都可以拿过河去同香港人做生意。
据我采访过的罗芳村老支书陈天乐回忆，文件下达到基层时，深圳河边沸腾了。此后，经济政策逐渐松绑，到处都是种蔬菜、挖鱼塘、跑贩运的场景，深圳人的生活很快富裕起来。再接着，深圳市成立了，经济特区建立了，港商过河了，“三来一补”工厂也办起来了，南下的打工者一天天多起来，深圳河边的居民纷纷盖厂建房，地皮越来越金贵……当年逃港者的家属给丈夫写信说：“回来吧，再不回来恐怕都分不到地皮了。”
罗芳村就在边境线上，几十年间偷渡的事屡禁不止，当开放政策落地后，陈天乐很是担忧，怕人都跑光了，于是准备了一个笔记本，专门登记每天清晨去河南岸耕作、卖菜的村民的名字。每当夕阳西下，他又紧张地守在检查口，等村民从香港回来，每回来一个就在名字后面打一个勾。他告诉我，当时天天都在祈祷不要发生不回来的事情。
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政策站住了，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几乎每位过河的农民傍晚都笑盈盈地带着大包小袋归来。每个名字后面都是个大红勾。再后来，陈天乐就不再天天登记，后来，笔记本成了他小儿子的演草纸。
像稠密的针线弥合了
曾经泾渭分明的边界
经过长期深入的调研采访，我越发感到深圳河两边的这段往事对于经济特区发展史，甚至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来说，都是绕不开的，我决定补上它。2000年左右，我开笔写作，把那些年采访挖掘到的故事、案例按照时间顺序总结梳理。2007年，广东省档案馆解密了1949年到1974年的一万两千份档案，有关群众逃港事件的内容也在其中。我终于有了读到更多历史资料的机会，我的写作得到了突破。2010年，凝结了我20多年心血的书也终于出版问世。
如今，世事变迁，深圳与香港交往越来越密切，两地市民甚至过上了同城化的生活，每天经各大口岸往返两城的人流如织，北上深圳成了香港人时兴的生活方式。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像稠密的针线，弥合了曾经泾渭分明的边界。
但是，我们不应忘掉过去，更要以史为鉴，因为只有记住来处，才能更好走向未来。
口述时间
2024年3月21日
口述地点
深圳新媒体大厦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