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刚创刊的《新京报》上开设了一个名为“桑巴故里”的专栏。这个专栏的作者是当时旅居巴西的诗人、北京大学青年教师胡续冬。（胡续冬，本名胡旭东，人称“胡子”。2003-2005年客居巴西，任教于巴西利亚大学。生前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北京大学巴西文化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和方向包括：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现代主义以来的世界诗歌，拉丁美洲文学。）2005年初，胡续冬返回北京，专栏已经积累了将近300篇文章，记述了他69周的巴西生活，后来被整理、集结成书《去他的巴西》。
在那个没有新媒体的年代，许多读者通过这个专栏了解到陌生的远方，有的甚至因此改变了生命轨迹，前往巴西留学、生活。即便在网络发达、短视频铺天盖地的今天，关于巴西的内容也并不多见，对大部分人来说，包括巴西在内的整个拉丁美洲仍然是一片神秘的大陆。
2024年是中国与巴西建交50周年，胡续冬的随笔集再版，更名为《去您的巴西》。通过胡续冬生动、幽默的笔触，我们再次感受到当时的活力与开放。2021年，胡续冬因突发疾病，在北京去世。生前他视巴西为“第二故乡”，那里的自然风光、物产美食、语言文化和奇人奇事都留在了他的文字里。好友朱靖江说：“巴西成为描写胡子的关键词之一，他在北大主持一个巴西文化研究中心，讲授巴西文化、葡语文学之类的课程，也靠从巴西得来的乐观主义治愈生活中的一切不如意。”
本文摘编自《去您的巴西》，经出版方授权刊发，较原文有删节，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 | 胡续冬
《去您的巴西》，胡续冬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
假如巴西欺骗了俺
飞机终于到巴西利亚了。果真如任何一本旅游指南所说，从半空中看下去，巴西利亚城呈标准的飞机形，在巴西高原上作发展中国家展翅欲飞状，很有上进心的样子。从飞机上往下看见飞机状的城市，颇有《大话西游》里二当家的对着镜子惊呼“猪啊！”的感觉。
三十多个小时的辗转——从北京到法兰克福，从法兰克福到圣保罗，从圣保罗到巴西利亚——就在这“猪啊！”一般的感觉中戛然而止。我假装忘掉了一路上的诸多不顺 （这些不顺大多归咎于数个航空公司联运造成的信息不畅，如果我走衰运的话，其中的任何一个不顺都将导致我成为国际盲流） ，向前来迎接我的人兴奋地怪叫。
来接我的是我即将执教的巴西利亚大学语言文学院院长恩里克教授和他的助理恩里克教授 （天！从名字上看简直是《丁丁历险记》里的著名侦探杜邦和杜帮） 。院长恩里克和我讲一口波兰口音的英语，而助理恩里克则和我讲德国口音的西班牙语，因为我不懂葡萄牙语。在院长恩里克的高尔车里，两个恩里克轮番向我介绍从机场到巴西利亚大学的景致。
巴西利亚城并不大，但给人的感觉极其空旷，如果在北京感觉树木、草坪是建筑物的点缀的话，在巴西利亚，建筑物纯属树木和草坪的装饰品。除了城中心，造型怪异的各个政府部门大楼像村委会开会一样凑在一起之外，其他的建筑物之间都很有礼貌地隔着“男女授受不亲”的距离，有的建筑甚至感觉像是旷野上的孤零零的堡垒，途中经过的中国驻巴西大使馆便是如此。
在城中放眼望去，道路、车辆要远远多于行人。我问恩里克们为何见不到人，他们告诉我，人全都在车里。在巴西，轿车如同自行车在北京一样，几乎人手一辆，以大众和福特的低价位轿车为主。人们养成了严重的汽车依赖症，相距数百米的距离他们都认为不适于步行。因此，在每幢建筑物的前面，都有庞大得惊人的停车场，虽然停泊的车辆甚多，但并不显拥挤。
恩里克们直接把我载到了为我准备的公寓。一进门，我就顿生上当受骗的感觉。在此前他们给我的邀请信里，院长恩里克告诉我，我将会住在湖边的一套舒适的公寓里，我对此饱含憧憬。但此时我才发现，这套公寓颇似法国电影《欧洲布丁》里的学生公寓，除了我，还有四个本土理工科教师住在里面，大家共享客厅、厨房和洗手间，配有一个据说带有浓重的巴西东北口音的肥胖的黑人女仆。
我自己的房间虽然不小，但里面空空荡荡，只有一张美容院里按摩床大小的单人床，令在夜间酷爱翻身的我恐慌不已。电话是公用的，不能打国际长途，也不能拨号，宽带接口更是天方夜谭。收拾行李的时候，我对着自己配备精良的IBM笔记本电脑发了半天的呆。不仅落地当天就和国内亲友联系的愿望泡了汤，连internet （网络） 似乎也是mission impossible （任务不可能） 。我不禁自问：假如巴西欺骗了俺，俺该怎么办？
1933年，极端激进的瑞士现代主义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家勒·柯布西耶出版了一本堪称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秘籍的著作《光辉城市》，在书中，他认为当时全球所有的城市都是垃圾，混乱、丑陋、毫无功能性。他狂热地呼吁把这些城市全都夷为平地，在原地按照详尽的规划重建一座新城。
柯布西耶最终没有找到实践这一梦想的机会，但是他的学生奥斯卡·尼迈耶却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千年不遇的机会，变相地实现了恩师的夙愿——比摧毁一座城市再重建要稍微容易一些，尼迈耶受聘于雄心勃勃的巴西政府，开始在荒无人烟的巴西高原中央打造一座未来主义风格的首都。
尼迈耶作品：巴西利亚大天主堂。（出版社供图）
1960年，惊世骇俗的巴西利亚城在奥斯卡·尼迈耶的设计下建成。这座古怪的城市俨然一个庞大而纯粹的建筑实验室，设计师几乎可以完全按照功能逻辑和美学原则而不考虑其他因素来进行前所未有的实验。巴西利亚呈标准的飞机形，看上去像是一个巨大的外星人营地而不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首都。
机头是所有的国家机关，机身是交通要道，机尾是中央车站，而宽阔的机翼则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不同类型的机构各就各位地安置在各自的功能区。功能区的设置具有数学意义上的精确——两片机翼被切割成上千个方方正正的街区，每个街区都以方位、字母和数字来编号命名，每一序列的编号对应一种城市的功能，没有一处漏网之鱼，其整饬性和规律性远远高于在方位感上已经算是很规则、整齐的北京。
在设计巴西利亚的时候，巴西的汽车工业正在“雄起”之中，因而当局指示尼迈耶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人均拥有三辆汽车的梦想”来设计道路，于是，所有的街道都被建成快速车道，旁边没有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的位置，至今仍是如此。对于像我一样没有车或者不会开车的人来说，无论是走路还是骑自行车上街，在巴西利亚都是极度危险的事情——早在来之前我就已经知道，巴西利亚是全球行人死亡率最高的城市。
这种冷酷、严谨的城市规划对于习惯了在混乱的大都市之中享受偶然性快乐的人来说不啻一个冰凉的噩梦，因此，不但很多欧洲和北美的知识分子批评巴西利亚是一个乔治·奥威尔《1984》式的反人性的城市，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央集权的象征，就连巴西本国的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萨尔瓦多等城市的人来到巴西利亚都会觉得极度不舒服。
我的公寓里有一个家住传统热闹名城萨尔瓦多的巴伊亚州立大学来的访问学者，他连续两个晚上使用葡英词典向我断断续续地嘟囔对巴西利亚的不满。但是，对于本地人来说，他们却尝尽了这座城市功能便捷性的甜头，并认为其适度的冷漠和距离感有助于扭转外国人对巴西的妖魔化认识 （热情、狂野等等） 。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正在阅读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的一本书，书中在谈到空间感与现代性的时候对巴西利亚进行了嘲讽，当我向院长恩里克教授转述这一段落的时候，他显得极其愤怒，甩下一句：“这些英语国家的学霸永远不会理解巴西！”
巴西利亚大学给我的第一印象像是北京动物园——大片大片的草地、树木，每隔数百米有一幢看上去像是平房但实际上是楼房的低矮建筑，造型颇似笼子，只不过这些建筑的名字不叫“熊猫馆”“热带小猴馆”或者“夜行动物馆”，而叫某某学院、某某系或者某某研究中心，连接这些建筑的也不是游客步行的小路，而是和巴西利亚的任何一条道路一样，是没有人行道和红灯的快速车道。
所有“笼子”之中最大的一个，也就是该大学的主楼，同样是由设计巴西利亚城的奥斯卡·尼迈耶设计的，相当于巴西利亚城的微缩版，一个小了N号的飞机。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才明白，巴西利亚大学的logo （标志） 上的那几根线条所组成的图案原来就是飞机，而不是我原先以为的田径场 （这个误解曾导致我一度以为该大学是一个以体育见长的大学） 。这个飞机和大飞机巴西利亚不仅外形一致，其内部结构的数字化、逻辑化、功能化也极其相似。
机身是主要通道，带有食品店、书店等服务设施，两个巨大的机翼虽然不高，算上地下层只有三层，但是颇为狭长，划分为上千个同等面积的隔间，每个隔间有着严格的数字编号，每个序列的编号按规律对应一组教室或者办公室，如果摸不清编号规律的话，走进主楼就会感觉进入了一个貌似简单却极度冷酷、烦琐的迷宫。由于过于狭长，教室或者办公室找起来相当麻烦，昨天我曾尝试着自己走去办公室，结果足足在主楼里转了半个小时。
巴西利亚大学主教学楼“大蚯蚓”内部。（出版社供图）
主楼前面的停车场是我目前为止见过的最大的停车场，因为巴西利亚大学很少有住在学校里的学生，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自己驾车来上课 （就像中国学生骑车去上课一样） ，加上驱车前来授课的教师，停在那里的车数以万计。白天校园里还算热闹，尤其是午饭和晚饭时分，学生们三五成群，猬集在树下、加油站或者商店门口，动辄眉飞色舞、打情骂俏。
除了偶尔有几辆车穿过之外，几乎见不到任何人影，像一个十足的旷野，安静得可怕。
校园的东边是横贯巴西利亚的一个巨大的人工湖帕拉诺阿湖，从我的公寓步行到那里不算远。我只敢在白天漫步到湖边去怀念一下小它N号的未名湖，因为晚上实在是太黑暗、太空旷了，我害怕自己在路上会突然感到凄凉。
抵达“上帝之城”
全世界爱看电影的人都知道《上帝之城》，而看完《上帝之城》的人无一不对里面的混乱和凶险感到不寒而栗。在巴西利亚，我每次去一个旅行社的哥们儿那里买到里约去的机票的时候，他都要用诀别的眼神看着我，大有再看我最后一眼的样子，然后总是说：“哥们儿你又不是没看过《上帝之城》，你真狠！我一个巴西人都不敢去里约，这辈子都不去！”
“上帝之城”是里约一个真实的地名，巴西导演费尔南多·梅里雷斯仅从这个巨大的贫民窟里发生的成千上万的江湖故事里选取了其中小小一则，就造就了千古奇片《上帝之城》。此片既出，“上帝之城”就成了人们的一个“症结”：它既是胆小的人“里约焦虑症”的源头，也是如老朱般不怕死之辈好奇心的焦点。
这次在里约再次沾了老朱“巴西电影之旅”摄制组之光，居然到“上帝之城”里面大肆“一日游”了一番，非但如此，在《上帝之城》里扮演杀人狂魔的那个奇丑无比的黑老大居然做了我们的“地陪”，估计今生今世都不会再碰上如此“豪华”又如此惊险的“一日游”了。
和《上帝之城》黑老大的扮演者走在真实的“上帝之城”。（出版社供图）
那天我们还是坐绰号为“里约市警察局黑社会关系科科长”的警官马尔赛罗开的车前往位于里约市远郊的“上帝之城”。马尔赛罗虽然在里约市内通吃，但是一到“上帝之城”附近，他就开始底气不足了，虽然看到了CIDADE DE DEUS （上帝之城） 的巨大标志牌，但就是不敢停车，在前来接应的人现身之前，他一直开着车在“上帝之城”的气氛诡异的中心小广场兜圈子。的确，此地大为不善，街头行人寥寥无几且都侧目而过，偶有一些露出十步杀一人神情的小儿在街中叱咤奔走。
不多久，我们的“内应”到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上帝之城》里那个黑老大“泽”的扮演者莱昂德罗。比起电影里的形象，此君已然可耻地发胖了，丝毫没有片中佶屈聱牙的身躯，不过，那副龇牙咧嘴的尊容还算没有走形。见到此君的时候我激动得就要举出相机合影，但是他却用我极为熟悉的《上帝之城》里那副刺刺啦啦的嗓门说：“千万别把任何器材拿出车，昨天这里才发生枪战，就在你们停车这儿打死了一个人。”于是我们只好赤手空拳走下了车。
“泽”让我们坐在路边一家“江湖望风店”里喝饮料，他自己则不停地给“上帝之城”里各地界的老大们打电话，征询他们的准入许可。一开始的时候，“泽”面有难色，说因为最近局势紧张，有些地头上的大佬不让过境，但打了一通电话之后，“泽”显然全部搞定，一挥手对我们说：“走吧，进城去！”
“战地摄影师”
演员“泽”带着我们来到一条小巷中，说这是真实的“泽”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他示意老朱和老樊可以开始对他进行采访了，但是，在老樊把机器架上了三脚架之后，演员“泽”却放出了一番话：“注意，拍摄的时候，一旦镜头里面出现带枪的人，无论拍摄进展如何，立即停止拍摄，并上前向他们解释不是在拍他们。”巴西制片人给老朱翻译的英语版是：“If you shoot them with camera, they will shoot you with gun.” （“如果你用摄影机拍他们，他们会用枪射杀你。”） 事后，摄影师老樊对我说，听到如此惊世骇俗的“拍摄须知”，他感觉自己活脱脱是一名战地摄影师。
老朱是一个访谈狂人，在他的循循善诱下，演员“泽”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上帝之城”的历史与现状、贫民窟现象背后难以根除的社会不公正、电影《上帝之城》的拍摄过程、电影出来以后对当地黑社会生活的影响，等等。但其实他最喜欢讲述的还是他自己的经历。此君原本是“上帝之城”里的一个小泼皮，每日在毒品中晃悠，是《上帝之城》的导演挽救了他，把他从成千上万造型奇特的小混混中挑选了出来，让他成了一个演员。
他说，他个人很感激这部电影，不然的话，他现在早就被乱枪打死在街头，而不会像现在这样站在这里接受遥远的中国电视台的采访。不过，所谓“生活模仿艺术”，在演员“泽”饰演了“泽”以后，他在真实生活中越来越像一个黑老大，走到哪里都会有一群黑人兄弟众星捧月一般伺候着，就连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不会例外，在我们拍摄他的同时，他的手下们也拿着各种数码器材在帮他“立言”。
当我们问起他为何成名以后还住在贫民窟的时候，他说，他的相貌比较另类，虽然当上了演员，可是接到的片约还是不多，而且片酬也不是很高，目前还没有实力离开“上帝之城”。我个人怀疑，其实这个表面上是个演员的家伙实际上已经成了本城最有实力的大佬之一，势力超群，所以舍不得离开。
对演员“泽”的第一轮采访起先在祥和的气氛中进行着，老朱和“泽”在巴西制片人的翻译下打得火热，我则用老樊带来的中国“红河”烟和演员“泽”的几个手下联络阶级感情。正在这时，附近的街区突然传来连绵不绝的噼啪之声，老朱以为是“上帝之城”的人民在放鞭炮欢迎中国人民的来访，不料演员“泽”却严肃地纠正他说：“这是警察在开枪。我跟你们说了，最近这里局势比较紧张。”
寻找真实的黑老大
演员“泽”虽然在《上帝之城》中饰演“泽”非常成功，以至于所有人现在都叫他“泽”而懒得去想他真正的名字莱昂德罗，但他本人其实和真实的“泽”没有任何关系。电影《上帝之城》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真实的“泽”被干掉的时候，演员“泽”还没有出生，只是从小就听街坊邻居说起他。
我们对演员“泽”的访谈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演员“泽”突然自告奋勇，要带领我们去采访关于真实的“泽”的种种蛛丝马迹。老朱顿时兴奋了起来，颇有维姆·文德斯去拍摄《寻找小津》的劲头。
真实的黑老大“泽”在20世纪70年代和另一个老大“土豆”分片治理着“上帝之城”这个庞大的贫民窟，据说“泽”当时的口碑非常不错，为人仗义、治帮有方，后来“泽”在与“土豆”的混战中被打死之后，他辖区内的贫民们一直都比较怀念他，而“土豆”在群众中口碑一直比较差。《上帝之城》的制作方告诉我们，现在依然健在的“土豆”的确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拍电影的时候他向O2制片公司提出，如果电影使用了他的真名“土豆”，就得给他50万雷亚尔，最后逼得O2公司只能在片中把“土豆”叫作“胡萝卜”。
电影《上帝之城》在“上帝之城”新老两代人之间的反响截然不同，新一代人没有亲历历史，觉得电影拍得不错，而老一代人很多受过“泽”的关照，对电影把“泽”塑造成了一个丑陋的“呆霸王”感到非常气愤。或许是老一代居民对“泽”的感情太深了，演员“泽”的手下在他们自己的“辖区”到处给我们张罗的采访对象 （包括“泽”生前的一个情人） 居然没有人愿意接受访谈。演员“泽”觉得很没有面子，便带领我们去其他人的“辖区”继续寻找真实的“泽”。
在进入他人“辖区”的时候，演员“泽”有些紧张，一再提醒我们看他的手势，随时停止拍摄、上车逃窜。果然，我们要拍摄的一群和真实的“泽”多少有些交情的老黑社会领着一群低龄帮众啸聚在一个肮脏的街角大摆露天烤肉宴，其场面几乎和《上帝之城》开始时吃鸡的场面一模一样 （看来“上帝之城”的黑帮有爱好烹饪的传统） 。我们以为在这样生猛的场合下采访会遇上麻烦，没想到这些活生生的黑社会们和电影《上帝之城》里的黑帮一样，酷爱被拍摄。
这些奇形怪状的家伙争先恐后地挤到镜头前面为想象中遥远的中国观众摆出各种友善的pose（姿势），同时，为我们揭发电影所编织的种种关于“泽”的谎言，据他们说，最大的一个谎言是：真实的“泽”其实是一个标准的白人，“土豆”才是黑人。最后，在黑帮帮众的强烈要求下，老朱为他们拍摄了一张合影，为了让合影的背景更加“有情调”，一个浑身漆黑还戴着黑墨镜的老大命令手下把背后一面墙上的树枝撩开，上面赫然歪歪扭扭地写着——“伦敦角”。
穿行在遍布弹孔的街区里
演员“泽”带我们采访完了真实的“泽”的旧部之后余兴未了，领着我们前去参观新建的“上帝之城”的社区活动中心。
老一代黑帮成员反映，“上帝之城”以前没有任何公共娱乐设施，舞枪弄棒、打打杀杀是男人们唯一的娱乐。但是，黑人们天生就具备很强的艺术和运动潜质，再贫乏的环境也不能压抑住黑人贫民们的艺术和运动追求。
演员“泽”给我们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当初费尔南多·梅里雷斯拍《上帝之城》的时候决定起用大量的群众演员，让黑帮成员自己扮演黑帮，但苦于没有足够的“星探”为他在这个庞大的贫民窟里搜寻具有表演天赋且造型独特的人。于是，费尔南多就招来了一帮小混混，一人给他们发了一个DV （数码摄像机） ，给他们办了个培训班传授基本的拍摄常识，然后让他们提着DV满“上帝之城”乱晃，看见有意思的人就拍着玩，费尔南多自己则坐在办公室里挑选这些素材带里出现的“未来之星”。后来电影拍摄结束以后，这些摸过DV的小混混们居然全都迷上了摄像，背井离乡到城里做艺术青年去了。
这件事情暴露了一个事实：“上帝之城”的混混们其实都具有强烈的文化诉求。电影《上帝之城》上演之后，一些社会公益机构开始关注、扶持“上帝之城”，在有关人士的呼吁下，一个简陋的“上帝之城”社区活动中心建成了，里面有体育馆、剧院、演艺厅，我们去的时候，一群黑帮后代正在健康地从事柔道运动，而一个本地音乐艺人则正在演艺厅里教前毒贩们弹奏吉他。
里约贫民窟的桑巴乐师。（出版社供图）
我们在社区活动中心里还意外地碰到了一个美国洛杉矶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生，他扎根在“上帝之城”做田野考察已有一年多，他研究的课题是如何促使一个以黑社会势力为主导的社区朝主流社会靠拢。这哥们儿显然很久没有碰见说英语的人了，一听老朱说英语就扑上来噼里啪啦地套近乎，诉说此地的种种艰险，很有失散的小分队成员向组织汇报工作的感觉。
夕阳西下时分，演员“泽”把我们带到了被他称为“上帝之城之宁静港湾”的一片街区，对我们进行临别演讲。这个曾经骨瘦如柴的青年黑胖子有个古怪的习惯，喜欢不自觉地对着镜头抠挠裆部。在强迫症似的抠挠动作的伴随下，他语重心长地和我们探讨了“上帝之城”的未来，认为在社会对贫民窟的歧视没有消除、贫民窟后代没有未来的现象不能得到改变的情况下，“上帝之城”依然会恐怖如故。
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几乎同时发现，这个“宁静港湾”的街边墙壁上密密麻麻全是弹孔。原来，这个“宁静港湾”是个临时性的流动荣誉称号之类的东西，这里被“授予”此临时称号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前两天才折腾过，这两天应该比较宁静。临别的时候，摄影师老樊想要爬上一个被当地人民当作瞭望塔的小平台去拍摄全景，结果被演员“泽”和他的党羽喝止。
据说那地方在和平时期是瞭望塔，战时就是来自各个方位的暗枪的靶子，已有不少人在上面乱弹穿身。此话果真具有“后劲”，我们回去的时候，开车的“里约市警察局黑社会关系科科长”马尔赛罗狂踩油门一路狂奔，直到离开“上帝之城”老远了，才敢把速度放慢下来。
从来不存钱的巴西人
巴西人和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实在是差别太大了。中国人刨除个别腐败分子和暴发户，一般都是以“量力而行”的节俭心态为主导消费理念，挣钱的主要目的是存钱。巴西人则完全相反，大多数巴西人都是有多少花多少，没有也要疯狂透支。对他们而言，挣钱的主要目的是还透支的债。这种心态在下层民众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我有好几个中国朋友都是开餐厅的，他们告诉了我一个古怪的现象：在中国，老板给工人开工资一般都是一月开一次，但是在这里就不一样了，他们给餐厅的小工都是每周开一次，一月开四次。原因很简单：如果每月开一次钱，工人们会在拿到钱之后的两天之内迅速把它花光，然后整整一个月没钱花，每天不是怠工就是琢磨着怎么从餐厅偷点东西拿回家去吃。
萨尔多瓦超赞的巴伊亚美食焖海鲜。（出版社供图）
我自己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搬家之后雇了相熟的女佣，本来我谨守本地的规矩，每次给她付保洁费，可是有一次禁不住她的婉言相求，一次性地付了一个月的，结果没过几天她又向我要求能不能再提前预付后一个月的，因为刚刚预付给她的工钱被她在拿到钱的当天以各种堂皇的名义花完了。
巴西人大多没有存钱的概念，很多人看起来有车有房，可是账户上存款分文没有，算上各种需要支付的分期债务，一个个都是响当当的“负资产”。银行对他们只有两个作用：一是可以把钱放在强人抢不到的地方，因为巴西的治安普遍成问题，不能随身带钱是一个基本常识，身上只能带卡或者个人支票；第二个作用是最主要的，就是可以办信用卡分期付款，买他们户头上的现金买不起的东西。
巴西的银行服务，银行业务自动化、网络化的实施程度，尤其是信用卡支付制度比中国发达得多，其核心的目的就是使个人对银行的借贷更加方便。在巴西，由于个人手中的现金极其稀少，分期付款成为社会生活中最关键的词，在商场、超市里，最醒目的广告就是“某某产品可分二十次付款不要利息”。
巴西人把分期付款的习惯发展到了极致，鸡毛蒜皮的交易都喜欢分期支付。我有一次把我在本城的录音室特意为学生录制的教学CD （光盘） 卖给学生，每张CD也就10个雷亚尔 （不到人民币30元） ，居然大部分的学生都要求分三次付款。
巴西人的这种消费习惯和他们酷爱享受、乐天知命的民族性格有很大的渊源。 看着他们心无牵挂、可以千金换取一乐的天真之态，我有时候真是会觉得我等东亚民族活得太过严肃、艰辛。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原文作者：胡续冬；摘编：荷花；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合订本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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