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量为王、大爆款书式微的时代，大众出版正逐渐走向衰落。网络信息是庞杂而碎片的，人的注意力被短视频侵占，大数据精准算法控制着个体，人的视线缩在屏幕方寸间，变得越来越窄化、单一。
2024年末，在北戴河冬日冰封的海边，一群书店人、出版人、学者和作家聚集在阿那亚孤独图书馆，进行了一场关于“保护完整性的世界”的讨论。主办方新世相的创始人张伟说，之所以提出这个口号，是因为他越来越意识到，人们在不确定的当下，渴望构建一个更加完整的自我，以此对抗生活的荒芜与孤独。
尽管纸质书阅读饱受冲击，但无论写作者还是出版方，依然以足够的耐心去搭建表达框架、塑造内容，他们的存在也是创作内容的底气。
今年9月，首届“LESS新世相出版奖”启动。大众和评委以投票的方式颁出不同奖项。在刚结束的颁奖礼上，年度作品奖被授予《我的母亲做保洁》。
“如果没有出版业这样完整、深度的生产体系，写作者势必会越来越少，大家可以使用的资源也会变得越来越枯竭。”张伟说，奖项的目的是探寻并鼓励那些小的出版品牌，“希望每一种微小的好都被看见”。
作家唐诺曾提出“2000册奇迹”的说法，他计算过，一本书卖到2000册大概是出版商能回本的底线。张伟相信，纸质书仍是出版的主流，“2000册奇迹”依然有效。
做小众爆款图书
当大众出版走向衰微，细分领域的出版该如何做？自嘲为“草台班子”的新出版人郑奋给出了他的答案。
36岁那年，郑奋从书店主理人转做出版，离开广州北上，那是他在做过几家书店失败之后，“对过去做一个告别”。
郑奋是中国书店业高速发展的亲历者。他曾在方所担任“采书人”六年，以“编辑人书系”的方式，奠定了方所别具一格的书籍选品。
早期的方所，以“引领审美、拒绝乏味”为主旨。郑奋在书籍选品上眼光独到。每年，他至少翻阅几百本书，从中选出最符合方所气质的书，使方所在千篇一律的书店中，成为有趣且多元的存在。
从方所辞职后，郑奋与搭档老李在广州开了马赛克书店。最高峰时，马赛克有社区店，有快闪店，也有不同城市的分店，但最终，因疫情以及书店业面临的结构性挑战，马赛克书店陆续关闭。
“书店业的水太深，你肯定得摸个四五年，才能摸清百分之五六十。”郑奋说，马赛克书店诞生时，他写过一句话：你拿起一本书，你就走向同样热爱它的人们。当他选择做北漂时，依然在书业，依然要拿起属于自己的那本书。
“如果纯粹从产品端来说，出版比书店好做。”郑奋说，一开始，他就决定反向操作，从看似小众的艺术图书做起，“因为这是出版里唯一没有被市场化的门类”。
他留意到中国各地的博物馆热，不光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哪怕在一些二三线城市乃至小县城，博物馆里都是老人带着孩子看展。这些群体就是他眼中的市场主体。他认为，基于图像的图书，其生长空间是广阔的，于是以艺术书籍的思路，把产品做到极致，但又把价格压到最低。
这套书，从《中国绘画全书》《中国最美国宝全书》《中国石窟全书》《海外国宝全书》再到最新的《世界博物馆全书》，每一本都是超清画质、巨大画幅，每一幅名画细节都由专业文物团队超清复刻，遵循原迹调色。
“我们完全围绕‘全书’，做成统一的系统，做到第七本的时候，已经将近一个亿（销售额）。”郑奋感叹，在没有资源、没有积累且市场艰难的情况下，他们摸索出一种模式，将图书视为商品，不再走线下渠道，而是依靠新媒体、直播间、带货达人传播，达到过亿的销售额。
“我现在做的就是草台班子。”郑奋说，像当年开书店一样，用快闪店的方式去经验，“草台班子可以做二人转，可以做戏曲，也可以做莎士比亚和古希腊戏剧”。
他就像一个出版界的闯入者，以多年做书店的视角去重新看待出版这件事，“以我外来者的有限认知，未来出版业一定会有巨变，会出现很多小的新的生产模式”。
阅读的未来
在国内出版界，杨全强被称为“出版人中的出版人”，他策划出版过数百种人文社科、文学艺术、文化生活类图书。
身为诗人的杨全强认为，出版面对的首先是作者，每个作者对世界的认知不同，看法不同，就形成了一批对世界持有不同描述、观察和思考的文字。“我们首先是看见、理解这个世界，再去解释、表达和描述。”
在短平快时代，人们习惯了短视频中被解构浓缩的世界，一部电影被剪辑成三分钟叙事，一部小说被拆解成五分钟解读。“在这些短平快的内容包围下，我们实际上是来不及深入思考的，只能被迫地接受刺激，然后做出反应。但世界不可能是那种浅层次的。
杨全强说，他做的书，可能十年也达不到一个亿的销量，他也有来自外部的重重压力。但是在做那些优秀的社科书籍时，他内心是充盈的，“我愿意看福柯、柏拉图，以前的文本在今天读起来，依然会让人思考。两千年的人是如何对话、如何思考的，依然存在于文字里。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做的书几十年后还有人看，就是我做出版的价值所在。”
他认为，如果小众的出版机构越来越多，就是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不同领域去表达不同的声音与观点，“大家加起来，就可以给读者贡献一个比较丰富的出版物世界”。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韩江，让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看到，古老的图书出版行业，依然是当今文化创意工作的源泉。韩江的获奖并非个例，而是韩国女性文学多年耕耘积淀形成的一股浪潮。
“图书出版依然是我们今天社会文化生产的重要源头。”陆晔说，技术的改变使得阅读型的受众变成聆听或观看式的受众，在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时代，一本书成为一代人精神故乡、一点面向多点的情况可能不会再有，“短视频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变化是，每个人都可以面向所有人发言，整个社会文化场景都在变化，这不是线性的迭代，而是全新的状况”。
学者马家辉对阅读的未来充满忧虑，“无论是阅读者还是看视频的人，我们统称为受众，我觉得今天的受众去理解世界完整性的能力，正受到高度的威胁”。
一位作家朋友跟马家辉闲聊，感叹自己过去每天阅读三小时的习惯被打破，这些年他沉迷于考古挖掘现场的视频，常常看得忘了时间，再回头去看书，发现大部头已经看不进去。
马家辉自己的体验也如此。这些年，他重读《红楼梦》，发现专注力不够，这并非是自己老了，而是看多了片段化、零碎化的内容之后，很难再沉淀下来，“视频时代争夺了你理解事物完整性的能力，夺走了你的注意力，你的耐心、理解力、逻辑思维能力。它破坏了一个作家论述事物完整性的能力，这是最可怕的”。意识到这一点，他开始限制自己看手机的时间，重新设定自己与碎片化资讯之间的距离，保护自己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书籍出版的意义在哪里？陆晔认为，今天普通人面对的最大困境是，面对过于庞杂的信息而无从下手。“三分钟解读一部电影是知识民主化的重要一面，但这不能是全部。人类思维的训练里，包含了思辨的逻辑，就需要由大文本、更严肃的阅读来完成。以编辑和出版来主导的知识选择，才能让今天的文化市场保持多元性与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