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弟子子思居住在陋巷，子贡来看他，问子思得了什么病？子思回答：“无才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只是认为自己贫穷，而不是病。这种观念是儒家的发明，但不一定是儒家独有的。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儒家的这种观点确实有些道理，贫不是病，病也不是贫。
荀子认为“仁义礼善之于人也，譬之若货财粟米之于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贫，至无有者穷。”贫的人只是粮食少一点，财富少一点，还不至于到达穷的地步。《礼记》中记载：“如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富。”儒家以道为前提，而不是以贫为前提，提出安贫乐道的思想。道是天下最要紧的，个人要顺应大道，要行天道，行人道，而不能违背道义。虽然天下有道，但人在顺应道的过程中应该努力奋斗，不应该苟且偷安，也不应该苟且偷生。孟子讲究舍生取义，认为义才是高于生命的东西，而不义会被人耻笑。不管是孔子的人还是孟子的义，都提倡精神修养，而不强调物质追求。孔子评价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认为颜回是安贫乐道的典范，虽然吃的不好住的不好，但每天以获得新知识为快乐。
在孔子的观念里，贫不是病，而病有着双重的意思，一层是身体得病，另一层是思想得病。身体得病比较痛苦，但只要思想能看得开，就不会特别痛苦。而思想得病就相当于现在的心理问题，并不一定靠吃喝能解决，也不一定靠药物能够治疗，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文明就产生了，权贵会制定社会制度，会制定法律，会提倡风俗道德。在这种治理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被社会规则驯化了，会认同权贵的审美喜好，会跟从权贵的价值判断，认为有权有钱才是最好的，而没权没钱就是贫，贫就有可能贱，贫就是病。要消除贫穷状态，走向富人的道路。这种想法当然是好的，但现实遭遇了很大的困境。很多人在致富的路上折戟沉沙，赔了夫人又折兵，却不会被宣扬，只能默默忍受，而被宣扬的那些富人大多赚了钱，而且要对人们进行财产收割。尤其是一些大品牌的生产制造商，促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也促使人们不断购买，最终收割了人们手中的财富，却变成了社会的楷模，而那些被收割财产的普通人却变成了贫的人，或者成了贫贱之人。
社会提倡人们变成富人，却不会重视变成富人的道路，也就是不重视人们致富的手段。一些人靠投机取巧致富了，尤其是生产山寨产品的一些人，富裕之后才申请正规品牌，最终做大做强，甚至发展成为跨国企业，也就成了社会的楷模，其实他们都有罪恶的发家史，只是没有被揭露出来而已。资本的发展历来是这样，有罪恶的发家史，却不会被人们看到，因为资本已经掩盖了自己的行迹，不会被人们看到入侵过程中的罪恶。贫被人们嘲笑，富被人们羡慕，但在儒家道德里面，贫不是病，富倒有可能病。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种贫富的辩证观和道有关系。求富不求富要看合不合道，君子求的是仁义，而不是财产。即便富人有泼天富贵，不守道义，也会被人诟病，甚至成为人们批判和鞭挞的对象。孔子要求富而无骄，贫而无谄，合乎儒家的评价标准，也合乎君子之道。
“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讲究财富，不讲究门第观念，而事实上正好相反，官场的官员交往都要讲究财富，讲究门第观念，讲究官职大小，甚至还要结成紧密的关系网，结成婚姻关系，要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儒家的理念过于高远，尤其是关于贫非病也的理念，虽然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但并不被世俗容纳。世俗之人认为，贫就是病，倘若要摆脱这种病的状态，就要变得富裕，或者变成官员，手握大权。但他们忘记了伯夷和叔齐饿死首阳山的故事，两个人宁死不食周粟，守住了节操，却葬送了生命，属于义的典型。后代人看到伯夷和叔齐，似乎有另外的解读，认为他们两个没必要自视甚高，没必要不食周粟。其实，他们有自己的信念和操守，也有自己的认为的道义。贫不是病，而谄媚才是病。
事实上，在很多贫困地区，人们遵守传统的道德，按照仁义道德的理念来做事，而不会见利忘义，更不会损人利己。而在富裕的地方，很多人互相占便宜，互相算计，甚至经常干损人利己的事，而所谓的仁义道德，只是拿出来炫耀一下，却不起真正的作用。看来贫不是病，而富才是病。有病就得治，不治就会发展成大病。倘若人们把大病看成正常现象，那么整个社会就都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