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4日，瑞典隆德大学第四届可持续发展研究会议如期举行，会议主题为“全球冲突和危机时期我们的共同未来”。隆德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会议主要致力于推动科研人员了解人类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通过科学研究促进相关变革，并加强不同学科背景的科研人员之间的联系。

在全球面临冲突和危机、多边主义治理压力骤增的背景下，与会专家在会议上探讨了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与挑战，提出应当架起科研与决策之间的沟通桥梁，加强学术科研合作，从而促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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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科研转化为决策

隆德大学神学与宗教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安特耶·雅克伦（Antje Jack-elén）在会上表示，目前全球面临多重危机，包括气候紧急状态、生物多样性流失、生态灾害、战争、冲突、犯罪、移民与经济问题、人工智能治理问题等。与此同时，世界受到两极分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后真相时代和父权制思想的困扰。两极分化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引发气候、教育、健康、人口和代际层面的不公；民粹主义加剧种族主义和排外倾向，造成人群之间的对立、敌意乃至恨意；保护主义导致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牺牲全球共同利益，助长了利己主义；后真相时代，谎言和虚假信息泛滥；父权制思想不利于维护妇女权利，阻碍性别平等的实现。

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阿萨·佩尔松（Asa Persson）在会上着重阐释了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她指出，主要的挑战包括：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和创伤仍在影响世界；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多边主义面临被削弱的风险。与此同时，一些有利条件主要体现在：可再生能源的价格目前颇具竞争力；全球主要市场政策信号明确；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获得公众广泛支持。

在全球多重危机的背景下，雅克伦呼吁加强跨学科研究，包括积极开展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佩尔松认为，学术科研在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科研成果有时无法及时推动政策转变，人们需要在这方面更加努力。

以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的实践为例，佩尔松讲述了如何对科研成果进行有效转化。她提到，一方面，该研究所将科研论文转化为实际应用，开发基于科学的工具，包括用于能源和水资源规划的工具，以及用于研究可持续发展目标间相互作用的工具。其中，既有建模工具等分析性工具，也有定量研究工具，还有参与式工具。为了研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效应，该研究所组织专家对此进行排名和评分，并提炼结论以供讨论。另一方面，该研究所创建了囊括科研人员与决策者的网络，如在东南亚湄公河流域建设的相关工作网络。佩尔松表示，在相关工作开展一段时间后，科研人员与决策者会建立起彼此之间的信任与理解。科研人员需要超越单纯的论文写作，思考如何让有关研究为决策提供助力。同时，佩尔松也希望政府鼓励其工作人员拓展自身知识和技能。此外，学术界和政策界之间有各种各样的中间组织发挥作用，包括围绕联合国提出的各项倡议进行居间协调的组织。

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相比，自然科学研究在转化为决策上有时或许更加高效。隆德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戴维·吉斯勒森·诺德（David Gissels-son Nord） 表示，自然科学研究是否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更容易转化为决策，这要视情况而定。不过，与许多其他领域相比，医学领域的研究可能尤其容易影响政策的制定。在医学领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成员，而维持这些组织的持续运转至关重要。诺德说：“正如我在会上谈到的，要寻找合作中的安全领域，避免让从事国际合作的政治家们感受到威胁或合作存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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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全球共同议程已经是胜利

隆德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托马斯·希克曼（Thomas Hickmann）在会上论述了大学对于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够发挥的作用。他认为，大学可以发挥多种不同作用，这既包括与社区互动，也包括提供一些技术解决方案，还包括教导学生和教育下一代，培养专业人士和国际领域的引领者。特别是，年轻一代可以聚集在一起探索可持续发展议题。因此，大学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绝佳场所。大学还可以在国内及国际层面开展合作，比如，中国、欧洲、美国的大学都有聚焦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建树、人才和社区。“尽管大学的影响力有时是有限的，但越是强有力的合作，就越有可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乃至影响政策的最终制定和实施方式。”

大学可以成为连通科研与决策的桥梁。例如，隆德大学和隆德市政府联合举办的年度活动——隆德可持续发展周，就是一个致力于汇集思想、鼓励跨学科合作、提高公众可持续发展意识、激发可持续发展相关变革的平台。活动期间，在线上以及隆德市多处场所举办了多达 70 场与生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活动，包括讲座、研讨会、讲习班、团体游览、展览等。

希克曼介绍，在隆德可持续发展周活动中，来自市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与研究者和学生汇聚一堂，共同探讨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议题，寻求应对方案。他期待该活动能够继续吸引更多参与者加入其中。

佩尔松表示，呈现在人类面前的是一个存在不同利益诉求的多极化世界，而且冲突有所增长。除政治层面外，专业层面上的很多国际谈判和会议也在持续进行。人们希望了解各个地区正在发生什么，如何解决问题。“我认为，有时我们会忘记，目前在这个意义上能够良好运行的多边主义机制仍然存在。” 佩尔松说道。

佩尔松强调，我们确实需要重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它不仅是前所未有、雄心勃勃的目标，而且具有普遍性，是所有国家可以为之共同努力的目标。“我们需要将其作为共同愿景。设定指标并衡量结果是件好事，但在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推进行动方面，我认为，各国政府选择不同的侧重点进行落实可能更为现实。”在她看来，科学研究可以成为促进相互学习和开展更多比较研究的重要桥梁，譬如中国和瑞典可以交流分享应对相关问题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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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大学搭建起合作的桥梁

希克曼援引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指出，预计到2030年，平均只有16%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可能会实现，而84%的目标会取得有限的进步甚至出现倒退。希克曼表示，他本人对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不乐观，尤其是在如今充满危机的艰难时期。“我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和中小学生身上。在瑞典，我们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环境方面的教育，这可能是促使政策制定者更加积极地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另一种动力。”

诺德也认为当前是一个充满巨大挑战的时期。他表示，从短期来看，情况不容乐观，尤其是考虑到现在世界上的冲突似乎没有减少的迹象，这对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构成威胁；从长期来看，他相信人类会渡过难关，并在之后有更加明智的作为。

佩尔松则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持现实态度。“我认为我们在2030年甚至更远的未来都可能无法完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因为这些目标非常远大，并且其中一些更接近于原则而不是可衡量的目标。不过，我还是持有一定程度的乐观态度的。”她认为，人类能拥有一个全球共同议程，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我们需要继续关注涌现出的积极成果，并从中吸取经验。佩尔松还建议开展更多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民间调研。实际上，有很多民众认识到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并支持这些目标的落实，同时也看到了国际合作的价值。

诺德强调，各国要进行良好的合作，必须了解彼此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如果切断合作或不断缩减合作规模，那么对话和相互理解就会中止。这也意味着无法正确评估哪些方面的合作在政治上是安全的，哪些方面是不安全的。“我个人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越来越困难的时期，然后情况可能会发生转变，大学和学术界的交流对于确保恢复良性、友好的国际合作非常重要。”

诺德继续说到，尽管目前的局面看起来有些黯淡，但必须确保各国大学之间保持良好的互动。即使存在政治冲突，大学也可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纽带。必须努力确保在安全的领域搭建起合作的桥梁。

希克曼指出，开展合作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他坚信，在大学之间建立双边和多边伙伴关系非常重要，并对这种合作持有非常乐观的态度。他表示，全面建立更强大的伙伴关系、找到折中方式并为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应对方案，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