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胡适开始受到一些公知大V、自媒体作者的极力吹捧，在他们嘴里、胡适是一个学术水准登峰造极、无与伦比，个人品格至圣至贤、完美无缺的大师。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本思考者和大家解读一下。众所周知，胡适是以在1917年元旦、《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发起文学革命、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大亮点。
胡适曾在回忆中说：当时在同旧的文化阵营较量中，钱玄同的赏识使他“受宠若惊”、“自信心更强了”，“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
钱玄同比胡适年龄大四岁，就能让胡适“受宠若惊”，这是学术水准登峰造极的“大师”会有的表现吗？
另一个例子。胡适在一次被人评说是同时代人当中“最聪明、最具天分”的人时，连忙摆手否认，说自己比不上赵元任。赵元任比胡适小一岁。胡适在攻击主席那首著名的“我失骄杨君失柳”时，自觉不够斤两、就扯来赵的大旗，称“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
事实上，包括上述的钱赵，再加上冯友兰、汤用彤、陈垣、金岳霖、吴宓、陈寅恪、熊十力、梁漱溟、容庚……等等，单说学术方面、假如胡适敢在他们面前称“无与伦比”，绝对能让人把天笑塌。
美籍华人学者、被称为胡适高徒的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一书中写到：“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吉林文史出版社《胡适杂忆》1994年11月版47页）
而实际上，胡适头顶上的36个博士，有35个都是荣誉博士，都是别人送的、和学问的关系不大。
1917年，左起：赵元任，金岳霖，胡适，张奚若
在清末民初时，中国教育基本上只有文武两科，学文的、几乎都攻国学，其中可称大师的、不乏其人。但那时、只有国学大师，或者武术大师，几乎没有科学大师。要不，那个时代的新新青年、胡适等人也不会发起追求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了。
新中国成立后，大学教育逐步健全了理工农林水医……等全面的文化学科，学子们再也不用在“八股文”之类的独木桥上竞争了。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国学大师”不像以前那么多了。这本来是进步。没想到的是，时至今日、竟然有人以“现代中国出不来国学大师”来说事儿，试图抹杀新中国的教育成就。这真是无知得很。
再说个人品行问题。本思考者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伙人在评价同时代的郭沫若老先生时、对于品格的要求近乎挑剔；但在评论胡适老先生时，又对其品格的污点视而不见。
1935年，胡适主张放弃东北三省，并致信蒋介石、建议承认“伪满洲国”；理由是，这样可“继续剿共50年”。胡适还曾大赞汪精卫的“日华和平”政策，并亲自给汪打气说：“他们的爱国心本是无可疑的，他们的为国事任劳任怨的精神也是将来史家一定原谅赞许的。”
胡适曾因此激起公愤。国民党元老程潜怒斥其为汉奸，另一个国民党元老居正提议立即逮捕他。连青年学生都致信他说：“《塘沽协定》签字之后，你曾替它辩护过！现在丧心病狂的军人又把整个的华北出卖了，你还替它辩护吗……我们深切的明白了你的人格！”
某些人用以诟病郭的“谄媚”，在胡适身上也很容易找到影子，可却被其美化为“人情味”。1922年5月，紫金城刚装上电话时，末代皇帝出于好奇、便打电话找人聊天，结果在电话本上看到了胡适的名字。
他之前读过胡的文章，所以就打了过去，聊几句后、发出邀请“方便时见个面啊”。胡适非常重视这个邀请，特意请教溥仪的老师庄士敦，面见时、该行什么样的礼。
事情传出后，因为他接受溥仪的召见、并申请免跪，而被《民国日报》认为是跪舔，“溥仪允胡适之要求时，称他做新学界泰斗，大有许其履剑上殿之概，然而这是溥仪底大度，不是胡适之底尊荣。”
某些人用以诟病郭的另一个把柄“男女关系”，胡适也没有超脱。胡适和江冬秀结婚时，伴娘是胡适三哥名嗣秠(pī)的妻子曹细娟的妹妹曹诚英。等到胡适将曹诚英的肚子搞大，说要和江冬秀离婚时，江拿出了菜刀，威吓说：“你要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儿子杀掉。我同你生的儿子不要了。”
江还曾哭着对胡适的远房表弟石原皋诉说胡适如何另寻新欢，说到气愤处，拿着剪刀就要刺胡适。除了曹诚英，和胡适有亲密关系的女子，至少还有韦莲司、陈衡哲、徐芳、洛维茨、陆小曼等，而陆小曼还是胡适好友徐志摩的妻子。
胡适被某些人鼓吹为“智者”，但其做的利令智昏的事、并不罕见。重庆谈判时，胡适充当蒋介石的说客、劝毛先生安心地做“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并威胁说如若不然、将“自致毁灭”。
到了上世纪50年代、他曾接受国民党的4.5万美金，在报上发表反华反共文章；其中有个著名的预言，就是“西藏必不可能统一”。他的推理是这样的：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原因是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尚且不敢去徽州，而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敢去吗？一定不敢去。
就这个逻辑，他暴露出来的不仅是智昏，而且还有深刻到骨子里的自卑：他自己觉得比不了日本人，便以为所有中国人都不敢做日本人不敢做的事儿、包括共产党！
某些人对此置之不顾，津津乐道于鼓吹胡适的所谓“智慧”，甚至将其说成是“绝世高人”；主要证据就是胡适眼光前瞻，拒绝了中共的挽留，从而躲过新中国建国后的历次运动，得以善终。
不知那些鼓吹者是装不知道、还是真不知道，那些没留大陆、继续追随蒋介石政权的，并非都有鼓吹中的幸运，不少人都摊上了“运动”。
胡适的弟子，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1949年赴台后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但履新后仅三个月，台湾就发生震惊中外的“四六事件”，国民党军警抓捕台大100多名爱国学生，先后处决7人。次年，他本人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质询”时突患脑溢血逝世。
还有五四运动时的另一个学生领袖罗家伦。他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投靠蒋介石、并支持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逃台后、奉蒋介石旨意推行汉字简化方案时，只因大陆当时开始了简化字运动，就被一百多位“议员”攻击为“通共匪谍”。
反华反共势力，习惯于拿新中国的运动说事儿，但压根儿不提蒋介石政权到台湾后的党禁、报禁，戒严整整38年、直到1987年7月15日。期间的荒唐事情，比起大陆的运动“有过之而无不及”。如陈映真被抄家时，抄出了马克吐温全集一套，审官说：“马克吐温乃是马克思的弟弟，这个明显是通匪有据。”结果，判了他十二年。
没留在大陆的胡适，其本人就真的算幸运吗？1949年的胡适，并没有去台湾，而是去美国做了蒋介石政权的“说客”。在美国，他的“说客”事业不仅没有成功，自己还陷入了生活的困境。
由于体弱多病，他到美国后、想一份保险，但被拒绝了；当他心脏病复发、入院治疗时，医疗费都成了最大的难题之一。在日记里，他这样感慨：“美国资本主义很坏，我这个年纪大了后，我想保险，他们嫌我年纪大，嫌我心脏病。”
事实上，那个时期的美国也并非什么自由的乐土，连卓别林都被麦卡锡主义迫害得有家难回、流亡瑞士。
慢说胡适猝死酒会之上、只活了71岁，在他的好友周鲠生（82岁）、陈垣（91岁）、竺可桢（84岁）等人中算不得长寿，在他的同道熊十力（83岁）、梁漱溟（95岁）、冯友兰（95岁）、金岳霖（89岁）、冯契（80岁）等人中算不得高龄，只说胡适在因为心脏病而暴卒，能叫善终？……
本思考者这里就不想多纠结这个问题了，只想和某些人交流一个问题：以“善终”来评断一个智者、思想家，是否太肤浅、不值钱？
这样的标准能判断出什么思想家啊，只能是明哲保身的自私鬼而已；用现在的话来说，顶多算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思想家，其价值不在于躲掉过多少次磨难；恰恰相反，经历过的磨难、才是挂在思想家胸前的勋章！
利用胡适来攻击中共、尤其是攻击毛主席时代的人，常常还说的一个理由是，留在大陆的学者、建国后大多“一事无成”。这简直就是信口雌黄了。
略举几例：解放后，冯友兰陆续出版七卷《中国哲学史新编》；汤用彤完成《魏晋玄学论稿》、《隋唐佛教史稿》、遗稿《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和《汉文印度佛教史料选编》；金岳霖完成《罗素哲学批判》和《知识论》；陈寅恪完成《柳如是别传》；陈垣点校二十四史项目组的五代史部分……
陈垣参加点校的二十四史，共有3213卷、约4000万字，是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一起参与的宏大项目。文史专家一起参与、共同完成的集体作品，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整理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古籍出版社校注的《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散曲》《文苑英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等大型古籍。
如果这都算是“一事无成”，那么整个民国、包括蒋介石政权逃到台湾以后，又有什么可以算作是成就的呢？！……胡适，他在离开大陆后、有什么可圈点的学术作品呢？！
还有人鼓吹胡适是思想家。本思考者的看法是，“五四运动”前后应该算是，但后来只能算是一个失败的、或者空想的思想家。这已被事实证明。解放前夕，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他思想之后、没有选择新中国，而是选择继续追随蒋介石。真正睿智的思想家，怎会选择服务一个穷途末路的政权呢？
如果说他当时是因为“忠孝节义“里的忠，连蒋介石本人都不会同意啊！因为胡适死后，蒋介石的评价是：“闻胡适心脏病暴卒，对革命事业确实去除了一个障碍。”
胡适的旧日密友、徐志摩的再婚妻子陆小曼，对于胡适没留在新中国曾经做出过评价；那是1964年，陆小曼因病住进上海华东医院时。住院期间，她对来看望的、徐志摩在光华大学任教时的学生赵家璧说过一番话。
这番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不解放，我肯定活不到今天；如果志摩生前知道，我们的共产党是这样好，他也会和我一样相信的，可惜他死得太早了。如果不死，我相信他不会跟着走胡适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