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大前天发布了《高敬亭被错杀，是谁下的命令？多年以来，唯邓子恢坦诚：我有责任》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1939年5月，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司令员高敬亭因为对向皖东地区发展的指示心存顾虑，不服从军部的指挥，按兵不动，结果，在1939年6月24日，被新四军军部轻率粗暴地下令枪决了。
根据《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著的《邓子恢传》里面的记载，高敬亭是在肥东青龙厂被捕的，时间是1939年6月4日。6月21日至23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青龙厂附近的一个大树林里连续3天召开了公审大会，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其中包括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郭述申、戴季英、周骏鸣、林恺等人，还有鄂豫皖区党委领导人郑位三、彭康等人。
最后一天的大会，是邓子恢主持的。
大会决定对高敬亭处以死刑，新四军军部迅速批准了这一决定。
高敬亭在1939年6月24日上午8时从容就刑。
他环视众人，朗声说：
“我高敬亭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对死是无所畏惧的，请在座诸位转告我的爱人史玉清同志，孩子送给人民抚养，并要让孩子知道，我高敬亭是一个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
实际上，高敬亭在1939年6月23日已手书了一封信给妻子史玉清，信中写：
“玉清同志，我觉得革命才有出路。已决定我明日上午八时处以死刑……”
从高敬亭交代后事的过程来看，其历历落落，丝毫不乱，大有一副“自问行止无愧天地，褒贬留待春秋”之态。
参加了公审大会的近千名指战员却对枪毙高敬亭的决定不持任何异议，这，就说明了高敬亭是犯了“众怒”的了。
这其中的原因，肯定不单单是高敬亭抗令不肯移师皖东，应该还有别的事。
而从1939年6月高敬亭被处死，到1977年4月平反，在这长达38年的时间里，绝大多数关于高敬亭的评价，也都是否定的。
那么，高敬亭在这之前到底都做过了些什么呢？
高敬亭是河南省光山县（今属新县）董店乡人，出生于1907年8月，家境贫寒，十几岁就到地主家当长工，后来跟一位亲戚学杀猪，成了远近闻名的杀猪匠。
1927年11月，著名的黄麻起义爆发，他受革命思想影响，报名参加了红军，并于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常委、鄂豫皖苏维埃粮食委员、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红25军政治部主任、豫东南道委书记、皖西北道委书记等要职。
1934年，受命重新组建红28军，他以超人的胆略，领导和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奇迹般地战胜了百倍于己的强敌，无比忠贞地捍卫了鄂豫皖的红旗不倒。
在这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他无师自通地总结出许多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游击战术，为我军建设贡献了宝贵的军事财富。
他一生最受人诟病的地方，就是追随张国焘、沈泽民，错杀了不少好同志。
作为鄂豫皖地区我党的最高领导者，三年游击战争中，因与中央失去了联系，行事变得越来越专横独断。
老覃在《高敬亭被错杀，是谁下的命令？多年以来，唯邓子恢坦诚：我有责任》一文中提到， 南方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后，高敬亭在第一时间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详细汇报了红28军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情况。
他在报告中提出一个请求——
“祈上级急急的派一主要负责同志前来，以作主张一切，是为至盼。”
高敬亭写这个报告的时间是1937年9月9日，而中央早在8月15日就派出了郑位三、萧望东、程启文、张体学等人前来鄂豫皖协助他开展工作。
说起来，郑位三还是高敬亭的老领导和学习文化的老师。
红25军长征前，时为政治部主任的郑位三曾专门送了一支毛笔给高敬亭，勉励他好好学习文化，提高自身素质。
这次，郑位三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四支队担任副司令。
高敬亭却拒绝郑位三到四支队任职，而向驻在汉口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指名提出，从延安另换曾担任过红25军参谋长的戴季英来取代郑位三。
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为顾全大局，勉强屈从，从延安调出了正在接受审查的戴季英。
戴季英到了四支队，在会上传达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要部队迅速东进安徽合肥以东敌后抗战。
高敬亭却另有打算，心心念念想着在大别山打游击，和戴季英闹僵。
无奈之下，戴季英和上级派到四支队工作的干部集体出走，逃到了高敬亭控制不到的四支队八团——这，就是著名的“新开岭事件”。
皖东在徐州失守后成为了敌后，正是我军建立根据地的大好机会。
毛主席不断给新四军发电，要求新四军东进！东进！
高敬亭却抗令不遵，严令部队不得向皖东敌后挺进。
如此一来，仅有不受其控制的东北抗日挺进队和四支队八团进入了皖东，无法打开局面。
1939年5月20日，四支队又发生了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各带一个警卫班叛逃的恶性事件，影响极坏。
凡此种种，高敬亭给人以一种桀骜不驯的“刺头”印象。
又加之其又有过对豫鄂省委领导的抗日独立团动手动脚，甚至吞并了鄂东北道委领导的独立团的劣迹。
这一次，高敬亭的的确确是犯了“众怒”了。
高敬亭被杀后，徐海东担任了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
徐海东对高敬亭被杀之事的看法是：
“杀高敬亭是极其错误的，高敬亭同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把鄂豫皖苏区的红旗扛下来，是有功的。他虽然在‘肃反’扩大化等方面有严重的错误，但这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错误。他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是认识问题，决不是什么反革命问题。”
毛主席则在七大期间质问新四军代表：“那个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
应该说，高敬亭还是忠诚于革命的。
杀他，只会引起亲者痛，仇者快。
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给高敬亭平反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