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佩王朝的统治延续了近三个半世纪，这在中世纪欧洲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成就不仅表现在王朝统治的时间上，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管理机构的发展，以及有关王国和王权的意识形态建设。
王朝的血统
国家权力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国王个人权力的扩张。随着国王的权力扩展到日益广大的领土上，王室的收入和权力都在日益增长。根据法兰克的传统，国王的亲属们声称他们有权分享这些利益。我们不应该忘记，中世纪的法兰西国家是以血缘联系为基础的，作为国家的核心，王室尤其看重血统关系，因为这是蒙受神恩的、享有特权的血统。
从11世纪开始，卡佩的长子继承原则就已经牢固确立了。腓力二世和圣路易还新增了一种理念：王朝系谱之间存在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以垂直方式将三个王朝——后世所称的法国王族的三个race——连接在一起：墨洛温、加洛林和卡佩三个王朝之间是一脉相承的。中世纪的史学撰述和雕塑等记忆工具，都试图宣扬这种王朝连续性和正统性，以扫除751年和987年王朝变更造成的“篡位”感。我们已经看到，腓力二世是香槟的阿黛尔的儿子，他自认是加洛林的继承人，布汶战役之后，这种诉求就更是名正言顺了。路易八世是腓力二世和埃诺的伊丽莎白的儿子，这位母亲也有加洛林的血统，因此路易八世融汇了卡佩和加洛林的血脉。
卡佩王朝开创者于格一世
应该特别强调历史书写在王朝意识形态塑造中的作用。古代以来的历史就有书写君主的光辉业绩的传统，但中世纪的史学直到13世纪仍有鲜明的普世主义抱负，它本质上是一种普世史，受基督教的影响，通常将世界的进程分为六大阶段。但是，从腓力二世开始，一种新的史学关怀出现了：王朝或国王的（royaliste）抑或原始的民族主义的历史崭露头角。圣路易注意到了这一演变的意识形态效力，他还提出了历史书写的语言问题。正是他建议撰写首部俗语法国史的，这就是《法国大纪年》的由来。这部作品取得了很大成功，它在贵族阶层有很多读者，因为作品讲述的是古代的武力征伐，而这正是中世纪贵族心目中所谓“高贵”的源泉。更重要的是，《法国大纪年》为法国王室找到了一个古老而高贵的源头：它起源于特洛伊，法国国王是特洛伊王普利阿摩斯（Priam）的后代。普里阿摩斯的儿子赫克托耳有一个叫法兰西翁的孩子，他逃出了焚烧中的特洛伊，在多瑙河畔建立了西康布里亚。法兰西翁的后代就是传说中的法兰克人的王法拉蒙和墨洛温诸王的祖先。当然，这个传说至少在7世纪就已成型，但卡佩王朝在13世纪重拾这个传统。
除了史学这一记忆工具，卡佩还有其他记忆途径来巩固或强化其正统性的记忆。最著名的例子是作为记忆之场的圣丹尼。这座王家墓地的布局在圣路易时代经历了一次重要调整：墨洛温以来的王家墓葬以年代顺序进行排列。修道院教堂的耳堂中共摆放着16个墓，右边是墨洛温和加洛林诸王的，左边是卡佩诸王的，位于二者中间的是腓力二世和路易八世，因为是他们连接了两个世系。不管统治时代如何，所有这些国王都构成一个连续性的整体：这就是所谓的王统（race royale），它的血脉就是权力的传导器。
圣路易对圣丹尼王家墓地的重组示意图
与之相应的是王朝原则和国王亲属地位的明确化。在13世纪，对王室血统的强调使得国王的亲属们的地位在增强，因为他们也是王朝血脉的承载者，跟国王关系最为密切。在位国王的近亲兄弟享有特殊地位，他们有自己的领地，这种领地称作apanages——亲王采地，而他们也成为所有贵族中最特殊的一个群体：血亲亲王（prince du sang）。1225年，路易八世在遗嘱中确立了一个继承原则，明确规定授予其幼子们以王室产业：罗贝尔得到阿图瓦，阿尔方斯得到普瓦图和图卢兹伯爵雷蒙七世的领地，查理得到安茹和曼恩。国王的女儿则可以获得丰厚的嫁奁，以保证卡佩家族在欧洲的影响力。但这些做法与法兰克早期的体制是不同的，因为它并不是要肢解王国。国王只是运用王国北方的继承习惯法来巩固家族统治；而且，国王的幼子们获得的采地，多是在最近获得的土地上建立的，所以这并不损害过去的王室领地，反而可以增强卡佩王朝对周边地带的管理，尤其是在一个行政工具还很不发达的时代。
血亲亲王们在各自采地的政策跟国王没有竞争关系，二者互为补充。他们都穿戴配有百合花的服饰，戴着跟国王相似的冠冕。而且，亲王们的头衔开始与法兰西联系在一起：从14世纪开始，他们被称为“法兰西的孩子”或“戴百合花的亲王”。可以说，他们构成一个家族共同体，血亲亲王们某种程度上分享着法兰西的统治权，但他们都因为血缘关系而团聚为一个整体。
当然，人们有理由认为，亲王统治边缘地带会造成新的独立诸侯国的建立。卡佩的国王们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例如，圣路易就缩减了幼子们领有的采地的规模。1314年又有规定：如果亲王们死后没有直系男继承人，他们的采邑将由国王收回。到1328年卡佩王朝终结时，王室领地之外的亲王采地包括阿图瓦、埃弗勒伯爵领、阿朗松伯爵领、安茹、曼恩和瓦卢瓦。瓦卢瓦的菲利普即位后，一些采地合并于王室领地。总的来说，这个制度有利于王室的直系血亲，也有利于卡佩向瓦卢瓦的过渡。
国王：“王国里的皇帝”
王权的宗教发展和政治发展密不可分。在13世纪，国王实际上继承了三重传统权威：基督教的、罗马的、加洛林的。这三种传统促进了这样一种观念的发展：国王对整个王国负有全面责任，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其居民。他的权威是公共性质的，目的在于臣民的得救。他还是战争与和平的主宰者。腓力二世将主权者变成真正的战争首领，大部分军事组织都掌握在国王手中。他可征召附庸及附庸的附庸（ban et arière-ban），这就意味着王国所有自由人都负有随国王出征的义务；而且，几乎只有国王能够给武装人员开薪水。与此同时，领主的战争力量和竞争在削弱，战争对他们而言费用太高了。逐渐地，只有国王有能力进行有规模的战争。另外，自圣路易以来，国王已是不可争辩的和平的主人。理论家们将保卫和平视为君主应首先关心的事。为了维护和平，国王可在整个王国采取行动，尤其是在国际事务中代表王国。不过，即使在自己的领地内，国王也不是战争与和平的垄断者。堡主之间的私战仍然存在，腓力四世之后的贵族联盟表明，领主坚持维护此特权。因此，那种认为国家是暴力机器的垄断者的现代概念，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古盛期的法国。
在封建法的体系中，国王已经具有了无可争辩的最高权威。尽管封建效忠关系依然错综复杂，但国王不是任何人的封臣，这一理论——或事实——在12世纪已经很明显，在13世纪则成为一个普遍原则。但应该强调的是，封建金字塔始终是个不完善的体系，国王更倾向于封臣直接向他效忠，而不是经过其他诸侯或大贵族。随着法律实践的发展和封建法的编订，国王的这个愿望也在逐步实现。任何与其封君发生冲突的次级封臣，都可直接向国王宣誓效忠，因此国王可以绕过后者的旧封君而直接向其发布命令。
另一方面，年金形式的采邑（fief-rente）也有助于国王笼络新的封臣。当国王的收入稳步增长并将其他诸侯远远甩在身后时，他就有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政治手段：用年金作为采邑获得封臣的效忠，这样做就不必因为分封土地而削弱自己的领地。受封者有效忠服役之责任，金钱构筑了一个网络，而且还可完善和增强传统的以土地为支柱的封建附庸网络。
腓力二世的加冕式
我们已经提到，11世纪以来，国王的秘书处发出的法令在逐步增加，这是国王的立法权不断发展的重要表现：腓力二世在位四十余年，共发出文书2500份。文书质量上也是如此，12世纪后半期之后，可以说国王的文书具有敕令立法（ordonnances）的性质了，即它已成为适用于整个王国的命令。于是国王成为享有主权（souverain）的君主——而不再是其王国的领主（seigneur），服从于他的人是他的臣民（sujets）。作为权威和服从的交换，国王应该保障公共利益。这一责任很容易跟基督教的拯救理想挂钩，这也是王权之基础。
这类有关主权的观念很大程度上继承自罗马法。习惯法学家由于浸染罗马法（他们大量抄写罗马法），也倾向于传播这一新意识形态。例如，13世纪末，《博韦习惯法》的编纂者菲利普·德·博马努瓦尔这样写道：“千真万确的是，国王是所有人的君主，在他的整个王国有最高等级的权利，故此他可以为了公共利益而进行任何他认为合适的创设。”从腓力·奥古斯都到美男子腓力时代的一系列演变，使得法国国王可以面对外部权威的竞争，尤其是来自教皇和皇帝的竞争，他在竞争中有了自己的思想武器。国王不再担心皇帝，因为他是自己王国里的皇帝（empereur dans son royaume）。这句无名格言在13世纪下半叶开始传播，标志着法国国王享有完全独立的政治地位。
王国的雏形
1328年，国王的领地已经占到当时王国面积的三分之二。在13世纪，它在三个方向上扩张：在西部，随着腓力·奥古斯都战胜金雀花的君主，卡佩家族控制了诺曼底、安茹等地；在南方，路易八世和圣路易在朗格多克站稳了脚跟，并在地中海方向获得了出海口；在东北方向和北方，卡佩王朝获得香槟和布里，以及佛兰德尔的部分地区。不过，当时的法国人还没有办法把其直接控制的政治空间以直观的视觉形式呈现出来，因为直到15世纪末才有相关的地图，国王是在日常实践中摸索着征服各地。为掌握其领地范围，从腓力二世起，国王就命人草拟城市、领主和堡主领地名单，当然是不完全和不准确的名单。但在1328年，新国王、瓦卢瓦家的腓力六世，下令对王室领地户口进行全面清查，此举没有包括布列塔尼、佛兰德尔、加斯科尼、巴鲁瓦、贝阿尔内、波旁、佛雷兹和拉马尔什，以及阿图瓦和阿朗松等亲王采地。但这次调查是第一次具有全国性质的政治行为，它旨在清点国王的人口和财产状况，以便为税收等工作创造更好的条件。这应被视为管理手段的一大进步。
但是，不要认为中世纪的法国人拥有范围清晰、责权明确的国家概念。实际上，有关王国的观念是仍然是模糊的：王国包括所有掌握在国王手里的东西。在腓力二世时期，这个术语指由全体法兰克人管理的土地，包括坐落在帝国境内的领地。含义的模糊也影响到法兰西的界定。法兰西（Francia）指的经常仅仅是今天的法兰西岛。当时有人说，这个王国有170万座钟楼，这个数字被纪年作者反复引述，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关心事实，只是当作这个王国是应许之地并极度丰饶的证据。王国更多在梦想中而非具体的感知和数字认识中。
然而，王国有它的实在身体（corps）。在13世纪，它表现为一个有别于王家领地的政治实体。法学家的理论和行政管理者的经验在这一构建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国王的头衔也变了。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鲍德温（John Baldwin）指出的，腓力·奥古斯都还被称为“法兰克人的王”（roi des france，rex Francorum），圣路易可自称为“法兰西的王”（roi de France，rex francie）但这个称号到美男子腓力时才通行。与此同时，法兰克人变成法兰西人民，即法兰西翁的后代。他们获得了特别的品质，主要的是自由：“我们都是法兰西的自由人”（Nous serons tous francs en France）成了一句格言。与这句格言相对应，废除农奴制此时成为一种潮流，尤其在14世纪初的王家领地，自由人的概念随之推广。
腓力二世
1300年前后，王国的空间开始明确，尽管这一点当时只有边境居民才有清晰的意识。边境（frontières）一词经常在南方使用，指的是征服运动中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前线，1315年左右，这个词在王国北方开始获得某种现代政治意味。它指的是一条设防的界线。如前所述，边境在美男子同教宗的争吵中经受了检验。从此，王国的空间范围开始逐步明朗化。
国王、法国人民、王国，都是受神保护的，神给了他们特别的圣徒：圣丹尼。从加洛林时代以来，圣丹尼修道院曾给予王权极大的支持。它的主保圣徒守护着王权的象征物，尤其是火焰旗，国王临战前就会来迎取。圣丹尼还是国王个人的庇护者。他的圣骨会吓跑敌人，恢复国王的神圣性。1191年，腓力二世在东方的阿克城生病，儿子在巴黎病危，一场宗教游行将圣丹尼的圣骨送往王宫。奇怪的是，父子二人虽相隔遥远，但都神奇地同时康复了。此外，圣徒还在国王死去时保佑他，使他免于地狱之火，关于这一题材有众多传说，中世纪的纪年也有收纳，1260年左右沃拉金（Jacques de Voragine）在编纂《黄金传说》（Legende dorée）时也采用了。从达戈贝尔特到末代卡佩的国王们都崇拜圣丹尼。在这个著名的王家修道院，圣徒守护着三朝国王的尸体，一直到复活的那一天。在14世纪初，这位圣徒的力量扩大了：人们以为他的使命是要归化四境之内的人民。圣丹尼成为法兰西王国的庇护者，相比之下，此前图尔的圣马丁等圣徒的地位下降了。这又与巴黎作为王国首都的形成息息相关。
巴黎：王国的首都
巴黎的政治地位是长期的传统形成的，克洛维就喜欢住在这里。加洛林初期，巴黎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在9世纪末，诺曼人的频频入侵就足以证明它的重要性了。于格·卡佩即位后，巴黎又因为其地理位置而成为王国的中枢，不过当时国王及其政府总是在移动中，巴黎只是个特别受青睐的居留地。在中世纪前期巴黎的城市扩张中，修道院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领有城区和郊区的大部分土地，如圣热娜维耶夫、圣日耳曼德普雷、圣马丁、圣维克多等修道院，从12世纪开始，圣殿骑士团也是一支重要力量。
巴黎在12世纪经历了一次飞跃，从人口上看，它已是西方最大城市。1328年它有20万居民，相当于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城市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两倍。不过，这个数字是雷蒙·卡泽尔（Raymond Cazelles）根据军役税的登记册推算出来的，因而存在一些争议，有的估算不超过8万人。
1410年，巴黎，从左岸看西岱宫和圣礼拜堂
巴黎的扩展得益于贸易的繁荣，而贸易又以农村的经济发展为依靠。巴黎坐落在塞纳河谷地，位于通往佛兰德尔的道路上，它有条件成为重要的商贸中心。控制大宗商业的巴黎商人组成了一个行会，即水路商人行会。1170年，行会获得了商业特许状，从而垄断巴黎和芒特之间的塞纳河贸易的权利。当时常见的商品是小麦、木材、盐和葡萄酒。巴黎近郊圣丹尼的朗迪集市发展为国际贸易中心。13世纪末香槟集市开始衰落时，意大利商人汇聚到了巴黎。但巴黎的手工业不如意大利和弗拉芒各城市发达，巴黎的手工业过于分散，它更像个消费中心而非生产中心。作为消费中心，巴黎的人口规模是其繁荣的基础。
但何以吸引如此多的人口？各种宗教机构一直扮演着推动者的角色，它们分配自己的土地以吸引居民。它们还是重要的知识中心。不可忽视的是巴黎大学的国际声誉，那里也是王国官员的培养基地。大学的教师学生在14世纪初可能有一万人，这就带动了手工书籍业和住宿业的发展。尽管年轻的学生经常跟市民发生激烈冲突，但大学带来的活力意义更为重大，塞纳河左岸从此发展为文化圣地。
政治首都也是巴黎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这座城市最终在腓力二世时代获得了首都地位：它是王国的行政管理中心，而且管理机构是独立于国王的寓所的。西岱岛宫殿中有王国的档案馆。1194年，腓力二世在弗雷特瓦尔丢失了部分王家档案，因为他像先王们一样，喜欢把档案带在身边；但此后他决定将档案放置在巴黎宫殿的柜子中，于是就诞生了“令状文库”（Trésor des chartes）。高等法院和审计法院等新机构一般也在巴黎办公并保存档案。
巴黎开始变成为国王服务的城市。国王的控制表现为统一化、集中化的努力。为统一这个城市，腓力二世决定修一道围墙。围墙始建于1190年，容纳了200公顷的土地。但权力集中是个复杂工作。国王在巴黎也有叫作普雷沃的官员，他们在夏特莱执法。此外巴黎市民有市政官（échevins）和商事官员（prévot des marchands）。不过，巴黎市民的自治权很有限，他们没有获得自由宪章。在圣路易时代，巴黎的普雷沃的权力迅速增长。1261年左右，国王挑选艾蒂安·布瓦罗（Etienne Boileau）担任普雷沃，他担任该职直到1270年左右死去。他的管理被视为典范，但他的权力对领主司法权是一种侵夺。另外，国王对越来越多的职业获得了监督权，它们成为“国王的职业”（métiers du roi），巴黎的市民被称为“国王的市民”。因此巴黎社会上层团结在国王的保护下。不过，在14世纪初，集权化没有完成，权力空间中还存在很多飞地，尤其是掌握在各大宗教机构手中的领主司法权。
但巴黎的集权不应掩盖地方特性及其活力。在诺曼底，诺曼人和金雀花王朝发展出的司法财政制度保留了下来，朗格多克继续受罗马法治理。这些处于边缘的地区富庶且治理井然，这本身也很有利于王国的构建。因此，在这个初生的法兰西王国，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似乎远比旧制度末期要健康和平衡。
（本文摘自《法国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来源：黄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