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总有一些难忘的事，发生在某一天，某一月，某一年。2024年，就是我难忘的一年。
春节期间，王兆鹏教授、阮忠教授分别从成都、海口回武汉，我和张三夕教授、陈文新教授、余来明教授等先后参加了和他们的聚会，胡吃海喝，高谈阔论，不亦乐乎！谁知乐极生悲，我的胆石症发作了。
胆结石在我体内已经存在多年。1998年湖北大学教职工例行体检，就发现了我胆内有结石，只是结石还小，自己全然没有感觉。
2001年我调入华中师范大学，每次体检都查出有胆结石，且逐年在增长。前十年，胆结石没有发威，我们相安无事。后十年，尤其是近几年，胆结石不时捣乱，如果吃了油腻的食物，就会出现腹胀，浑身不舒服。我也知道患胆石症的人不能吃油腻食物，却不能抵抗美食的诱惑。每次患病，我就采用节食加热敷的方法，再吃几瓶胆石通，也就逐渐缓解慢慢恢复常态了。
2024年的这一次与以往不同，发得急，也发得猛，这或许与年龄大了抵抗力差有些关系。我采用以前的方法，一周后似乎平静了些。可是过了没几天，胆石症又发作起来，怎么处理都没有效果，不仅不能饮食，而且坐立不安，难受极了。
我在校医院办了转诊手续，挂了3月19日上午9：00—10：00湖北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张爱民医生的号。张医生看了校医院的B超结果和血液化验单，询问了病情病史，直接开了住院单，对我说：“王老师，你的胆囊早就该拿掉了，要马上手术，不能再拖了。”一番话，我才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我没有到住院部办理住院手续，而是拿着住院单回了家。我倒不是害怕手术，也不是对省人民医院没有信心，更知道取胆手术是微创，属于小手术。主要是手头有急事需要处理，希望拖延几天再住院。
因为3月20日下午，我答应去武汉大学主持陈文新教授的博士后谢冰青的出站报告评议；3月24日，我答应去武汉大学参加吴光正教授牵头组织的“中国文学史书写研讨暨文学史著述发布会”，并为此会准备了论文；3月25日下午，我要去参加陈文新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结项鉴定会，因为我是此项目的子课题负责人。如果推迟一周住院，这些会议便都可以参加，自己的承诺就可以兑现，不致让朋友们失望。
回到家里，病情似乎在恶化，不仅腹胀加剧，而且肝区也隐隐作痛，这是患胆石症以来没有过的。家人发现我的眼球已经黄了，胆红素肯定很高，催促我必须马上住院，我也意识到非住院不可了。
我与陈文新教授联系，得到可以通过视频方式参加博士后出站报告评议的允许，便于19日下午住进了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住院部。第二天下午，我用手机视频参加了谢冰青同学出站报告评议。而两个文学史会议则因住院未能参加，失去了一次向大家学习的机会。
我住进医院后，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张医生原拟马上安排我手术，发现我的肝功能受损较重，需要先行护肝才能手术。于是，每天给我滴近十瓶药水护肝，六天以后，才安排手术。
手术进展很顺利，从进手术室到推出手术室，前后仅一个多小时。从取出的胆囊来看，结石基本装满，最大的结石有小鹌鹑蛋那么大。看到与我同甘共苦七十多年的胆囊，我多少有些不忍，也有些不舍。是我让它遭受多年磨难而后抛弃了它，还是它让我遭受多年折磨使我不得不与它分手，我无法回答也不能回答。只能把它的照片保存在手机里，作为永久的纪念。
一般的取胆手术一周即可出院，我在医院前后住了20天，包括手术前的护肝和手术后的养肝，可见病情之重，说是到鬼门关走了一趟也不为过。直到出院，我的胆红素仍然偏高，需要进一步调养。
出院后，我吃了两个多月中药，同时吃护肝的西药，到7月初肝功能才恢复正常，只是仍然容易疲倦，头脑不是特别清明，我知道自己还没有完全恢复。
武汉的夏天，酷热难耐，我只好逃到恩施野三关森林小镇去避暑，住了近两个月。在住院手术和术后调养的这段时间，老伴一直陪在我身边，细心照料，任劳任怨；儿子、媳妇自觉承担家务劳动，不让我做任何出力的事；孙子、孙女也知道不吵扰我，让我安心静养；一些得知消息的亲戚朋友和毕业学生，也用各种方式给予我关心和慰问。
我就在这种亲情友情的滋养下，慢慢恢复到患病前的状态，又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2004年的难忘，不单是因为我经历了生死之劫，终于满血复活，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年里，我有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重要收获。
除了在患病和康复的过程中，我收获了太多的亲情友情的抚慰外，我还得到一个接一个重大科研项目成果获得支持的喜讯，这在我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也是比较少见的。这些收获，大概是对我这次生死之劫的补偿吧。
9月20日，国家社科规划办公示2024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名单，拙著《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展史》成功入选，我将刚得到的消息报告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主任葛云波编审，他短信回复说：“王老师，我也刚看到，正要向您道喜呢！这与前边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一起，就是好事成双了！”
他所说的项目，是指2003年9月由他们申报国家出版基金的拙著《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总目提要》于2024年4月获得通过，这也是一个国家级大项目。
我衷心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尤其感谢云波编审对我的关心与指导。拙著《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2013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也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2021年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研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202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荐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典藏系列，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是诚挚而持久的。
2024年获得国家支持的这两项成果，对于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是我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近五十年的一次总结，是对我持之以恒努力的一种肯定。
其实，还有一项成果，在2024年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也具有同样的意义。4月30日，我与武汉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委托代理版权授权书》，同意授权他们代理拙著《中国通俗小说史》与英国施普林格出版公司签订英文出版合同，此书现正组织学者翻译，有望很快出版。如果加上这本小说研究著作，我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三根支柱就稳固地树立起来了，我几十年前的梦想也就基本上实现了。
2024年基本实现的我的学术梦想，其实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充满激情的火热年代。
1978年2月，我作为荆州师范专科学校（今长江大学）青年教师到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今湖北大学文学院）进修，参加了中文系青年教师培训班，听张国光老师讲庄子、讲《水浒》、讲金圣叹，听郁沅老师讲文艺理论，后来又旁听了中文系首届元明清文学研究生班的一些课程，听朱祖延老师讲文字学和《楚辞》、严学宭老师讲音韵学、王陆才老师讲戏曲、李悔吾老师讲小说。
这些学习，不仅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视野，也让我的学习欲望空前高涨。在此期间，我每个星期天都陪张国光老师到湖北省图书馆古籍库专家服务部看书，很少例外。
古籍库专家服务部向高校讲师以上教师开放，当时湖北高校教授、副教授甚少，讲师享受专家待遇，可以借阅馆藏一切古籍，包括善本书，只是不准借走。
每次到馆，张老师就将准备好的书单交给图书管理员，管理员依据书目将这些书从书库里取出摞在书桌上，我可以任意阅读，有不懂的就向张老师请教。如果我有要看的书，也可以通过张老师向管理员索要。中午我和张老师轮流外出吃饭，留一人看守，下午下班时将图书清点还回。
这样的读书生活坚持了一年有余，直到1979年7月我进修期满离开武汉为止。通过这样的读书，我知道了不同书籍、不同版本承载着不同文化信息，有不同文化内涵，什么样的书才是好书，自己应该读什么书以及如何读书。
那时的张老师，忙于筹备成立中国《水浒》学会、组织全国性的《水浒》研讨会和创办《水浒争鸣》刊物，我也自觉地参与其中，生活紧张而充实。而张老师对《水浒》和金圣叹的看法则深刻地影响了我，使我对研究《水浒》和金圣叹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离开武汉时，我对《水浒》和金圣叹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看法，虽不同于张老师，却得到了张老师的大力支持，他鼓励我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发表出来。
回到荆州，我把在武汉写出的初稿进行修改加工完善，撰写成《宋江是地主阶级的革新派》、《〈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吗？》、《明代对〈水浒传〉的推崇与禁毁》、《金圣叹小说理论初探》、《论“动心说——金圣叹小说理论再探》等文，分别发表于《文学评论丛刊》第五辑（1981）、《水浒争鸣》第一辑（1982）、《江汉论坛》1983年第2期、《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争鸣》1983年第2期。
张老师对我的研究一直非常关注，不时来信勉励。1991年我的第一部专著《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出版，张老师赞赏有加；1993年我的第一本论文集《古典小说新探》出版，张老师亲自作序，以为“通过这本书可以使读者和老一代的古典小说和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家由此看出一位青年研究家如何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在这样一个能够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学术领域脱颖而出的过程，看出他成长的轨迹和发展的前景。还可以由一斑而窥全豹，通过本书看出我国古典小说和古代小说理论研究今后只会加强不会削弱的大趋势”。
序言中提到我与他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甚至还有彼此矛盾者”，尤其是关于《水浒》主旨和宋江形象，但他仍然“为它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他“十分欣赏儒家的‘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治学态度”。
张老师对学术的执著和敬畏，对晚辈的关照与提携，体现了老一代学者的博大胸襟和无私情怀，今天想来，仍然令我感动。张老师早已仙去，每念及此，不禁泫然！
《金圣叹小说理论初探》发表后，我和《社会科学研究》杂志的胡邦炜编辑联系多了，发现彼此有相同的学术梦想，通过反复切磋，我们决定合作编撰一本《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
我自告奋勇地答应草拟一份编写提纲，作为讨论的基础，然后再商量下一步如何合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阅读和思考，我发现面前有一座需要逾越的大山，不逾越这座大山，就看不清前方的道路，更难以追溯历史的走向。
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古代小说，哪些理论是小说理论，哪些批评是小说批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固然为我们勾画了一幅简明的中国小说历史图景，但细绎文献，却发现这幅图景多有残缺，不尽完美，有些地方还留下了拼接的痕迹，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原貌。
例如，魏晋志怪、志人和唐宋传奇之后，接以宋元话本、拟话本，再接以明清章回体通俗小说，似乎体现着古代小说的发展进化。然而，唐宋以降，历代都有志怪、志人、传奇之作，其中不乏佳作，明清时期的志怪、志人、传奇作品体量更是远超魏晋，其成就也不输魏晋。
尽管《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对此有所补救，但仅此一篇，如何能够反映一千三百多年古体小说的发展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话本、拟话本、章回小说并不是由志怪、志人、传奇等发展而来，它们自有来源，其源头并不晚于志怪、志人、传奇的源头。
鲁迅将小说源头追溯到神话与传说，并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专门列为一篇，这与他接受将小说等同于“虚构的故事”的西方近代小说观念有关。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演讲中也提到，小说“倒是起于休息的”，因为先民劳动间歇会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
然而，在以笔记为代表的中国古体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中，“故事”并非中心话语，因为有许多小说根本就没有“故事”，而“虚构”则常常被一些小说理论家和批评家所抨击，那么，这些理论和批评算不算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中国古代本有“故事”一词，人们为何要称志怪、志人、传奇等为“小说”而不称其为“故事”？我们为何要用今人的标准去规范古人，而不能站在古人的立场去理解他们？难道历代正史艺文经籍志所著录的小说书目都是错误的，只有今人按照西方的小说观念确定的小说书目才是正确的？难道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就不是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只有今人按照西方标准认可的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才算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
这样的问题，指不胜屈。我自然不赞成今人的这些判断，于是，决定放弃编撰《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的想法，先去弄清楚中国古代小说是如何发生的，历代专家学者以什么为小说，有哪些代表性小说作品，各个历史时期主流的小说观念是什么，又有哪些发展变化，相互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如此等等。
总之一句话，我们要将中国小说的历史还给中国小说，将古代的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的图景真实地呈现在今人面前，不能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更不能人云亦云。只有这样，才会有我们的学术贡献，才不辜负我们这个时代。
我将这些想法报告给胡邦炜编辑，得到了他的理解，决定放弃合作编撰《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的计划。
经过两三年的探索、思考、写作、修改，我终于完成近两万字的长文《中国小说起源探迹》，投给《文学遗产》，算是对前几年学术经验的一次总结。
当时老一代学者有不少健在，学术刊物又很少，期刊版面十分紧张，《文学遗产》不仅接受了拙稿，而且很快将全文刊登在1985年第1期上。一个专科学校的青年教师能够在《文学遗产》发表长文，且放在显著位置，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氛围，是老一辈期刊编辑的职业坚守，也是我一直难以忘怀的温馨记忆。
在此文中，我明确将中国古代小说分为文言笔记小说和白话通俗小说两大系列，认为它们各有自己的发生源头和发展进程，虽然时有交叉，互有影响，但不应该故意混淆或强行归并。并且强调，神话传说不是小说的起源，“神话是一种独立的体裁，它必然产生并只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阶段。我们并不否认神话对于后来小说的影响，甚至可以把它视为小说产生的一个来源。然而，来源并不等于起源，因为这里有着本质的区别：起源标示着某一事物的诞生，而来源却只表明构成这种事物的某种因素，这种因素完全可以来自不同性质的别一事物”。
我在这段话下面特地加上重点号，以期引起学界重视。我后来几十年的研究，其实都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的，只是更加深入、更加细致、更加具体而已。
当然，后来我也对此文中那些表述不够严谨或不够完善的地方做了补充修正，除了对两类小说起源的文献进行更加严谨细致的考察，对两类小说观念的具体内涵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界定之外，将研究重点放在探讨两类小说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历史，以及探讨这两类小说所反映的两种小说观念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历史。
为了真正理解中国古代小说的思想和观念，必须对文言笔记小说和白话通俗小说做完整、准确、全面的调查和清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为此，我前后带领数十名硕士生、博士生，花了近二十年时间，对二十五史艺文志或经籍志所著录的小说进行资料搜集整理，定期召开读书报告会讨论小说文献和小说观念中碰到的棘手问题，最终编纂成9卷35册1800万字的《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资料集》，现正在分卷陆续出版中。
在此基础上，我撰写了200万字的《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总目提要》，2024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即将出版。
为了全面了解中国通俗小说和通俗小说观念，我又花了数年时间，清理以前阅读通俗小说的笔记，补充阅读那些以前未读的作品，检讨已经出版的通俗小说研究著作，思考通俗小说和通俗小说观念的发展与演变，撰成78万字的《中国通俗小说史》，此书已经再版。
在梳理两类小说文献的基础上，我将有关小说观念的材料进行清理并撰写成论文，在一些重要期刊上先后发表了40多篇。
2021年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上发表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传统小说观念的演进》一文上网后，数据显示，点击阅读人数接近100万；同年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的《中国小说观念在近代的发展》上网后，点击阅读量也超过60万人。
这种现象说明，在中国学术界、读书界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中，仍然有不少人关注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发展变化，希望从中得到一些启示，以促进当下中国小说的进步与发展。这对我是巨大的鼓舞。
2024年，我将自己对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理解进行整理，撰写成《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展史》，通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得成功。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展史是一个基础性研究，既涉及理论，也涉及文献。搞理论研究的学者以思维见长，逻辑严密，常常能够揭示事物的某些本质规律，其论证也注意自洽，却往往容易忽视基本文献，或者对相关文献本来就不熟，虽然谈得好像头头是道，总难免隔靴搔痒，郢书燕说。
弄文献的学者则以严谨见长，字斟句酌，锱铢必较，注重文献的可靠性，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强调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语无根据，却往往容易忽视自身理论修养，难以发现文献中掩藏的思想文化信息，以及不同文献之间的学术联系。
我自知没有理论家的聪颖，也缺乏文献学家的执著，但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学术优势，却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我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带古典文献学硕士生和博士生，和他们一起读胡克家本《文选》，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咬文嚼字，一字一句地抠，连标点也不放过，既训练学生也训练我自己；同时也带古代文学硕士生和博士生，和他们讨论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传播与接受、审美与教化，分析作品的意象与情感、意境与比兴、能指与所指，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
在同门例会上，我常常引导学生们将理论思考和文献阐释互相渗透，让他们多向对方靠拢，多从对方学习如何让二者融通的方法和途径，我自己也从中获得启发。
因此，在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展史的研究中，我既不做没有文献支撑的纯理论研究，也不做没有思想内涵的纯文献考辨，但又绝不抛弃理论，也绝不忽视文献，而是在充分掌握文献的基础上扎实地推进理论研究，以期找到解决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展史研究的方法和途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本书，表明专家学者们也赞赏这样的研究，认可了我的努力。
我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取得一点成绩，得益于前辈学者手把手地教诲给予我的学术底蕴和治学方法，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文化环境给予我的追求理想的学术勇气，得益于图书资料的便利和信息技术的普及给予我的追根溯源、竭泽而渔的能力，而和平安定和相对富庶的生活让我具备持之以恒的物质条件，不慕虚名不逐俗利的心态则使我能够获得相对充裕的研究时间。
我深知，《中国通俗小说史》、《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资料集》、《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总目提要》都只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某一方面的成果，《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展史》也只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的学术基础，我实际上只完成了自己青年时期梦想的一部分。
要实现当时的全部梦想，以我现在的年龄，已经比较困难了，但我仍愿竭尽绵薄，继续做我力所能及的工作。我更真诚希望，我的研究能够启发年轻学者，站在中华文化本位的立场，善待民族文化，尊重古哲先贤，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和批评的研究引向深入，为人类贡献中华民族的文学思想瑰宝。
难忘的2024年即将过去，在今后的岁月里，我将配合出版社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出版好，以不负读者的期待。等到这些成果与读者见面，我已垂垂老矣，不会再有大的研究计划。不过，近些年我所进行的儒家“乐教”与《乐经》研究，是涉及经学、史学、文学、艺术等的大课题，虽然已经发表了十多篇论文，但还有一些环节需要清理，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探讨，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推敲，我将全力以赴完成好这项研究，希望能够获得满意的成果。
好在我生性爱静不爱动，不喜欢凑热闹，没有参加民间学会，一般不参加学术会议，微信群里也只会潜水，尚有时间和精力做好余下的工作。我会发扬孔子“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延续宋人的思想脉络，再寻“孔颜乐处”，快乐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