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访华时，特意向邓小平询问一位晚清人物的墓地。这位让撒切尔念念不忘的人，正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任驻外公使、走向世界的先行者——郭嵩焘。
但令人唏嘘的是，这位在西方备受敬仰的外交官，却在当时的中国遭遇了举国的唾骂，背负“汉奸”的骂名。更为遗憾的是，直至100年后的今天，许多人依然对他知之甚少，郭嵩焘的名字在大众记忆中几乎消失。
郭嵩焘生长的时代，经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几乎见证了整个19世纪。这个世纪的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鸦片战争后，门户洞开；太平天国，造成空前的政治与社会动荡；英法联军入侵，京师失陷、圆明园焚毁......
在这个旧秩序崩塌的时代，西方文明以势不可挡之势冲击着中国。作为传统士大夫，郭嵩焘却以惊人的远见提出：中国不能闭目塞听，必须开门看世界！
郭嵩焘从小接受儒家教育，却与大多数士大夫的保守、封闭截然不同：他认为士人与商人在人格上平等，一生尊重商人，甚至为商人立传；他主张民营商业，痛批官办低效，洞悉腐败根源；他不仅开眼看世界，更以行动力主“正眼看世界”。
1876年，因“马嘉理案”，60岁的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成为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登舟时，他满怀期待；然而，这次远行却成了他悲剧的起点。
从上海到伦敦，郭嵩焘途经十八国，所见所闻彻底颠覆了他对西方的认知。在日记《使西纪程》中，他写下了这些见闻：电灯取代蜡烛；电话跨越距离；火车极大提升了效率；英国的法律体系、社会管理，展现出一种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
郭嵩焘感慨：“此乃新文明之象。”他将这些观察和思考带回中国，希望国人也能睁开眼睛，“正眼看世界”，打破“天朝上国”的迷梦。
然而，这本日记一经传回，迎来的却是举国上下的漫骂：清流文人指控他“媚外”，质问其“何居心”；湘江沿岸士绅贴满大字报，指责他“勾结洋人”；朝堂上下以李鸿藻为首，强烈要求将其下狱审判。郭嵩焘悲愤地写道：“说的人多，做的人少；做的人被说的人折磨。”
郭的一生，曾亲身参加了抗御外国侵略的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以后，他是曾同藩创办湘军的重要谋士，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洋务运动中，他是积极的倡导者和支持者……
然而在那个时代，他却成了祖国的敌人。“人生都是可怜虫，苦把蹉跎笑乃公。”在孤独中蛰居十余年，直到病逝，他再也没有走出这片拒绝他的故土。
这就是大清外交官的普遍困局：明明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却只告诉国内“外面一片漆黑”，不痛批，不唱高调，就是“居心叵测”。
从近代史看，新的世界观非常重要，如果方向没走对，越求事功，结果就越具灾难性。对于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来说，应先求正确方向，再谈事功，否则事功越大，结果反而更危险。
事实是，我们仍生活在郭嵩焘的延长线上，今天的中国，虽已步入全球化，但仍需“正眼看世界”。
对于郭嵩焘的定位，不仅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晚清史，也预示着现代中国外交与发展的方向，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持清醒，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仍是需要持续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