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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长水阔
入史求学集
丛书名：新史学文丛
刘志伟 著
ISBN 978-7-303-30340-3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79.00
关于本书
本书收入作者近年来一些读史的心得札记，话题有点芜杂，大都是出于对世事的关切，试图从史中求得学理上的解释。由历史中求知，需先走进历史的时空，进入历史之门径，自然是史籍文献之阅读，从书本文字中考究旧日情事。然今人明古事，必以今情解之，而古之事理，亦必以喻今为趣旨。此中奥义，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
关于作者
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主要著作有《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增订版）、《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等，主编《梁方仲文集》《叶名琛档案》等，合作主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卓越学科领域计划（第五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等项目。
目录
追寻学脉
以学为本以人隶之：学术共同体之道
论学天涯远 孤怀贵相知
——追忆与何炳棣先生的一次会见
红楼里的中大
永远的身影——陈嘉庚堂台阶上的追忆
陈寅恪与“牛津”缘悭一面的真相
——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档案
牛津与中国研究
食货发凡
传统中国的经济史研究需走出形式经济学
作为经济史方法的“食货”
非经济的“食货”概念
贡赋经济研究三题
梁方仲经济史统计表格遗札介绍
社会史览
天地所以隔外内
家族研究与社会科学中国化
关于语言地图的历史机制的一点思考
“华南研究”：历史人类学的追求
“华南研究计划”追记
“历史人类学”浅议
区域史研究散论
走进民间文书的历史现场：《锦屏文书》序
“移民”——户籍制度下的神话
漫步乡村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乡村定位及其可能
地方历史的民俗学视角：从深圳赤湾天后宫谈起
田野与“礼一俗”互动
满天神佛：华南地区的神祇与俗世社会
宗族祠堂的现代价值
风水中的历史
相聚榕树头
书写蛋民的历史
在圣贤文化之外解放出民众文化
乡村社会的活力与秩序
游走海徼
地域社会研究的海洋视角
——闽粤沿海社群的流动性格
盐筴背后的区域史
以人为本的海洋史
海岛田野记忆点滴
从建置沿革看“东莞”的地理区位优势
在域外寻找广州
海洋中国史的新视角
——读蔡鸿生教授《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
洋舶时代》“序编”的一点体会
陈寅恪与“牛津”缘悭一面的真相
——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档案
刘志伟 程美宝
六十年前，陈寅恪先生受聘牛津大学不能成行一事，一直以来令中国知识分子惋惜不已。至于事情的来龙去脉如何，陈先生二度赴英未果而被迫滞留香港的原因何在，以往的了解大多只限于当事人片断的回忆。新近在牛津大学发现的一批档案资料，向我们揭示了很多未为人所知的细节与真相。
陈寅恪先生
在史家陈寅恪先生的生平中，常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英国牛津大学于1939年聘请其出任汉学教授一事。但一直以来，人们的了解大多依据陈先生的诗句，以及他个人和其他相关人士的回忆，许多细节尚不清楚。大约十年前，黄延复先生发表了在清华大学档案中保存的一些与当时的清华校长梅贻琦有关的信函,让我们对陈寅恪先生两次动身赴英未果的经过有了进一步之了解。然而，有关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先生一事，尚缺乏直接的第一手资料。最近我们趁在牛津大学访问的机会，找到了一些1935年年中至1946年年初有关牛津大学聘请汉学教授的档案，其中主要包括有关人士的信函和大学校方的报告。这近百件的档案文件，不但可以澄清一些与陈先生被聘一事有关的细节，更有助于我们从当时英国汉学发展的状况和趋向，以及中英两国外交和文化交流的背景，去理解陈寅恪这段个人经历的意义。不过，要就此课题进行较深入的探讨，须结合其他文献，对这些档案做更全面的分析，我们拟另为专文讨论。这里先行择取其中数件档案文件予以介绍，以飨读者。
牛津大学决意聘用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受聘牛津之缘起，可追溯至1935年5月。其时，由于牛津大学原汉学教授苏维廉(William Soothill)去世，校方正式宣布另觅人选填补汉学教授空缺,随后更于1936年3月就遴选汉学教授一事，通过有关的大学规章，组成一遴选委员会。1938年10月28日，该委员会成员之一，伦敦大学的中国艺术和考古学教授颜慈(Perceval Yetts)致牛津大学注册处的一封信，提到陈寅恪可以作为该职位的候选人，信云:
我已同大学中国委员会的秘书谈过，得悉他昨天方才收到中英文化协会主席杭立武的电报，告知陈(寅恪)教授申请剑桥教授职位一事。我们觉得电报应该发到下列地址：
Professor Chen Yin-chieh
c/o Hang Li-wu
Board Trust
Chungking, China
“Chen Yin-chieh”的写法，是以往通讯中的写法，“Board Trust”是注册的电报地址。
请容许我冒昧建议，电报的措辞应该确定无疑地表明他已经被选定并正被邀请出任该职位。我之所以这样提议，是因为他申请剑桥职位已经落选，如果他以为这次也只是提出给予他一个候选人资格，他大概不会愿意再冒另一次落选的风险。
我是否还可以建议，如果薪金少于剑桥提供的一千镑的话，电报应该清楚说明确实的数额，以免他以为也是一千镑。当然，你要写明电报来自“牛津”, 免得和剑桥之事混淆。
这封信证实了牛津大学在1938年10月28日前，已做出聘请陈寅恪先生作为汉学教授的决定。信中提到的大学中国委员会(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 简称UCC), 是英国政府为推动英国的中国研究，从庚子赔款中拨出为数二十万英镑，在伦敦成立的一个委员会，主要由像颜慈一类的英国汉学家组成。中英文化协会则是1933年由时任“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的杭立武建立的学术文化机构。至于信中提及的剑桥大学聘请汉学教授一事，可见于胡适于1938年7月30日在伦敦写给傅斯年的信函，其中有云：“Cambridge大学中国教授Monle(作者按：应作Moule)退休，寅恪电告Cambridge愿为候选，他们将展缓决定：以待商榷。Pelliot允为助力。我已写一推荐信，昨交去，大概不成问题。”在牛津大学的档案中，也有一份杭立武于当年10月4日发给UCC秘书的信。从这封信可以看出，UCC在7月曾就剑桥大学聘请汉学教授一事，发信给中英文化协会，了解有关陈寅恪的资料，但杭立武9月才收到此信，向陈寅恪了解情况后，10月2日方向UCC发出一封非常简短的电报。很显然，牛津大学是在剑桥大学未聘请陈寅恪的情况下，于极短时间内做出了聘请的决定。在这个过程中，UCC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方面，当时参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中国学者和官员，在此事上扮演的角色亦不能忽视。在杭立武10月4日的信中，还特别附上了一份胡适写的陈寅恪的资料。
胡适写的陈寅恪资料
我们暂时无法判断这一份资料与胡适自己提到的给剑桥的推荐信是否有关，但可以推测，UCC把原来为剑桥大学搜集的有关陈寅恪的资料转往牛津，而牛津大学似乎也是通过UCC转来的资料和颜慈的介绍做出聘请决定的。
另外，关于陈寅恪先生的名字的拼写，颜慈前一封信用的是Chen Yin-chieh, 后来却在同年11月19日，专门就此致函给牛津大学注册处，说明陈寅恪先生自己更喜欢使用的姓名的罗马拼音是Tchen Yin-koh。由此可见，时下流行的有关陈寅恪先生姓名的两种读音，是由来已久的，而我们从下面将引用的相信是陈寅恪先生本人的亲笔信中的签名，也可以看到，陈寅恪先生本人的确用的是根据德文拼写的名字：Tschen Yin-koh。
颜慈致牛津大学注册处的信
陈寅恪先生的亲笔信
陈寅恪一度犹豫接受聘任
在已经发表的陈寅恪先生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牛津大学决定聘请陈寅恪，但陈先生对于接受牛津的聘任曾一度犹豫。下面这封颜慈教授于1938年12月26日写给牛津大学注册长道格拉斯·维尔(Douglas Veale)的信件，便证实了陈寅恪先生的此种态度，信中写道：
中国大使发出一封信函，谓陈教授已改变初衷，愿意接受大学之聘任，我能将此信之摘录送交与你，为此感到松一口气。如此一来，亦必省却了遴选委员不少忧虑，我估计，遴选委员无须再次开会，四日前我在雪中摔伤了腿，因此有数周不能参加会议。
你会从大使的信函中得悉，他将会愿意代你与陈教授联络。
陈寅恪先生接受邀请后，于次年(1939)夏到香港，准备动身赴任，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未能成行，于1939年9月回到昆明(见《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牛津大学的监察委员会乃在1939年9月向大学当局提出建议：
监察委员会考虑到应于1939年10月1日到任的汉学教授陈寅恪的情况，由于战争爆发，他不能在1939—1940学年到英国就任，监察委员会建议，如果把大学权力延伸至可以制订法令来立法的大学规章得到通过，周议事会应设法通过下列法令：尽管受既定大学规章Statt. th. IV. Sect. 192(a)的规限，el. 7(条款)允许陈寅恪延迟至1940年第一个学期初就任。
此法令随即为大学当局所通过。次年，陈寅恪再次动身赴港，准备到牛津上任。在牛津大学的有关档案里，有一封相信是陈寅恪在1940年5月向牛津大学发出的亲笔信件, 内容中译如下：
我谨通知你我计划于8月初由香港乘船前往英国，可望9月抵达牛津，恳请代为安排下榻学院事宜。
可见陈寅恪此时已决意成行。但是，当陈寅恪抵达香港时，即接到驻英大使郭泰祺自英国的来电，称因时局关系欲其再缓一年赴英。然而，在牛津大学的档案中，却有一封郭泰祺亲笔签名致牛津大学注册长道格拉斯·维尔的信函, 内容中译如下：
有关我6月17日的信函，我今天接获中英文化协会秘书长的电报如下：
请将陈寅恪推迟至明年上任之意愿转告牛津大学——杭立武
请就上述之请求发信前往昆明答复陈教授。
郭泰祺致牛津大学注册长的信
陈寅恪嗟叹行路难
究竞1940年再次推迟一年上任是陈寅恪本人的意愿，还是郭泰祺、杭立武或其他人的提议，实在令人生疑。无论如何，陈终究因此滞留香港长达一年零八个月之久，尽管在杭的周旋下，得以在香港大学暂时任教，却不免“备历胁迫艰困”(详见《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其间所受流离之苦，令人扼腕。
由于陈寅恪上任之事一再推延，牛津大学于1941年4月28日再次通过法令，同意“将陈寅恪到任汉学教授职位推延至现时之紧急状态结束”。此文件证实了中国学界一直流行的牛津大学虚位以待的说法；事实上，虽然陈寅恪未到任，但战争期间，牛津大学中国宗教与哲学高级讲师修中诚(E. R. Hughes)也曾到中国，就发展牛津的汉学研究计划与陈寅恪进行过详细的讨论。修中诚在一份于1945年8月25日提交之年度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他正在向牛津大学提出一个由他和陈寅恪共同简拟的计划，陈教授如能早日到达英国，将有助于为英国的汉学研究开拓一个新时代。可见陈寅恪这时对到牛津履任已抱有一些具体的构思和一定的期望。可惜的是，战争结束后，尽管陈先生马上赴英国医疗眼疾，却终因未能奏效而不得不放弃该职位，牛津的档案中保留了一封当时在伦敦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中国代表、武汉大学教授陈源于1945年12月31日写给牛津大学校长的信件，其中有云：
我的朋友陈寅恪教授委托我转达以下事宜：陈教授请我感谢你友好的来信。他的眼睛已经动过两次手术，但尚未知道是否需要做第三次，亦未知他需要留院多久。事实上，他并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够完全恢复视力，不过，他相信即使他有幸恢复视力，要在研究方面做较大量的阅读，还需要至少两至三年的时间。所以，他决定，一旦他的身体状况恢复到足以应付舟车劳顿，便会马上返回中国。故此，他不得不谢绝接受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的荣誉。他为把这个决定告知你而深感遗憾，并且希望你相信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他觉得，只有表明自己的想法，对大学，对各有关人士，以及对他自己，才是公平的做法。
从这番通过第三者转达的话中，我们隐隐可以感觉到陈寅恪先生为无情的命运所作弄而不能遂其志的无奈。面对着这封看似刻板的公文信件，在我们眼前浮现的，是陈寅恪先生当年归国途中的诗句(《丙戌春游英归国舟中作》):
百尺楼船海气寒，凭阑人病怯衣单。
远游空负求医意，归死人嗟行路难。
蚕食光阴春黯澹，龙吟风雨夜迷漫。
人生终古长无谓，干尽瀛波泪未干。
今日我们有缘翻阅这些故纸，感怀的不独是陈寅恪先生个人的境遇，惋惜的也不仅仅是中英汉学界合作交流一时错失良机，或许，教我们掩卷默然的，是人在历史的罗网中身不由己的无奈。
本文原刊《明报月刊》1999年4月号，作者刘志伟、程美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