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清和智本社社长
盲道，是一座城市文明的象征。
为人父母，我会经常告知小孩，不能阻挡盲道，避免给他人带来不便。不过，小孩却提出一个问题：为何从来没有看见过盲道上有盲人行走？
确实，我也只在电视上看过，现实中没有盲人行走盲道的印象。各大小城市的盲道长期处于闲置状态，感觉是一种公共资源的错配与浪费。
到底是盲道修建不善抑制了盲人的出行需求，还是盲人不再需求盲道？
本文以盲道为切入点讨论公共资源的配置问题。
本文逻辑
一、消失的盲人
二、资源的错配
三、价格的约束
【正文6000字，阅读时间15'，感谢分享】
01
消失的盲人
先看盲道的劣质供给。
前不久，一位名叫“黑灯”的视障脱口秀演员，在一档喜剧节目中吐槽称，某些城市的不锈钢盲道雨后极其湿滑，“下完雨就像溜冰，路上瞎滑”。
这一吐槽引发不少共鸣与讨论，一些人表示曾在不锈钢盲道上摔倒。随后，深圳、杭州迅速拆除了不锈钢盲道。
这事让人再度关注盲道的问题。关于此类问题，我记得十年前媒体有过集中讨论，近些年偶有盲人或视障老人在盲道上摔伤的新闻，但未引发社会的关注。
如今，全国大小城市似乎都修建了盲道，但基本是盲人不敢走的盲道。有些盲道崎岖不平、坑坑洼洼，有些盲道上设有井盖，个别井盖还不翼而飞，有些盲道引人上树，有些引人撞柱，有些引人走上“绝路”（断头盲道）。盲道管理更是大问题，共享单车长期占用盲道，有些汽车停在盲道上，有些盲道年久失修、失去导盲功能。
有人做过测试，蒙上眼睛在盲道上行走5公里，有10次摔伤的机会，1次驾鹤的机会。对于盲人来说，盲道上行走简直是在探险，可以列入人类十大极限运动。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盲道是一种劣质供给。因此，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劣质的供给抑制了盲人的出行需求。
不过，如果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视野又会更加开阔。
在境外，即便盲道设置完善的城市，如我们的香港，如今也很少看到盲道上有盲人行走，至少跟几十年前相比更少。盲道闲置在全球城市中似乎是一种普遍现象。
盲道的需求是否在下降？
先看盲人数量。
据中国盲协的有关数据，截至2023年，中国视障人士数量为173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0.13%。中国是世界上视障人士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占全球视障人士总数的20%左右。在1731万人视障人士中，盲人大约500万人，占比为28%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视障是一种老龄化疾病，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视障人士数量将逐步增加。
其中，白内障是全球范围内导致视力丧失最主要的疾病，中国大部分盲人是因白内障所致。随着年龄增加，白内障发病率逐步上升，60岁+发病率为16%，70岁+为29%，80岁+为48%，90岁+达到90%。
可见，视障与白内障相关的医疗与照料需求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而增加，但盲道上的盲人为何消失了？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白内障手术的普及，白内障患者得到治疗。我印象中，30年前，很多农村老人随着年纪增大患上白内障而逐渐失明，但如今这种现象比较少见。目前，中国90%以上的县级医院都具备独立实施白内障手术的能力，而且价格相对低廉。廉价的白内障患手术让很多老人得以复明，白内障患者的复明率大幅度上升。
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新生白内障约40万人，而白内障手术量上升速度远远超过患者新增速度，在2020年达到383万例，每百万人口手术率（CSR）超过3000人。换言之，以当前的白内障手术量，不仅可以完全覆盖新增患者，还可以让很多老患者复明。更多的患者康复，自然就减少了对盲道的依赖。
另外，视障人士的出行需求正在发生变化。
随着互联网与电子技术的进步，很多视障人士（不完全失明）的生活转移到虚拟世界上，可以网络上娱乐消遣、点单购物以及社交，对出行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即便出行，可能有人陪伴与照料，有智能轮椅代步，抑或有导盲犬，对盲道的依赖度较之前明显下降。
所以，盲道是工业化、城市化时代为盲人提供出行便利的一种有效供给，但是，在信息化时代，叠加老龄化时代，我们需要重新评估盲道的价值，以及如何安排公共用品以更好地满足视障人士的需求。
现实中，还有一部分视障人士或盲人，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与照料，他们试图出行而不得，相应的公共用品匮乏。这一点，我们下面重点讨论。
盲道，作为一种公共用品，从设计、铺设、维护需要大量的成本，但其效用非常有限，视障人士对出行和完整盲道的需求也普遍下降。那么，这种公共资源，是否可以投入到其它地方，提供其它公共用品，以满足视障人士的需求。
可以开发视障人士专用的电子产品和应用程序，他们不仅可以在网络上生活，还可以借助设备导航出行。抑或是，提供一些导盲犬帮助盲人行走，公共场所为导盲犬开放。当然，今天复杂的城市布局，对视障人士单独出行是不友好的，其实最好的办法还是治疗。
可以将公共资源转化为医疗资源，白内障手术费用实现完全免费，让更多患者复明。
当前中国的白内障治疗率远低于国际水平。数据显示，中国每百万人口手术率（CSR）3000多人，相比之下，美国的CSR超过12000、欧洲超过10000，印度也有5800。换言之，中国的CSR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有很多白内障患者等待治疗。
尽管白内障手术费用已经降到很低水平，但对一些低收入家庭来说，这依然是一笔比较昂贵的支出。在一些偏远的农村，患上白内障老人没有得到家人应有的照料与治疗，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很多公共用品，如盲道一样，由于缺乏价格发现与惩罚机制，一直躺在那里，错配与浪费，但无人知、无人管。
02
资源的错配
公共用品的使用效率远低于私人用品。
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最为经济；花自己的钱给别人办事，最有效率；花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最为浪费；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最不负责任。
这大致是没错的，在自由市场中，对自己的利益“斤斤计较”呈现效率，对别人的利益“大大方方”导致浪费。
在公共用品上，自由价格失灵，无法惩罚浪费者，或者说只能以集体的方式惩罚。每个人受到的惩罚似乎是均等的，但改变公共规则和公共资源分配则需要承担巨大的成本与风险。因此，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改变公共用品的分配规则。这就是奥尔森所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
在等交通灯时，我们经常看到，红灯下长期等待，而绿灯又无人/车通行，人的时间与公共道路资源都被浪费。但是，尽管可能所有人都因等待而焦虑，但极少有人会提出改变的想法，行动者更是寥寥。
有人会说，遵守交通规则自然是效率最优。遵守规则固然重要，但需要考虑的是，规则是否有效率。红灯停留10秒与100秒，带来的效率显然不同的。如果引入智能交通灯，通行效率定然会提升，这就否定了之前最优效率的定论。
城市道路反复翻修，修建公路后长期闲置，这就是劣质与浪费的供给。但是，极少人会关注如何改变公共资源错配的问题。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财源滚滚，预期高涨，公众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不敏感，但是当经济走弱，增量有限，公共财政将变得稀缺。
整个社会财富量是有限的，公共部门分配多一点，私人部门自然就少一点。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是43%，国际平均水平是60%左右，美国是73%。这个指标说明，我们有相当一部分资源在公共部门，包括政府和国央企。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们更需要关注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
在这个指标中，德国、日本的水平不如其它发达经济体，仅处于国际平均水平。这说明德国、日本的财富也有不少在公共部门，那么这两国家的公共用品分配对经济与社会稳定就显得至关重要。
尽管日本在大衰退期间遭遇了“1998年现象”，但整个社会并未出现动荡。这场大衰退冲击放在任何一个欧美国家都免不了一场社会运动。伴随着老龄化加剧，日本的公共资源向老年人口倾斜，“安倍经济学”的财政分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衰退带来的相对剥夺感。
德国家庭的现金与资产没有像美国家庭那么富足，德国中产家庭每月领着还不错的工资收入，没有多少股票等金融资产，但退休后可以获得高额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
所以，家庭部门占有的财富比重越低，公共资源分配的重要性就越突出。在走向深度老龄化阶段，家庭部门的财富增量不足，养老与医疗压力陡增，公共用品的分配将为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
2025年，中国的财政预算赤字率可能突破限制，达到4%，甚至更高。政府试图增加财政支出以对冲关税冲击对GDP的削减，预计国债、特别国债和专项债都将扩张。
其实，对于货币政策来说，关键是总量；对财政政策来说，关键不是总量，而是结构。简单来说，财政这钱怎么用、用在哪儿。
同样10个亿，用于盲道铺设，还是白内障患者治疗，抑或是无差异发给居民，其效果则完全不同。
到底是用在人身上，还是用在物上？
过去，中国的财政更多用在物上，主要支出是基建与土地开发，以及制造业投资。就当前披露的信息来看，明年的财政支出主要也在物上，地方以还债为主，中央投资技术产业，在消费与社会保障方面可能有所倾斜，但力度与方式可能跟我们想象的有差距。这还是功能型财政。
当前，中国正处于瓦格纳加速期，大投资时代结束了，基建与房地产投资已饱和，制造业产能足够丰富，随着城市化进程放缓与人口规模缩小，人们对空间的需求也下降，利率将趋于无弹性；同时，伴随着老龄化加速，人们对时间的需求上升，对养老、医疗与社会保障的需求增长。
如今，财政配置在物上容易形成劣质供给，用在人身上可以产生有效需求。因此，财政支出应该尽快从物转移到人身上，从功能型财政转向福利型财政或叫民生型财政。
一说到财政支出，很多人会担心政府债务问题，当前政府债务总量大约150万亿元，其中，国债30多万亿元，地方显性债务40多万亿元、隐性债务14万亿元，还有城投债50多万亿元。但是，不要忘记了，中国可能是全球国有资产最多的国家。
11月，全国人大刚刚盘点了“家底”：截至2023年底：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371.9万亿元，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445.1万亿元，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64.2万亿元，国有土地总面积52371.4万公顷、全年水资源总量25782.5亿立方米。
未来，中国缓解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以及养老、医疗与社会保障，应该更多关注如何提高国有资产的分配效率。
总之，减少劣质供给，增加有效需求。
03
价格的约束
公共资源分配难题，就是集体行动的困境，这是政治学的核心议题，也是目前经济学几乎唯一重要的问题。
政治学上，公众广泛参与的公共决策可以提高公共用品配置的合理性，同时可以形成监督作用。公众决策较之单人决策在重复博弈中定然是更有效率的。
过去几百年，国家现代化其实就在做一件事情：如何建立一个更高效的集体行动组织。于是，民主、共和、联邦被纳入讨论中。很多人没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三个关键词构成的组织是有效率的。国家市场理论给予了经济学意义的解释：民主、共和与联邦政治是一种政治自由市场。
民主与共和的制度是自由本身，也可以保障自由。制度的强制性与自由是否冲突？卢梭很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换言之，公众同意的制度，相当于自己给自己设立的制度，定然不是强制的，而是自由的。
联邦政治则增加了内部的竞争性，可以让政治自由市场的价格更加充分。卢梭用简单的数学计算给予了解释，“这个时候，臣民始终还是一，但主权者的比率则随着公民的人数而增大。因此可见，国家越扩大则自由就越缩小”。参考罗马共和-帝国的历史，联邦制的引入是为了避免国家过度扩张而沦为奴役状态。
但是，政治学解决不了一个问题：“一致同意”难题。
在一个公共议案中，只有所有人都同意，参与者才是自由的。他们在制定根本大法时都要求最大限度地接近“一致同意”。但是，现实中，“一致同意”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与数学、物理学相比，经济学家引入政治学概念（方法论）要晚得多。维克塞尔在公共财政的研究中引入了政治学“一致同意”的概念，布坎南在此基础上提出，只要公众只要在公共决策中“一致同意”，即可达到帕累托最优。布坎南的意思是，只要公众都投下了赞成票，那么这个法案实施就能够满足每个人的利益，无人因此受到伤害，因此是最优的。
其实不然，在缺乏自由价格充分约束的条件下，公众也可能集体犯错，“一致同意”也可能遭致公地悲剧。
公共决策（公共用品）缺乏自由价格约束，或者说其自由价格不敏捷，它无法及时发出供给、需求的信号，也无法及时提示风险。
为什么个人不容易犯错？这里所说的个人是抽象的个人，不是指某个人。个人在市场中生存，自由价格无时无刻地在提醒他，帮助他更好地在边际上做最优决策。过去的农民脱离了价格反馈机制，埋头种庄稼，收成不好时不知提价，收成好时却谷贱伤农。公共决策往往也是脱离价格约束而决策，结果公共用品不是供应不足，就是产能过剩。
公共用品的价格失灵问题还在于它难以迅速惩罚当事人，只能让公众平摊损失。像闲置的桥梁、空置的盲道，缺乏价格机制去惩罚责任人。这就出现了责任真空。科尔奈称之为软约束。所谓软约束，就是缺乏自由价格的硬约束。
如果一个国家持续大规模借债投入公共用品，由于公共用品的价格不敏捷，无法提示风险与纠正错误的决策，结果很容易出现过度借债、供给过剩。
当然，并不说公共用品没有价格体系，实际上，利率、汇率就是一个国家公共用品的价格机制。国债利率代表国家信用，汇率反映以本币计价的所有资产、商品、劳动力的价格。
但是，这种价格体系过度宏观、不够敏捷。利率、汇率无法对一个工程、一项法案进行充分定价，久而久之，价格一旦“麻木不仁”，东窗事发时就容易出现闪崩。
过去十多年，全球财政货币赤字化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债利率价格失灵，那么国家信用及公共用品的价格“命悬于”汇率。这使得价格反馈更加不充分、更加盲目。
中国实施有管制的汇率和资本跨境制度，以及国有金融制度，利率与汇率自由化程度不够高。很多时候利率不能及时反馈债务供需与风险，地方政府借助国有银行大量借钱，后者受价格约束不足而大量放贷，结果债务高企。
今年，国债利率、市场利率快速下降，这就是利率后知后觉的表现。一个经济体一旦过度借债，它的利率容易呈现单边走势，最终弹性不足。
特朗普决定设立政府效率部门，由马斯克领导。马斯克透露，美国政府系统中存在数以万计的行政法案，这些法案既没有经过总统批准、也没有经过国会审议。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原来美国也这么多红头文件。这些法案背后的项目、人员与支出，是国债利率与汇率鞭长莫及的。
马斯克将领导效率部门实施改革，砍行政政策、砍部门、砍项目、砍预算和裁员。这实际上是对拜登政府极左政策的一种纠偏。马斯克称，“政府效率部”将在网上公布所有行动，会设“最蠢支出”排行榜，以实现“最大透明度”。尽管这不是直接使用自由价格约束，但至少借助了舆论市场来监督。如今，全球意识形态正在右转，除了贸易、经济、金融、技术的竞争，改革的竞争也在加速。
所以，国家自由化、市场化、证券化是唯一出路，国家市场理论的目标是“水至清则无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