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真正的名字是什么，我不是很确定，但可能也不重要。对我而言，他就是易副官，知不知道他的本名，并不会改变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我从小就叫他「易」。他那个易，声音不是往下，不是容易的「易」，我喊他，都是往上扬起的，像「移——」而且，尾音永远要拖长。家里其他的人都喊他「易副官」。一直到我走进他的告别式现场之前，我都以为他的全名就叫「易副官」。
我怕会忘记他
他就住在我家前院的那间小房间，一进大门穿过院子的第一间。
什么人来来去去，进出我家，都必须经过他的窗口。易副官很瘦，又黑，三分头，却掩不住灰白交错的发色，小时候我说他像猿人。他常常就叼根烟坐在他那小房间的窗口，竖着耳朵等着我公公的指令。
人们喜欢说小孩子单纯，但我从来不这样认为，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单纯的例子。我从小就知道，易是可以欺负的。既然可以欺负，我就不会放过他。他不会去告状，也不会生气，不会报复，更不会记恨。甚至可以说，我想要什么，他都尽量满足我，我闯了祸，他的任务就是尽量帮我隐藏。
易走了以后，我常常怕自己会忘记他，毕竟我懂事的时候，他已经很老很老了。我能知道多少他的心情？我能记得他多少？但后来发现，我愈往下活，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就愈鲜明。
他跟着公公多久没有人算得清楚。传说他十三岁就是湖南老家的家仆，而后公公进学，他就变成书僮，每天跟着去学堂，一站就是一上午，公公放学再安全地把他送回家。黄埔军校开办，十四岁的公公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下，谎报年龄，上了黄埔军校。于是，易，就也跟着去从军。公公报效国家，易副官报效我公公。
离开黄埔后，公公赴俄念书，易跟不去，就在家乡等他回来。公公回国，生了我爸爸，他就成了我爸爸的保母，生了我叔叔，又成了我叔叔的保母。后来公公撤退到台湾，有了姑姑，当然，他又成了姑姑的保母。直到连孙少爷孙小姐都长大了，易摇身一变，又成了家里掌厨的。这不奇怪，因为只有他能做出一手地道湖南家乡菜。从小我便当里的菜都是他给准备的，他的腊肉与糖醋排骨都是绝品，也都是我自此没有再品尝过的味道。
搬去跟祖父母住的时候，我三岁，他六十八岁。从那一天起，他的新任务，就是当我的保母。
如果能回到那时候
小时候，可能因为安全的考虑，家里几乎不让我跟附近的小朋友玩。也因为自家有院子，所以我游乐场就完全建立在那个当时觉得很大的前院里。而我最重要的玩伴，就是这位已经七十好几的“易”。
第一次打羽毛球就是他陪着我，他穿着拖鞋，因为他没能把球打到我面前而生气地摔球拍，过去踩他的脚，骂他∶“你根本就不会打球。”他的桌上永远有一个装满糖果跟零钱的透明玻璃罐。我会爬上他那张破旧的藤椅，望着那个罐子，然后他就会打开罐子给我两颗糖。等我吃完，他就把包糖的纸仔细摺起来，中间打一个结，做成一个个穿蓬蓬裙的小公主，逗我说那就是我。我当时觉得他无聊透了，这个招数用了那么多年也不换一下。就像他每次都用两根大拇指各自弯曲，然后接起来，跟我说他的大拇指可以分开——鬼才相信。
另外一个第一次，就是我从那个糖罐子里偷钱，原因是我想跟同学去学校巷口的那家杂货店抽奖，另外，我还想吃一种会弄得满嘴红的芒果干。后来听姑姑说，家里所有的小朋友都是从那糖果罐下手。也许，易，是故意把钱放在那里的。
我的公主床后头是一个小窗户，每天早上我不需要闹钟，易，会在那个窗口后头问我，今天想吃什么早餐啊？咸面包？菠萝的？还是肉松的？还是稀饭？烧饼？通常他还没有念完，隔壁的窗口就会出现一个声音——我婆婆。“易副官，不准那么宠她，哪有每天问的！”即便如此，他还是每天问。然后我才起床。
家里不准我们吃摊子上的小吃，嫌不卫生，我总是羡慕同学可以随意坐在路边吃蚵仔面线跟刨冰。有天趁婆婆不在家，我就叫他在巷口把关，大剌剌地坐在摊子上吃起面线。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很不到位的安排。
我看着老板用着浅浅的碗，舀进稠稠的面线，撒上香菜跟大蒜，然后抖着手端给我，确实，老板的大拇指都伸进面线里了，但卫生不重要，突破禁忌才是重点。就是这么巧，婆婆搭车回家了。易副官见到了，但他的速度怎么比得上汽车？我才刚想说再来一碗时，一只涂着蔻丹的手已经把我拎上车。我回头找易，只见他追着车子跑，满头大汗。
我的小学就在我家后头，走路十五分钟的距离。他每天接送我上下学，就像他当年陪公公去学堂一样。因为他为我所做的事是如此理所当然，我从来不会珍惜，只抱怨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小朋友自己背书包，而是他帮我提着。有几次，我都故意一放学，在校门口，把书包丢给他，跑着回家。以他的年纪，再加上脚上那双黄色的塑胶拖鞋，我总比他先到家，公公听到我门铃声就会说∶“易副官没去接你吗？”我就会说∶“不知道，没看到。”小孩子事实上是不单纯的。真想用小叮当的任意门回到那个时候，把当时的我毒打一顿。
他像是能看穿我心意
我现在脸上留有的疤，也跟易有关。那年我七岁，跟着婆婆去朋友家打麻将，因为婆婆盘算着我三点的钢琴课就在牌友家的正对面，走路两分钟距离。眼看着三点就到了，公公一通电话过来说，已经叫易过来带我走过去。婆婆说，才两分钟的路，英英应该可以自己过去。但是爱孙心切的公公说什么也不肯。于是我坐在院子里等易，手上拿着点心，动弹不得。婆婆的朋友家有一条狗大概是看中了我手上的点心，一口扑了上来。只听见我一声惨叫，左边眼睛正下方被狗狠狠地亲了一下——缝了二十八针。据说，当我惨叫声起时，挂钟正当当报时三点整，而门外站着的易，正准备按铃。
爸爸是船长，跑远洋的，两三年才回来一次。我嘴上从来不提爸爸，因为他实在太遥远了。我对他的印象有时不是脑海里的，而是照片上的。但是每每听说他要回来，我就会穿上我最喜欢的衣服坐在院子里，呆呆往门口望着。易总会走过来无声地拍拍我的衣服，帮我把皱褶拉平，像是能看穿我的心意。
终于，帅气的船长爸爸回来了，全家围坐在餐桌前，听他说国外的奇闻轶事，虽然我完全听不懂，灯光还是出奇温暖。婆婆告诉他，易帮我买了辆自行车，瞬息间，爸爸突然翻脸，像是忽然想到要行使他做父亲的责任，说不可以。他的说辞是“第一，危险；第二，不可以宠她。怎么可以小孩要什么就给什么。第三，就算要买也不能是易买。”他立刻叫家里佣人把车丢出去。我突然吓坏，使出全身的力气大哭起来。是因为我将失去得来不易的自行车？或是爸爸终究破坏了我对他的美好等待？我现在已不复记忆。
就在爸爸无休止大发雷霆的时候，突然，易的声音从屋外出现了。他隔着纱窗大怒说“你小时候就多乖啊？还不是成天跟人打架？你就会骂，孩子你带过几天？”
爸爸住口了。因为他知道，易说的都是事实，毕竟易也是他的保母。
没几天，爸爸又离开出海，我的自行车也被偷了。
我感伤“易”没能等到这一天
我想易应该知道我是叛逆的。小时候我除了整他，不太爱说话，常常对着窗外发呆，他也从来不问我在想什么，只是搬张凳子也陪着我坐在那里，安静无话。最多抽根烟，然后咳嗽。
我一直不知道易的身体不好，我只记得他老咳嗽。大家说他是抽烟抽太多。有天早上他送我去学校后，说去看病，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当时以为他只是需要休息几天。然后，婆婆带着我去一个肺结核的医院，她说易住在里面，但不让我进去，说怕传染。那个下午，我等在外头，踢了好久的石头，很想哭。
再两个月，一个暑假天，我躺在易副官那张铺着凉席的床上，光着脚丫。糖罐子里的糖都快吃完了，他还没有回来。他是那个下午走的。
他的桌上，除了糖罐，还有一样东西，易常常望着它发呆。那是一张照片，影中人留着长发。我问过他，他说是家乡的媳妇。两个人似乎没有见过几次面就结婚了。然后，他就来了台湾。他说得很平静，然后转过身去把床垫翻过来给我看，藏着一叠叠扎好的十元大钞。他说很快他就会回去，到时再给她过好日子。
对当时的我，这种话题没多大意思。多年后，我常在香港机场转机时，看见那些老荣民身上背着一包包的东西准备回乡，脸上有着疲惫和期盼。我会很感伤，感伤“易”没能等到这一天。
易服务了我家四代人，我不能替他说他是“无怨无悔”，但牺牲奉献的概念是他教给我的。时代耽误了他，甚至可能糟蹋了他，但也许唯有这种阴错阳差，能向我们展示极致的忠诚和美。
易出殡的那一天，我们全家戴孝，我公公带著全体老老小小，下跪向他磕头。他是家仆、是书僮、是副官、是管家、是保母、是大厨，是我永远的亲人和老师。也许我有幸，哪辈子也能当上他的保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