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中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天文、地理、军事、政治等等，他简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诸葛亮不是神，他当然非不学而知、而能，他在《诫子书》中说过：“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他的非常人所及的学识，是自少年起一点一滴刻苦学习积累起来的。“诸葛亮舌战群儒”一回中，颇为准确地表现了诸葛亮的知识观。
曹操八十三万大军饮马长江，孙吴集团“武将要战，文官要降”。在黑云压城的情况下，诸葛亮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出使江东，以期促成刘孙联合抗曹。他的出现引起了主降派的敌意。会见时他首先遇到了来自文官集团的挑战。在正面论战中张昭们一个个败了下去，也许是理屈词穷，再也难于发难了吧。严畯只好避开主题，说你诸葛亮都是强词夺理，我们不跟你辩，现在我且问你是“治何经典”？“治何经典”是说你专门研究儒学中的哪一部经典。从汉朝大一统的帝国巩固以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爵禄为钓饵，由官方导向，吸引知识分子整理、钻研儒家的经典。于是广大读书人纷纷从《尚书》、“三礼”、“毛诗”、“公羊”、“谷梁”中选取一门，作为吃饭的本钱。到东汉章帝通过白虎观会议将《白虎通义》经典化,把谶纬学说和今文经学混合在一起，使儒学进一步神学化，作为解释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的依据，是儒学越来越僵化。
从学术角度讲，亦如清儒的“乾嘉之学”，他们也是作过贡献的。但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来看，那种脱离现实，割裂主旨、大搞繁琐哲学的风气是不足道的。解说“尧典”这两个字的含义，写了十万字。《汉书·艺文志》里感慨道：“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章句小儒，破碎大道”，连古代的有识之士都已给尖锐批评，这种学风一直沿续到汉亡，仍然在士大夫中很有势力。比如孙权的幕下，张昭治《论语》、虞翻治《老子》、《论语》、《国语》，陆绩注《易》，颜畯著《孝经传》，程秉则师事郑玄博通五经，著有《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等，从学术角度讲，他们都是有成就的。然他们的研究，是于世无涉的，特别是处于生民水深火热的乱世，他们的著述更无补于世。对于这种迂腐的治学态度，《三国演义》通过诸葛亮之口，给予了淋漓痛快的驳斥。
“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且古之耕莘伊尹，钓渭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弇之辈，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审其平生治何经典？－－岂效书生，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
在“严畯低头丧气而不能对”之后，程秉接着发难。他说：“公好为大言，未必有真才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耳。”
孔明的知识观在他的反驳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春秋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并无一策……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
一句话，诸葛亮的知识观和治学观是经世致用。他反对脱离国家人民的需要，从书本到书本式的寻章摘句，搞繁琐哲学。
历史上的诸葛亮也确实如此。据《三国志》“裴注”所引《魏略》云：“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颖川石广允、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孰，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致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他所自比的管仲、乐毅，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有学问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乐毅“扶危弱之燕，一举下齐七十二城”。在小说中，人们更把他比作帮助周王和汉祖开创天下的姜太公和张子房。
著名的白帝托孤，刘备给儿子的遗诏，强调“可读《汉书》、《礼记》，间暇时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可以看出诸葛亮君臣的知识观是相通的。
自觉地以天下为己任，为此目的去进行学习，联系实际，经世致用。－－诸葛亮的这种治学观，站在古代的制高点上，即使拿到今天来看，仍不失其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