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徐国栋，1962年生于辽宁抚顺的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980年12月，我应征入伍，被分配到沈阳军区某集团军文工团。那时我18岁，正是热血沸腾的年纪。
1981年初春，我在文工团第一次见到了柳青。她是77级的老兵，比我大两岁，是我们文工团最出色的笛子演奏员。
那时的她，总穿着叠得棱角分明的军装，束着一条齐耳的短发，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
刚入伍时，我是文工团的小号手，也是新兵中唯一会乐理的。连长把我分到柳青负责的小组，让她带我熟悉军营生活。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我们要先去操场集合跑操，然后是内务整理。柳青教我叠"豆腐块"被子，告诉我军装上的扣子要擦得锃亮。
那时的军营生活虽然艰苦，却充满欢声笑语。宿舍里还在用煤球炉取暖，一个搪瓷茶缸就是我们最好的杯具。
每到周末，文工团会组织露天电影放映，《英雄儿女》《地道战》总能引来满营区的战士。我和柳青常常坐在露天场地的后排，一边看电影一边练习乐谱。
1981年夏天，我们文工团到基层部队慰问演出。
节目结束后的篝火晚会上，我用小号独奏了一曲《军港之夜》，柳青用笛子配合，赢得了阵阵掌声。就在那个星光璀璨的夜晚，我们约定要一起在军营追逐音乐梦想。
1982年春节刚过，团里传来消息：军队院校扩招，沈阳音乐学院军事指挥系计划招收现役军人。
这个消息让我们都很兴奋，我和柳青约定要一起报考。那段时间，我们废寝忘食地准备，她教我视唱练耳的技巧，我教她军事理论知识。
春天来临时，杨絮纷飞，我们常在营区的老杨树下练习。她笛子吹得好，尤其是《军营之恋》那段独奏，音符里仿佛注入了特殊的感情。我总觉得她看我的眼神也变得不一样，但在那个年代，我们都把情愫默默藏在心底。
然而变故在考试前两周突然发生。柳青的父亲因病住院，家里只有一个上高中的妹妹。作为长女的她必须申请转业回乡。
那天晚上，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眼圈通红："国栋，对不起，我可能要食言了。"
我知道她内心的挣扎。那个年代的军人，家庭和责任永远是最重的牵绊。我说："我理解，家里确实需要你。"
临走前一天，她塞给我一个包裹："这是给你准备的考试用品，还有一些补品。我不能陪你去考试了，但我相信你一定能考上。等你当上军队指挥家那天，别忘了请我去听你的演出。"
最终，我考上了军校。多年后，我真的成为了军队文工团的指挥，而她在家乡成了一名中学音乐教师，后来还自己组建了少年军乐队。
1990年，我们文工团到她所在的城市演出，我特意指挥了《军营之恋》。散场后，我在后台看到她带着一群穿着少先队服的孩子。她依旧是那么爱笑，只是眼角多了几条淡淡的纹路。
她说："你指挥的《军营之恋》比原来更有感觉了。"
我说："因为指挥的人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思念。"
岁月匆匆，转眼已过去太久。但每当我站上指挥台，挥动指挥棒的瞬间，总能想起在那个杨絮纷飞的军营，有个姑娘陪我练习乐谱的日子。
情之所至，痛在不能相守。但军营的青春，却让我们懂得了责任和选择的分量。那些没说出口的话，那些深藏心底的情，都化作了军旅生涯最珍贵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