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包括北大、清华、复旦在内，我国8大城市14所著名高校都收到了一封同样内容的匿名信件。
写信人在信中表达了对当时的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是清除异己的表现，却导致了国家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
这样一封信件犹如一颗炸弹，落进高校里，立即引起了一片震荡。政府也在收到消息后立即对寄信人展开调查，最终锁定了一位名叫“刘文辉”的工人。这人过去还有过“案底”。
刘文辉似乎早就做好了准备，1967年他在万人公判大会上被枪决，临行时却没有多少惧色，反而抓紧最后时间朝着公众大喊：“宁站着死，也不跪着生。”他也成为了因为反对这场运动第一个被处死的人。后来国家为他平反。
刘文辉对当时的运动以及实施的各项方针政策有强烈不满，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刘宗汉。
刘宗汉过去曾因工作关系，和美国罗斯福政府、民国蒋介石政府打过交道。那时世界第二次大战已经落下了帷幕，但同盟国参战国家中有许多都受害严重且无力复兴，美国总统罗斯福牵头建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帮助进行战后重建。
其中，中国因为受害最严重，就成了最主要被帮助国家。刘宗汉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谋得了科长一职，且作为中国人面向中国政府，也就和当时的蒋介石政府有了不少的往来。
不过，刘宗汉却没有因此倒向国民党，因此后来他非但没有去往台湾，还留在了大陆，进入船舶工业局工作，1954年也在这一单位正式退休。
遗憾的是，在越演越烈、走向也有些失控的肃反运动中，刘宗汉因为被挖出了那一段往事，在1956年背上了“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更在1958年经法院宣判，开始了“就地监督劳动，管制改造”的服刑生活。
刘文辉是刘宗汉的第5个孩子，1937年出生在上海，1952年因家贫主动辍学，进入沪东造船厂船体车间当起了学徒工。
1956年，刘宗汉陷入危机时，刘文辉其实发展正好，他在这一年加入了共青团，被选为车间团支部书记、工长，还考入了上海总工会兴办的中专夜校进修。
父与子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作为儿子，刘文辉不可能对父亲的糟糕处境视而不见，但以他一人之力并无法抵挡时代的洪流。
甚至，因为他力主揭发造船厂领导的官僚作风和生活腐败，他还被厂方“先下手为强”，打为了坏分子，撤去了身上的所有职务并开除了团籍。
若不是有工人的身份庇佑，他也会蒙受冤屈，葬送前程。好在当时的政策导向认为工人不能戴这样的“帽子”，厂方哪怕不愿，还是按照政策为他平反。这之后，他通过到大学夜校进修，在1961年离开了沪东造船厂，调至浙江舟山群岛一家机械厂当起了辅助工。
此时，国内的形势越来越紧张，高压的环境让刘文辉不满的同时还产生一个疯狂的念头，那就是逃离。
1964年，刘文辉试图组织家人偷渡出国，因被及时发现、阻止而未遂。他也因此被判处反革命罪管制3年，在1966年被从浙江押回了上海家中，交给当地群众监督改造。
有过这么一些“案底”，刘文辉的处境之糟糕可想而知。他也越发激进地想要推翻一切，于是就有了他不管不顾地向全国14所高校寄信批判运动和政府的一幕。
当时和他一起行动的还有他的弟弟刘文忠。后者因为是“首犯”、“从犯”，交群众监督改造。刘文辉则不同，他在1967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在同年3月时被押至上海文化广场执行枪决。死时不过30岁。
除在刑场上大喊：“宁站着死，也不跪着生”之外，刘文辉其实还提前留下了一封遗书，其中就提到了多年后“我必能恢复光荣，洗涤家庭所蒙受的污垢”。
刘文辉的确在1982年被宣告无罪，得到了平反。而他的父亲刘宗汉和弟弟刘文忠平反的时间比他早上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