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1879~1947）绍兴人，比鲁迅大两岁，父亲朱耀庭去世时不足50岁，母亲俞氏，夫妇育一子一女，家庭还算优渥，对儿女的教育煞费苦心。
这种苦心体现在给女儿裹了小脚，教女儿背《女儿经》，女孩子想嫁个好婆家，这是必修课。
“女儿经，仔细听，早早起，出闺门，烧茶汤，敬双亲，勤梳洗，爱干净，学针线，莫懒身，父母骂，莫作声……”
在朱安去世后也留下了一份《朱安小传》，小传里描述：“夫人生而颖慧，工女红，守礼法，父母爱之不啻若掌上珠，因而择婿颇苛，年二十八始归同郡周君豫才…”
有人说，朱安如果不是嫁给鲁迅，而是嫁给一个普通男子，她会过上相夫教子的舒心日子。
可是，那个年代的女子嫁人就像开盲盒，幸福与否完全看嫁给什么样的男人，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可是不得了的事，鲁迅和朱安是周母一手当家定下的亲事。
朱安约38岁
朱安的母亲俞氏（1856年~1932），这张母亲照片，朱安在北京一直珍藏着
朱安和鲁迅订婚时已经是20岁的大姑娘，结婚时28岁。这8年间，鲁迅在南京求学、留洋日本，而朱安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独守闺房。
鲁迅从日本留洋5年归来后，一直在为生活奔波。先是在同学许寿裳的举荐下，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起了教师。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成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广揽人才，又是在许寿裳的推荐下，1912年2月，鲁迅离开绍兴，前往南京当上了公务员。
绍兴会馆，兄弟俩在此居住，过着率性单身汉生活，这是鲁迅到北京后第一个住址，也是居住时间最长的
3个月后，鲁迅随教育部从南京迁到北平，住进他祖父曾经在北京住过的绍兴会馆7年，这7年可以说是鲁迅“蛰伏”的7年。
1917年，鲁迅为弟弟周作人在北大谋一职务，兄弟俩此时关系融洽，双双在文坛上起飞了。
中华民国教育部全体人员合影，摄于1915年1月5日，后排左三为鲁迅
这期间，周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二弟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生了儿子周丰一，三弟周建人也娶了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为妻，唯有朱安独守空房，鲁迅的来信也很少提及她，她伺候着婆婆，听着两个日本姐妹用日语聊天，在翘首以待中慢慢变老。
1912年摄于绍兴。左起：周建人、羽太芳子、周鸣山（周家族叔）、鲁瑞、周作人、羽太信子、婴儿周丰一
（不知为何，这张全家福唯独少了长媳朱安，鲁迅不在家）
鲁迅工资不低，作为长子他对家庭的责任感很强。1919年，鲁迅斥资在北京买下了“八道湾11号”，据说占地四亩，朋友开玩笑说可以开运动会。
也就是这一年，鲁迅回绍兴变卖了家产，把全家人接到了北京生活。
八道湾周宅
大概在鲁迅回乡前，为了留个纪念，朱安提前和娘家人合了影，这一年，鲁迅38岁，朱安40岁。
1922年5月，鲁迅、周作人兄弟等人在北京世界语学会合影，前左三周作人，左六鲁迅
八道湾是文人们思想火花迸发的地方。“五四”时期周氏兄弟最重要的新文学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如鲁迅的《阿Q正传》《风波》《故乡》《社戏》等著作及译著，数量达百余篇。
1920年4月7日，为了探讨“新村”建设，27岁的毛泽东来到这里，拜访“新村”运动的倡导者周作人。这天，鲁迅不在家，两位巨匠此生未能谋面。
1923年6月，前左一周作人，后左一鲁迅
仅仅三年多，兄弟俩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有一天，周作人递给鲁迅一封绝交信，语言又诀绝又含糊其辞，失和原因至今成谜。
鲁迅对二弟周作人唯一不好的评价是一个字：昏。
从后来八道湾变为“羽太寓”，挂上了日本国旗来看，羽太信子分化兄弟矛盾肯定脱不了干系。
据鲁迅日记，1923年8月2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朱安与周家三姐妹合影。周作人女儿静子和若子，周建人女儿鞠子
从八道湾迁出的时候，鲁迅对朱安说，你或者留在八道湾陪母亲住，或者回绍兴娘家，我会按月寄钱供养你。
朱安回答道：“八道湾我不能住……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这是朱安一生的选择，而鲁迅一直承担的是供养义务。他对好友许寿裳说过这么一句沉痛的话：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砖塔胡同是个大杂院，鲁迅和朱安在这里租住了9个月。
朱安和俞氏姐妹合影，确实又瘦又矮
恰恰是这9个月在这里结识了俞氏三姐妹，她们去北京求学，住在砖塔胡同61号她们父亲的好友钮伯伯家里，大姐俞芬20岁、二妹俞芳12岁，三妹俞藻10岁。
砖塔胡同61号北屋鲁迅住室，他在这里创作了《祝福》《在酒楼上》《肥皂》等小说
其中俞芳活到102岁，她一生从事教育，金庸曾是她的学生。俞芳回忆鲁迅是一个非常有童心、有情趣的人。他经常给俞芳和她的妹妹讲故事，讲笑话，送玩具，教她们学习，教她们讲科学。
俞芳百岁生日，2012年去世
鲁迅南下后，俞芳还经常去看望鲁迅的母亲和朱安，帮助她们给鲁迅写信。俞芳说 ：“代太师母给大先生写信，是从1930年3月开始，到1935年夏，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这五年多，太师母给大先生的一百多封信，绝大部分是由我代笔的。”在此之前是由许羡苏姑娘代笔。
鲁迅之子周海婴偕夫人马新云看望俞芳（中）
1981年，俞芳编写出版了《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书，记录了诸多这一对新旧夫妻的生活细节。
“大先生和大师母两人同桌吃饭，饭桌上谈话很少。大师母如果开口，无非问问菜的咸淡，大先生或点头，或答应一声”
“晚上则各到各的屋里睡觉”
左起：俞藻、俞芳、周母鲁瑞、许羡苏
因为母亲想搬出八道湾和长子长媳同住，鲁迅又买下了“西三条胡同”。1924年5月25日，鲁迅“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后来接母亲同住。
这是鲁迅在北京的最后居所，他在这里住了两年多便和许广平南下，朱安在这里住了23年，直到去世。
西三条胡同
在这里与周母和朱安接触比较多的是许羡苏。
许羡苏 (1901—1986) 是鲁迅的同乡，也是周建人的学生，许钦文的妹妹，许广平的同学加好友，她跟鲁迅母亲与俞氏三姐妹就像一家人。
因为同乡关系，许羡苏能听懂两位太太的绍兴方言，小姑娘又勤快，颇得太师母的欢心。
1925至1931年，鲁迅南下，许羡苏长住在鲁迅北京西三条的家中六年。她为鲁迅照顾母亲，代周母写信、采购，同时还是鲁迅全家的账目总管。
《鲁迅日记》中有许羡苏的记载257次，有致许羡苏书信108封。
许羡苏1956年4月到鲁迅博物馆工作，1959年退休。退休后仍在鲁博工作至1965年。
许羡苏（中）和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合影
因为和鲁迅一家人一起生活多年，俞芳和许羡苏为研究鲁迅及鲁迅博物馆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她们都成了研究鲁迅的专家。
朱安的名字在鲁迅的文字和信件里很少提及，这个被所有人忽视、毫无存在感的小人物，在她们留下的文字中活了下来。
没想到，鲁迅死后，朱安得到媒体人的关注。
鲁迅遗容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许，鲁迅在上海溘然长逝，年仅56岁。
鲁母和朱安当天得到了噩耗，这对婆媳二人是个沉痛的打击。自20日起，北三条家里也设立了灵堂，接待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
据孙伏园回忆，21日他到北京，22日就去西三条。他看见鲁迅先生的客厅里挂着陶元庆先生所作的木炭画像。在灵前行礼后，由周太太（即朱安）陪着到上房见周老太太（即鲁迅母亲），老太太伤心地感叹：“论寿，五十六岁也不算短了；只是我的寿太长了些，譬如我去年死了，今年不是甚么也不知道了么？”
朱安守灵照，墙上挂着鲁迅画像
由于鲁迅的去世，家里突然访客不断，记者们也接踵而至。朱安悲戚的表情，给所有来吊唁的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她的名字和照片也首次出现在了北平、南京等地的报纸上。
“朱女士年已届五十八岁，老态龙钟，发髻已结白绳，眼泪盈眶，哀痛之情流露无遗…”
丈夫去世，本应她这个“正室”亲自出面料理丧事，可事实上她又怎能做到？鲁老太太伤心得走不了路，寸步都需要扶持，婆媳去上海自然是不现实。
1936年11月，朱安和婆婆神情悲伤
朱安请人代笔给三弟周建人写一封信，信中写道：“皓电遥贲，骇悉汝大兄於皓晨竟率而长逝，一生辛苦如是作终，缅怀旧事痛不欲生，遂拟只身南下一瞻遗容，然后相从地下而符唱随之，训乃名方责以大义。谓先夫虽殁，堂上健在，风烛之年赖人扶持，倘斤斤小节反致覆盆之讥。”
这虽是请人代笔，可以看出朱安识大体，顾大局。
左朱安、婆婆
这一年，许广平38岁，爱子海婴年仅7岁，周母80岁，朱安58岁。9个月后，抗日战争爆发，孤儿寡母4人生活陷入泥淖。
鲁迅去世后，朱安与婆婆二人相依为命，她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许广平寄来的鲁迅著作的版税，以及之前攒下的积蓄。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许多文化界进步人士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许广平也在12月15日被拘留，在狱中关了两三个月，许广平母子生活艰难，暂停了婆媳二人的生活费。
周母在长子鲁迅去世后没了精气神，又加上抗日战争爆发，二儿子走上了不归路，三儿子、许广平母子远在上海
1943年4月22日，周母在忧心中离世，享年87岁，只剩朱安一个人孤苦度日，周母死前交待老二继续供养朱安生活费。
朱安
自母亲去世后，由周作人负担长嫂150元生活费，她觉得名不正言不顺，便听从了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
来品品朱安的话：
“我不是这意思，你知道，先生生前，从来没有要过老二一分钱。”
“一百五十元我不要。我没有办法，才卖书。”
“我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娘娘（婆婆）怎么说，我怎么办，决不违背！……’
“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朱安虽然不识字，她的话细品朴实、在理，言语中充满了对鲁迅的维护。她也有自尊，如果有独立生存能力，她不会要老二的钱，也不会变卖鲁迅的藏书。
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国报》刊登了变卖鲁迅藏书的消息，许广平忧心如焚，立即给久未通信的朱安写了信，加以劝止。
…你年纪又那么大了，我还比较年轻，可以多挨些苦。我愿意自己更苦些，尽可能办到的照顾你，一定设尽方法筹款汇寄。你一个月最省要多少钱才能维持呢？请实在告诉我…
许广平言辞恳切，朱安由最初的防御，渐渐地打心眼里依赖许广平，以后遇到买书、给她捐款的事，她先写信征求许广平的意见，无论多难，两个女人都坚决拒收捐款。
朱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2月6日，周作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
鲁迅去世后，八道湾房产的房契改为周作人、周建人、朱安三人的名字，周作人入狱，她担心八道湾的房产会被抄没，决定将自己的那一份转到海婴的名下。
朱安在信中多次感激许广平的救助，并鼓励海婴“早自努力，光大门楣，为汝父增色，亦一洗我一生之耻辱也。”在她心里，把海婴当成周家香火看待。
1946年10月下旬，许广平再次回到了她阔别多年的西三条寓所（上学时来过），清点和整理鲁迅的藏书，她把鲁迅的一草一木皆视为珍宝，为此，许广平付出毕生精力。
1946年10月22日，许广平在西三条留影，整理鲁迅遗物23箱，并看望朱安
时隔二十年，两个白发斑斑的女人在杂乱的小院里重逢，心里多么感慨啊！
一个新女性，一个旧女性，出于对鲁迅共同的爱，携起手来，在战乱中扛起了保存鲁迅藏书的责任。
朱安
许广平走后，朱安给许写信：“你走后，我心里很难受，要跟你说的话很多，但当时一句也想不起来，承你美意，叫我买点吃食补补身体，我现在正在照你的话办。”
1947年6月29日，朱安走完了她69岁的卑微人生。
许广平保存着一页日历，上面她写着“晨，朱女士逝世”几个字
朱安的遗嘱有两条，一是灵柩拟回南葬在大先生之旁。二是每七须供水饭，至五七日期给她念一点经。
她至死都没有觉悟到自己是封建婚姻的牺牲者，这种以“正室”自居的幻想自然是不会得到满足。
她伺候婆婆30年，也没能葬在婆婆身边，这是一大憾事。
朱安葬在北京偏远的保福寺，这一带早已高楼林立。她像没来过人世间一样，悄无声息地走了，孤零零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