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兵学中的“衢地”—枢纽区域
人类有史以来的战争，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战争的胜负，除了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指挥、装备、士气等影响因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到地理形势（包括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地理因素）的制约。
正确地选择和利用战争的地理条件，往往也是克敌制胜的要因之一。尤其是在军事技术、交通手段落后的古代，地理环境对作战的影响更为显著，以致长江大河被称为“天堑”，崇山峻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在大规模的战争里，某个或某几个面积有限的区域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成为交战双方对峙的热点，即所谓“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得失对战争的结局常常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战略要地，军事地理学中叫作“枢纽地区”，或是“锁钥地点”。
克劳塞维茨曾经说过：“任何国家里都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那里有很多道路汇合在一起，便于筹集给养，便于向各个方向行动，简单地说，占领了这些地点就可以满足许多需要，得到许多利益。
如果统帅们想用一个词来表示这种地点的重要性，因而把它叫作国土的锁钥，那么似乎只有书呆子才会加以反对。”
在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发展、民族融合速度的加快，各地区之间的交往、联系日益密切，出现了统一的趋势；诸侯国相互进行的战争规模扩大、次数频繁，装备、技术水平也显著提高。这一切使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视野变得广阔起来，考虑战略问题时，开始把“天下”看成是一个由不同区域组成的整体，其中某些区域的地位价值较高，在兼并战争中如果率先夺取、控制，就能使自己处于有利的态势。
这种认识的产生，在时间上远远领先于西方近代“枢纽地区”的军事思想，它最早是由我国的“兵学之祖”孙武提出来的。
孙武在其著名的十三篇兵法中，把位置、地形不同的作战区域分为九类，强调对它们应采取不同的行动方针，其中，敌国、我国与第三国接壤，道路四通的地区称为“衢地”，最有战略价值—“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若是先敌占领，就能得到其他诸侯国的支持，造成主动的局面。
略晚于孙武的范雎，在向秦昭王阐述其“远交近攻”的著名战略时，对各国的地理形势进行了全方位的总体分析，更加明确地把位于东亚大陆中心的韩、魏两国称作“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指出秦国若要成就霸业，必须先攻取这一枢纽地区，才能逐步兼并楚、赵、齐、燕等边远敌国。
秦国遵行他的主张，终获成功，得以扫清六合，一统寰宇。
秦汉至明清两千多年以来，历代的军事家、兵学家们非常重视枢纽地区的控制，认为封建政权不论在平时还是战时都应该牢牢掌握住它，这样就可以“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战争中的枢纽地区，探讨它形成和演变的背景，以及它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是一项极为重要、很有意义的课题。
二、我国古代战争的地域分类和锁钥地点
自秦朝以来，我国成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雄踞于东亚大陆。因为疆域辽阔，汉族居住生活的东部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分布的蒙新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在自然条件、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程度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带来了政治上的不平衡。
汉族的中原王朝与周边各少数民族长期共存，双方在战时攻掠烧杀，尖锐对立；即便在和平时期，周边民族对中央政府通常也只有名义上的藩属关系，相当松散；朝廷对戎狄蛮夷多是设官监护、羁縻，不干涉当地政务，很少建立直接统治的机构。
这个政治特点反映在地域上就是：古代中华民族活动的东亚大陆上始终存在着若干个历史民族区，从事游牧、狩猎、农牧、农耕生活的各少数民族分别居住在东北、北部、西北、西部和西南地区，以长城和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东端为分界线，对汉族居住的东部地区构成了半包围状态，在政治、经济上处于相对独立的局面。
另一方面，汉族居住的东部季风区幅员广阔，自然条件也不一致，区域开发有早有晚，使其内部各地区之间在经济生活、政治趋向、风俗文化上也出现了显著的区别，结果导致汉族居住区内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往往表现为南、北方或东、西方政治力量的对抗。
封建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分裂、割据，甚至持续数百年。秦汉到隋唐，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东部地区习惯上以函谷关或崤山、太行山及长江为界，分为关（山）西、关（山）东、江南三大基本经济区，代表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和东南丘陵，社会严重动乱时由几股政治势力分别占据。宋朝以后则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分为南、北两方。
从根本上讲，封建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是自然经济，商品交换不发达，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不像现代社会那样紧密，并非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经济上的自立为它们在政治上的分裂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
受上述情况的影响和制约，我国秦汉至明清的大规模战争在地域上可以划分为两类：
1.边境战争。即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在边境线附近进行的战争行动， 这类军事冲突主要发生在北方万里长城的沿线，由汉族军队同东北、北部、西北游牧狩猎民族交锋、对峙；与西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战争则比较少，历史上只有唐朝中后期的吐蕃、南诏对中原王朝构成过为时不长的威胁。
2.内地战争。就是在东部地区内部、距离边境较远的腹地—如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汉水流域等地发生的战争，包括像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等分裂时期割据政权间的交战，西汉“吴楚七国之乱”、唐朝“安史之乱”那样的中央政权与地方叛乱势力的交战， 还有历代农民起义军与封建王朝军队的战斗，在历史上是相当频繁的。
这两类战争里都形成过枢纽地区，像边境战争中的河套、阴山地带， 秦、西汉、唐朝均屯驻重兵，号为“国之北门”。唐蕃交战时的维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虏平川之冲，是汉地入兵之路”，吐蕃得后， 称为“无忧城”。
明末的山海关，扼东北平原通往华北的孔道，兵家视为“两京锁钥”，汉满两族均力争该地。不过，边境战争中的枢纽地区存在的时间普遍不长，随着各个时期汉族与周边民族的矛盾激化而进行转移， 或在西部、西南，或在北方、东北。
内地的战略枢纽则相对稳定，大体上说来，如果是东西对立的形势， 即政治集团的斗争在地域上表现为关（山）东与关（山）西势力相抗衡，那么双方对峙争战的主要区域往往是东西方交界的豫西走廊，它以洛阳为中心，东至荥阳，西达潼关，南至南阳盆地，北抵黄河或延伸到晋南的河东（中）地区。
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的秦末农民战争、楚汉战争、绿林赤眉农民战争、董卓之乱、东魏及西魏与北齐及北周间的战争、李唐政权与窦建德及王世充的交战、安史之乱，基本上都是以该地为主要战场。
如果是南北对立的局面，双方的征伐攻守则主要在黄河、长江之间的淮河、汉水流域进行。争夺、对峙的枢纽地区有：甲、淮南。江苏、安徽两省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
唐庚曾对此议论道：“自古天下裂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晋元帝渡江迄于陈，抗对北敌者，五代得淮南也。杨行密割据迄于李氏，不宾中国者，三姓得淮南也。吴不得淮南，而邓艾理之，故吴并于晋。陈不得淮南，而贺若弼理之，故陈并于隋。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
淮南被苏北丘陵、山地分割为两块，即宋代的淮南东路、淮南西路；前者以广陵（扬州）为中心，北抵淮阴、淮安，南到瓜洲、京口；后者以合肥为中心，北至寿春，南达巢湖、濡须。乙、荆襄。湖北北部江陵、襄樊、汉阳一带，尤以襄阳为重。庾翼曾说襄阳“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水陆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
顾祖禹把襄阳称为“天下腰膂”，认为“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三国时魏与蜀吴联盟的交战，西晋与东吴、东晋与十六国、南朝与北朝及隋的对抗，北宋与南唐、南宋与金朝及元朝的作战、对峙，多是在淮南、荆襄两地进行。
此外，在中国古代，四川盆地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区域，不划归关西或江南。北方政治势力南进时，往往也越过秦岭，通过汉中来进入四川盆地，然后或东出三峡，或南下云贵，对江南进行侧翼包围。故此，川陕交界的汉中也是南北战争的一个枢纽区域。
不过，它的作用和影响大不如淮南和荆襄，因为汉中距离南方政权的统治中心—江浙较远，不能构成直接的威胁。即使北方势力占领了四川，江南的割据政权也不会很快灭亡，如曹魏灭蜀，北周、蒙古据川后，东吴、陈和南宋仍能将其统治维持下去。
豫西、淮南和荆襄比起边境战争中的枢纽地区来，在我国战争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样说的根据何在呢？
首先，边境战争的战线很长，像北方的长城绵延万里，无处可以不备；但是中原王朝没有力量处处屯以重兵，只能把军队相对集中到一些要塞，其他地区的守备兵力比较薄弱，仅能防备小股胡骑的袭扰。长城以外，沿线多是空旷的草原、荒漠，便于骑兵运动，游牧狩猎民族可以发挥机动性强的优势，迅速集结部队，避实就虚，突入边境。像明朝中叶，蒙古铁骑数次兵临北京城下，明末的满洲八旗也几番绕过重镇山海关，穿越长城，横行华北，都没有受到大的阻碍，可见边境枢纽在战争中的影响有限。
而内地战争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东部地区境内山脉、丘陵、河流的纵横分割，大部队的通行要受到陆路、水道的制约，所以战线比较短，控制枢纽地区的一方常常能够利用复杂险要的地势来阻挡强敌入侵。
在交通干线的限制下，敌方很难做远程的战略迂回来出奇制胜。如刘邦在荥阳、成皋、巩洛一线的狭窄地段设置防御，挫败了项羽的进攻，力保关中不失。三国时曹魏与吴、蜀相持，接壤数千里，也是只用重兵守住几处枢纽区域，便立于不败之地，正如魏明帝所称：“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
安史之乱中潼关的失守，南宋末年襄阳的陷落，都引起战局的全面崩溃，体现了内地枢纽区域在战争中发挥出来的突出作用。
其次，我国古代各少数民族强盛持续的时间大多不长，故有“胡无百年之运”的说法。受这种特点影响，在封建社会的各个阶段里，与中原王朝发生尖锐对立的边疆民族并不相同，甚至一个朝代的前期、中期、后期也不一样，如东汉与匈奴和羌人，唐朝与突厥、吐蕃和南诏，明朝与蒙古和女真，爆发民族冲突、战争的地点转移比较频繁。
边境战争的枢纽地区存在的时间较短，如唐后期的维州、明末的山海关等，这样，它们在军事史上的影响就有限了。不像内地的豫西、淮南、荆襄，在千余年，甚至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里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再次，边境战争的规模、兵力通常有限，决战性质的交锋比较少。即便是较大的会战，对于汉族和周边民族来说，也只能算是在第一道防线的对阵，双方作战的回旋余地都还很大。任何一方失败了，都不会立即土崩瓦解、俯首称臣。游牧民族战败后，可以远遁漠北、西域，或撤入东北的深山老林；汉族若是失利，则能够将防线南移，凭借黄河、淮河、长江及坚城峻岭来继续对抗。
真正决定中国封建王朝、统治民族历史命运的决战，都是在内地进行的，即所谓“中原逐鹿”。所以说，内地战争在古代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边境战争；因此，内地的枢纽区域在战争史上发挥的作用总体来说也比边关要塞更为重要。
我国封建社会里，战略价值居于首位的锁钥地点，是被历代兵家称为“天关”“地机”“九州咽喉”“天下要领”的豫西、淮南、襄阳，它们不仅在战时成为双方争夺的热点，得失影响整个战局，就是在和平统一时期，它们也被历代封建中央政府重视，朝廷不仅要在边关和首都设置重兵，同时也在豫西、淮南、襄阳等地筑仓屯粮、储备武器、驻扎军队，以防出现地方割据势力的叛乱，或者能在农民起义爆发后控制该地，避免陷于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