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奥斯卡·韩德林（Oscar Handlin，1915—2011）
20世纪美国历史学家，移民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在哈佛大学担任历史教授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撰写了多部有关移民、种族和族群认同的专著，包括《波士顿移民，1790—1865》（曾获美国历史协会约翰·H.邓宁奖）、《自由冒险：300年美国犹太生活》、《新来的人：急速发展的大都市中的黑人与波多黎各人》等。
一个人会珍惜他所剩无几的东西。当已经失去很多时，剩余之物就不可拿来冒险了。
当赴美农民在整个宇宙中的稳定位置从他脚下溜走时，他惊恐地抓住了熟悉的支持物，攥紧他安全的传统堡垒不放。他后来才知道，当这些东西脱离了背景，就不再能满足他的需求。
即便在旧世界，这些人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倒向了上帝。在新世界，他们肯定也会如此。调整移民思想使之适应美国环境的过程使宗教成为一种最重要的生活方式。当自然世界——农民思想曾经所处的环境——渐渐消失在跨大西洋的地平线上时，新来者发现他们能带来的只剩下那些宗教机构。好吧，巨魔和仙女将留在原地，但教堂和牧师至少会跟来。
《连根拔起：19世纪美国移民史》
[美] 奥斯卡·韩德林 著
王萍 译
东方出版社
2024年11月
与旧生活的其他方面分离地越彻底，在转变中独自幸存下来的宗教的控制力就越强。为了挽救一些古老的生活方式，移民们努力与逆境抗争，将与过去建立联系的全部渴望融入了他们的信仰。
在老家时，农民出于对宇宙危险性和自身无助感的敬畏，投身宗教作为逃离这世上痛苦的避难所。他们对自身生活的见解催生了一系列的概念和实践，用以表达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他们不仅信奉某些神学教义，而且他们的信仰深刻地反映在日常活动中。具体的宗教行为是村庄里一年中的常规事件。它们的到来不需要事先筹划，甚至是一种下意识的举动。它们的规律性是村庄整体秩序的一个方面。这是它们吸引力的一个特点。
农民发现宗教机构的外在方面同样具有吸引力。结构和组织的正式性对他们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他们都是官方教会的教徒，不论是罗马天主教、路德教、英国国教还是东正教。在某些国家，君主信奉相同的信仰，“官方”意味着“教会”与“国家”的紧密结合。意大利、德国、斯堪的纳维亚、英国和俄罗斯都是如此。但这种联系并不是官方教会的基本要素，例如在波兰和爱尔兰，信奉天主教的农民生活在非天主教徒的统治之下。
政府的认可和法律上的特殊待遇只是更深层次意义之外的表象。对农民来说，官方教会意味着他们的宗教在社会中占据了一个固定、清晰的位置，意味着它与村庄同在，意味着它接纳了所有属于它的人和所有未被抛弃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官方教会给了这些人一种令人心安的信念，即他们有所归属，是整体的一部分，是自己人，不是外来者。
官方教会的其他属性也是合适的。关于这些教会，并没有令人费解的不确定性。它们对人的忠诚的要求建立在坚实的权威基础上。在归属过程中涉及的不是个人选择，而是顺从。因此，其他人都这样做了。当时间向前推移，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一直可以回溯到农民能想到的遥远尽头，人们都是如此做的。教会的权利和特权，土地和财产，都是其合法性和长久性的证据。无法想象有人不是教会的成员；这得需要相当庞大的想象力才能想象出被排斥在外意味着什么，被整个社区一致斥责意味着什么，被禁止出现在每一个社交场合又意味着什么。
完全没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争论、权衡和思考。教会的存在没有任何理由；它就在那儿。教徒身在其中不是因为他们理性地接受了它的教义；他们信奉它只是因为他们本就身在其中。对合理命题的解释是多余的；教会被视作一个谜，无须解释。无论是对他们信仰的要求，还是对他们服从权威的要求，农民都觉得深受吸引。他们自己的想法使他们相信，这就是确定性的来源。
当然，乡村宗教是保守的。农民和牧师都抗拒变革。他们珍视教会平静的信念，包括永恒的和普遍的同一性，古往今来的连续性，以及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大公性。那些现在让他们激动不已的宗教习俗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古代。在这里，历代祖先正是以这种方式敬奉上帝。在岁月的流逝中，父亲与儿子参与了共同的圣餐仪式，永恒不变的形式确保了这一点。
农民们确信他们的教堂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是固定的。在这个教区为他们提供服务的牧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相反，他在延伸到整个社会的宏大层次结构中拥有既定的位置。在牧师之上是一连串其他显贵，他们的地位越来越高，越来越显赫，直至高于一切的超群人物：教皇或大牧首，国王或皇帝。当主教的随从昂首阔步地穿行在村里时，当大人物本尊穿着华丽的法衣出现时，当他庄重地头戴法冠，面庞冷漠地俯视着聚集的人群时，那些在他面前无比谦卑的人就会因他自己的威权获得提升。他授予牧师圣职，确保教区宗教仪式的有效性，使村庄与真正信徒的世界融为一体，使农民相信教会内的秩序，相信每个灵魂在其中都有自己的位置。
然而，宗教的庄严高贵并没有使它远离普通教徒。尽管它外表华丽，辖区广阔，权势强大，但仍贴近每个人的生活。上至最尊贵者，下至最卑微者，都被纳入了这个等级体系。
教会广泛地存在于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整个一年里都有它的外在形式和仪式庆典。经过长期的使用，每个节日都被赋予了季节性的内涵，由此，在相同的庆祝活动中，遥远的基督教事件与近处的自然界中的变化的意义被结合在了一起。所有的崇拜行为都嵌入一个环境之中，风景、天气和天堂的景象都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因此，每个节日都有其实质和个性，有自己的整体和完整的特征。一整天里处处可见它的踪迹：从教堂到游行队伍经过的街道，再到周围受祝福的田地，从开始的圣坛仪式到美食盛宴，再到随后的狂欢庆祝。因此，每场庆典都是特定村庄的本地活动，是每个参与者的个人财产，是他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当农民们无比热切地希望在新世界重建他们的宗教信仰时，这些记忆就会在脑海中浮现。
打动移民在美国重建教堂的不仅仅是这些形式元素所具有的吸引力，还有这些形式中所蕴含的实质内容。他们渴望宗教在美国的作用和意义与跨越大西洋之前一模一样。
在老家时，崇拜给崇拜者带来的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性质的快乐。如果农民在这片新的土地上有机会谈论这种满足感——在老家时可很少有这种机会，他会把描述的词语重点放在对宗教仪式的具体印象上——庄严的举止、鼓动人心的礼仪，以及华丽的装饰。但是这种描述仍然不够；因为除了这些东西本身所具有的美，还有一种本质之美，这种美源于它们与他作为人类的自身经历的关系。由于缺乏内省的习惯，农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种满足感。他只能感受到它的缺失。
牧师的仪式动作是多么抚慰人心，他的布道是多么令人振奋——完全不是斗嘴争论，而是手势咒语！这里与其说是在劝人向善，不如说是在提醒人们他是个坏人，实际上是神奇地洁净了他。事实上，所有的崇拜行为都自带魔法属性。这些宗教活动涉及罪与罪的赦免、恶与恶的驱除，农民认为是有意义的。
在他眼前的仪式中，这个人可以看到，他所生活的世界并不完整，它无法自证其身。不！它只是个沉闷的门厅，是基督徒穿过死亡之门奔向永恒生命的必经之处。这条通道漫长而狭窄，又极其黑暗。穿越令他竭尽心力，没有一丝的喜悦。然而，只要有目标，就定然能到达。在仪式的高潮时刻响起的钟声也会在灵魂获得释放时发出鸣响，此时，艰辛的旅程已至终点，他将会因一路的坎坷得到报偿。
慰藉来自对未来生活的承诺和现世生活的意义。在那个预期的未来，奖善惩恶的许诺将建立起世俗之物的完整秩序，解释农民生活中存在的正义的缺失、功劳的失谐，以及对美德的忽视。对于在石膏像下虔诚寡言的会众来说，单调的圣歌是在一遍又一遍地坚定重申，在永恒的未来，今日所有困扰人心的扭曲终将被一一纠正。
信仰令他坚信，虽然外貌使他成为偶然之下的造物，但他也是伟大戏剧中的演员。此剧以创世神迹开场，并将以救赎神迹落幕。他相信，上帝降临人间，受苦受难，为拯救人类而牺牲了自己。这种牺牲在弥撒中反复呈现，是宇宙中存在意义的可见明证。
同样的牺牲令共享奥迹的圣餐领受者面目一新。饼和酒，血和肉，使他们在共同的经历中结合在一起。不仅是村庄里的人，还有其他地方不计其数的人，以及安葬在教堂墓地的先祖，他们曾经共享过，也仍在共享经历。在抚慰心灵的圣餐仪式中，与圣餐本身的满足感混合在一起的是对村庄的忠诚之情、对家人的挚爱之心和对团结一致的理想得以圆满实现的认识。
如果说农民以他们的宗教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那些不是农民的人则以他们的异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持异见的教会既不主张普遍性，也不激发教众的归属感，这无疑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只是个外来者。但是，作为外来者，犹太教、贵格会或者浸礼会的教徒必须珍视作为其被拣选标记的不同之处。这些教派的成员不能把他们的成员资格视为理所当然；他们必须强调持续的皈依和奉献过程，这既可以借助才智来获得，也可以通过情感来实现。出于保护其独特的差异在以农民为中心的社会中不被抹杀的愿望，也出于赋予皈依过程庄严感的需要，这些团体同样形成了一连串的节日、一套烦琐的礼节和固定的仪式模式，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宗教对这些人来说并不像对农民那样与某地紧密相连。事物的外观在异见者的教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像在官方教会中那么重要。异见者的教会和犹太教会的性质决定了它们不太可能具有视觉上的吸引力，宗教仪式也不那么惹人注意。会众可能更重视他们作为个人参与崇拜的证据——如何唱这首赞美诗或者如何做这个祷告，因为这些证据提醒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团体意识；尽管他们是由不领受圣餐的外来者组成的团体，但这种意识对他们来说仍然无比宝贵，无论他们在哪里，都值得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