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的国家公祭日，今天我们纪念遇难的同胞，并记住以下两条重点。
在战争当中，军国主义者除了经济掠夺和奴役，残酷杀戮和广泛的战争性暴力犯罪是常事。
一·“只多不少、不止三十万”
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其背后动机被日军冠以“提振士气”之名。据历史记载，这场大屠杀持续了六个星期之久，然而，这仅仅是指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行为的时间跨度。实际上，零星的暴力行为远远超出了这一时间范围。至于死亡人数，三十万并非预先设定的目标数字，而是战后通过统计得出的近似值。
显而易见，这一数字实际上是被低估的，真正遇难者的人数只多不少!侵略者绝对不是下令说“等我杀够一个数值了就走”，而是任意屠杀的！所谓搜捕士兵只是个借口。
☜ （以前的文章看这里）
笔者也分析过，南京是当时的首都，很多人到这个地方是来逃难的，还有很多人户籍在那个时代比较混乱，另有一些情况，就是本来就生在乱世，经过如此灾难时，后来统计的时候有一户人家少一个人都不算什么稀罕事儿（因为很多被灭门）;还有许多被投入长江或者焚烧、损毁的的尸体并未被纳入统计范畴、历史上的调查也不如现在精确......但是目击者都说下关的水都红了，街上到处都是血污和尸体的味道……所谓“大街小巷尸横遍野，江边流水尽之为赤”这样的地狱景象，一点都不夸张。
像我们熟知的例子，野田毅和向井敏明这样的“人”，根本没有人命令他们杀谁，就自己觉得比赛杀人好玩儿，就一路杀了下去......
2023年，学者孙宅巍整理出了三组极具意义的数据:日军在城乡集体屠杀与零散屠杀的案例，共收集到872起;西方人士记录并报告的日军暴行事件，共有599起;在30万死难者中，首次统计出了77名遇难军警的名单。
今年，他的研究数据再次得到了更新:日军在城乡集体屠杀与零散屠杀的案例新增125起，总数达到997起;西方人士的记录和报告新增173起，总数达到772起;遇难军警的名单新增51人，遇难军警总数达到128名。
这三组全新数据的公布，以全新的视角再次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二·“罪恶的慰安所”
“慰安妇”一词起源于日语，日本的大辞典《广辞苑》里对于“慰安妇”一词的注释是“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如何巧言令色，也掩盖不了是性奴隶的事实。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期间，把许多中国女性强行抓到日军据点，或是当成任务派到村子里，让伪政权寻找年轻女人，送到日军据点周围的慰安所里，日夜遭受日本官兵的暴行。她们是没有自由、没有生命保障、饱受饥饿和寒冷、任凭日本人欺凌的可怜者。比起日本词典《广辞苑》中“慰安妇”一词的解释，她们的遭遇要悲惨得多。所以更多学者将“慰安妇”一词定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
这其中不仅有女童和未成年甚至老妪，也有为八路军和我党工作在一线的青救会和妇救会的成员，日军对她们进行惨无人道的虐待和拷打，根本不是现代战争的军队能做出的事情。
因为这些民族姐妹们遭受的苦难过于残酷（根据笔者的写作风格，本来会借鉴当事人的一手资料，用她们的原话）由于这种描述令人不忍卒读，我们只用“兽行和虐杀”来概括。
其中，有很多日军折磨人的手段是正常人想象不到的。下面以山西省为例，根据张双兵基于过去二十余年对山西省盂县、阳曲县、沁县、武乡县以及因搬迁、婚姻等原因迁居至河北等外地的前山西女性的深入调研与数据分析，我们发现，日军各据点在平时至少驻扎有五至六名女性，高峰期每个据点则可达十余人。例如，盂县进圭据点曾在某一时期容纳了多达十六至十七名女性（据侯冬娥、张二妮等口述）。类似情况亦见于阳曲县南温川据点。根据北京档案二馆所存资料，日军战犯住冈义一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供述，1943年其担任阳曲县南温川据点分队长时，自北温川村、岔口村一次性抓捕了包括刘乃妮在内的十名女性，此事实亦得到受害者刘乃妮的证实。调研显示，当时被日军抓捕的女性，羁押时间从十余天至一两个月不等，特殊情况下甚至长达一两年。若以每个据点每次抓捕五至六名女性，且每二十天轮换一批计算，则单个据点一年内预计有上百名女性被抓捕，若以每县十个据点估算，则全县至少有一千名以上女性受害。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侵华期间至少侵占我国一千余个县域（仅山西省即达八十余县），据此推算，仅一年间中国即有逾百万无辜女性被强制征为慰安妇。这还不包括被日军施暴之后当场杀害的人……
日军侵占东北长达十四年，全面侵华八年，其间被掳走的慰安妇数量应数以百万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数百万女性不幸沦为日本军队的性奴隶，她们并非日军所宣称的“慰安妇”，而是对日军怀有深切的仇恨，对日军的暴行感到极度愤怒与反感。日军对她们实施了非人道的待遇，使她们将日军视为禽兽。战争期间，日军不仅从本国派遣慰安妇，还在朝鲜半岛及中国大肆抓捕女性充当性奴隶，这一历史事实确凿无疑，并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现在的日本政府无法回避其应承担的历史责任，然而，战后数十年间，日本政府不仅未能公开承认其罪行、诚恳道歉，反而一再伤害受害者的感情，为侵略行为辩护，掩盖侵略事实，美化侵略行径！这些遭受日军摧残的女性，在战争期间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身心创伤。若非经过深入细致的历史调查，世人或许只能知晓她们作为慰安妇、性奴隶的身份，而无法了解她们在战争中经历的生死劫难。除了直接被虐杀者，战争结束后，幸存者在身心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部分女性因此丧失了劳动能力，失去了经济来源，只能依靠乡亲们的同情与援助为生；碍于有些传统的认识，她们只能离群索居，脱离家族。
笔者这里再重申一下：在那个很多女性还缠足的时代，老百姓把“贞洁”看得比命还重要，但是受侵害不是受害者的错，记住，可耻的是侵略者！
绝大多数幸存者一身伤病，甚至失去了生育能力，晚年无依无靠，缺乏经济支持，一旦罹患重病，几乎无康复可能，只能等待生命的终结。在战争年代及战后数十年间，大多数受害者相继离世，仅有少数幸存者生存至二十一世纪初。其中几位受害者勇敢地冲破传统思想的重重束缚，不顾亲友的反对与舆论的压力，站出来指控日军的暴行。她们深知，恢复名誉对她们而言至关重要。在调研过程中，尽管受害者因年事已高，对具体时间、地点、人名可能记忆模糊，但对受害的经过却记忆犹新。她们渴望洗刷耻辱、挽回尊严，讨回公道，然而日本政府却连最基本的慰藉都无法给予她们。目前，这些女性基本已含恨离世，未能等到道歉，更未获得赔偿！
春秋的《公羊传》有个典故：“九世之仇犹可报乎？”“十世之仇犹可报也。”【《公羊传·庄公四年》：“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 （评齐襄公灭纪一事，齐国第五代国君齐哀公因纪侯向周天子进言而被烹杀，至齐襄公已经经历九任国君。）】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要记住，军国主义者是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我们在这里强调，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我们不需要任何“反思”，若是再有敌人来犯，我们只需要送他们进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