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洁
来源：《百年锐于千载：清末民初的世局与士议》
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弊政一跃而跻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电告南京临时政府清帝辞位》
1912年2月11日
武昌新军起义后的第一百二十六天，公元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溥仪，接受一班国务大臣和内阁成员的三鞠躬新礼，将退位诏书交给了外务大臣胡惟德，颁布天下。清帝逊位是辛亥革命的终局。
清国祚二百六十七年，却在数月之内堤防溃决。彼时的中国，一面是民军、新党、顺时势者在欢呼共和，“为中国开亿万年进化之新基，为祖宗留二百载不刊之遗爱”，“比诸尧舜，抑又过之”。一面却是孤臣孽子悲恸于“人心尽去”“宗社沦胥”“闻之心如刀刺无过”。辛壬之际的这一场革命对于中国历史而言，真正映照了一种“天崩地坼”。而与这种“天崩地坼”对应的，却是旧制度的持有者宣称“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的深明大义。相比历代鼎革和世界革命史上“涂肝脑、迸血肉”的惨烈，辛亥革命似乎更有理由称之为一场“光荣革命”。需要推究的是，革命以“驱逐鞑虏”揭幕，却以“五族共和”收场。由矛盾、对峙到最后的妥协，这么大跨度的变化究竟是怎样达成的？逊位的朝廷与共和的民国又是怎么相处共存？结局如何？在这一段以“共和”为中心的历史过程里，帝室的抵抗和妥协成为中国现代转型的关节点，从中折射出的人、世、因、果是“革命史”上更为深刻的历史内容。
皇帝退位的条件，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论述，比如传统价值观念式微，排满与共和时论嚣嚣，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 ，袁世凯与朝廷的异志，凡此等等，皆成理据。而在辛亥年底，最终把这些矛盾归拢到一起，促成清室与各方势力大妥协的，则无疑是南北谈判过程中诞生的《清室优待条件》。
早在和谈开始之前，南军讨论的议和纲要中就包括礼遇旧皇室等内容。在南北和谈第二次会议上（1911年12月20日），南方代表伍廷芳首次提出君主逊位“满洲人皆可优待，皇位尤然”，并说“皇室之待遇，旗兵之安置，自有善法。……只请逊位，其余一切优待。”在这次会议上，伍廷芳还向北方代表唐绍仪保证，决不会“尽逐满人”。九天后的第三次和谈会议，伍廷芳进一步提出宜先定条款，以安人之心。会议初步确立了清皇室和满蒙回藏优待条件，共10款。1911年12月31日第五次和谈会议，确定了汪精卫拟定的优待王室条件及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1912年2月9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向清内阁致送有关清帝退位优待条件的修正案。《清室优待条件》由三部分组成：一、《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共八款：一、清帝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待以各外国君主之礼；二、清帝岁用400万两由民国政府拨发；三、清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四、清帝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立卫兵保护；五、光绪陵寝如制妥修，民国政府支付实用经费；六、宫内各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不得再招阉人；七、清帝私产由民国政府特别保护；八、原禁卫军归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二、《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共四款：一、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二、皇族具有与国民同等的权利；三、皇族私产一体保护；四、皇族免服兵役之义务。）三、《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共七款：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私有财产；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四、民国政府为生活过艰的王公代筹生计；五、先筹八旗生计，在未筹定前，其俸饷仍旧支放；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七、听其自由信仰原有宗教。）
有关《优待条件》以往讨论较多的，是它的妥协性、为日后复辟预留隐患，以及袁世凯居心叵测、逼迫孤儿寡母就范。但如果回到辛亥年的具体历史情境，则不可否认优待条件对于“革命之后”的重大意义。武昌起义后，清廷统治虽有分崩离析之势，但各地驻防八旗的兵力，不可小觑。这层原因，南方革命政府当然性命攸关；对袁世凯，实际上也构成掣肘。当时袁世凯身居京城，北洋的军队都派遣在外。近畿禁卫军和原有的旗军虽然巳归冯国璋统领，但绝大部分都是旗人，他很不放心。就兵力对比而言，袁世凯在天津、保定一带的军队，并不多于禁卫军人数。一旦京师禁卫军抵死反抗，他无法自卫。这是袁世凯在南北和谈中力保皇室安全和优待条件的一个重要因素。再就旗军本身论，他们与朝廷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冯国璋向京师禁卫军官兵宣布变更国体问题，首先强调的，也是皇太后、皇上的尊号和满族、蒙族的待遇，以及“禁卫军的一切，一概不动”。旗人代表质问冯国璋的也主要是以下两点：“第一，皇太后、皇上的安全，总统能够担保吗？第二，我们禁卫军将来归陆军部编制，是不是会取消？总统对于这一点是不是可以担负完全责任？” 据禁卫军第二协协统姚宝来的回忆，京畿地区关于清帝逊位的传说愈布愈广，这对旗人，关涉生死存亡。因此，禁卫军全镇官兵，除了步队第四标以外，军心很不稳定。南方政府此时率先提出优待条件，意义不仅及于皇室，对普通八旗兵丁更是一针安慰剂。这也是为什么成都、杭州等地满城和平光复过程中，最多被提到的即为旗营兵、民性命财产及共和以后的生计保证。
优待条件的另一意义在于维持了蒙藏边地安全，中国领土不致分裂。实际上，在退位问题上，反对最烈的不是满洲贵族，而是蒙古王公。御前会议讨论退位条件时，那彦图、贡桑诺布尔等人态度坚决，强烈反对共和、力阻清帝退位。一部分蒙古王公还积极组织蒙旗骑兵入关勤王，“以备实行与中华断绝关系”。1912年2月8日，蒙古各王公致函袁内阁，声称发电各蒙盟旗，联络君主党之势力，“绝不让共和”。分裂的危险极为严峻：“我等世受国恩，自知敬君爱国，不明白共和为何物；若君主有时退位，我等当另立门户，不能寄他人篱下，受其挟制。” 这意味着，革命所瓦解的，将不仅仅是专制与皇权，还包括清代二百余年满蒙一体的领土与边疆秩序。从这一层面看，“五族共和”的提出与满蒙回藏优待条件的议定，意义重大。它使得民国政府将清朝大一统的帝国秩序继承下来，将北方诸省、内外蒙古、察哈尔、乌梁海、哈萨克部落诸藩吸纳进新的共和国家，成为“民国之一部”。
在“革命”的意义上，“妥协”通常意谓退却、不彻底。但在辛、壬之际的中国情境中，妥协却引导了一种平衡——皇亲、贵族、袁世凯，皆成为无负和平、齐赴共和的功臣。用赵凤昌的话说，就是“清帝以让德留思念于民国，国民以优待竭酬报于清廷，两俱仁至义尽”。历史的悲怆隐没于无言的退场，而这种“皆大欢喜”的结局也不能不说是历史戏剧丰沛的意义所在。
《优待条件》为逊位王朝在新生的共和国确立了一种特殊身份——他们既是“共和”的一分子，又成为旧日秩序的某种纽带与象征。这也决定了，进入民国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形式上与“共和国”格格不入的小朝廷可以在紫禁城安然生活并维持它的仪式。当日底定共和的北洋巨擘，彼时又皆成为民国要人，而这群人对皇室尊荣的承诺确实不仅仅是条款和伪饰。袁世凯每逢年节、溥仪生日都会派人入宫道贺。冯国璋“不忘清室”之情则更甚。这要回溯到辛亥年。收复汉阳后，冯国璋被封为二等男爵，他在汉口的第一军司令部里奉到电旨，情绪激动地对秘书刘宗彝等人说：“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现在封了爵啦！这实在是天恩高厚，我一定要给朝廷出力报效。”边说边激动地流出了热泪，等到话说完，竟自感动得大哭起来。所以他曾经三番五次打电报给袁世凯，要求乘胜追击。在接到段祺瑞、陆徵祥等人领衔发出的请求清帝退位通电，冯国璋很生气，甚至认为这些通电都是他人借名捏造的。据恽宝惠记载，民国成立以后，冯国璋北京煤渣胡同的宅子里，总放着他前清的红顶花翎官帽，架在四足帽架上，为了避免沾染尘土，还用一块紫色的“帽袱子”盖在上面，足见珍惜。恽宝惠还说：“自从清帝逊位以来，这几年中，冯是抱有深深的‘故君之思’并且也是有着‘还政于清’的思想的。” 徐世昌、段祺瑞等人对清室的礼遇，亦皆历历在目。后世论及北洋众人，大都以恶意揣度之。但是回到历史的情与理当中，这些人的“不忘故”又不能不说是一种断裂之下的延续。这种延续，不单指个体性的道德愿望，也意味着传统和历史的惯性。几千年君臣之义、名教大防，不会在顷刻间灰飞烟灭。张勋复辟期间，时人记载，凡在前清曾任三品以上之官吏多数千里奔竞，“东西车站每次开来之火车，必载有鸡皮鹤发之名利客，前门西河沿、打磨厂一带之旅馆，无一闲席” ；京城大街上，也在上演着一幕幕“跑祖宗”的活剧。“名利客”的称谓，不尽公正。在民国隐而为遗民者，当然不都是矫揉造作，只不过，这群人的政治理想与道德理想溢出于时、世之外。王国维不就北大教职，却服膺小朝廷的召唤，他和梁济最后投水“殉清”，都极具象征意味。对这些人来说，小朝廷的存在，无疑是他们能够融入民国的一个重要条件。“皇上”仍在，“不死”才可勉力、才可支撑。退而言之，辛亥“鼎革”，忠义的王朝守节者较少亢厉，而更多默然，这与清室被保全并宣称退位“均系朝廷之本意”有莫大关系。
在革命党人那一方，由“驱除鞑虏”而“五族共和”，优待清室蕴含着他们当日为革命争取法统的考量。因此，共和以后，无论作为策略，还是保持不轻易撕毁契约的信义，革命党人都没有足够的理由推翻、中伤避居于紫禁城的清王室。1913年初隆裕太后病逝，不仅北洋政府大肆纪念、赞誉，孙中山也由日本致载沣唁电，并询问清廷一切善后事宜。由此可见，辛亥年的逊位和优待条件是前后连贯的。在民初政坛的方方面面，都没有像后面论述中的，小朝廷乃“自甘沦弃”，而“皇帝”是“极不名誉的名目”。但在事情的另一面，正由于逊清朝廷复杂的象征意涵，它也成为民初多次政争与兵乱的工具，成为武人争夺政治资本的角力场。1917年张勋复辟和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事件，其实都与北洋内部的权力纷争相关。
丁巳复辟发生在黎元洪、段祺瑞“府院之争”白热化的阶段。时，“党见纷歧，派系繁多，同床异梦”。黎元洪原本希望借副总统冯国璋之力，压制段祺瑞，却碰了壁，直接导致黎把乞援目标转向张勋。“也就因为这一转，便引起了复辟的那一幕丑剧。” 复辟失败，“惩办祸首”时有一小故事，颇能说明问题：失败后，张勋匿居荷兰使馆，某日，段祺瑞携财政总长梁启超、外交总长汪大燮等前往谈判引渡事。正在根据国际公法滔滔雄辩之际，张忽推门而入，右手持“自来得”手枪，左腋下夹掖文书一束，全堂为之愕然。张走至案前，置手枪于案上，慨然曰“诸公勿惊！予来非为拼命也！”言毕，徐徐将文书解纽，指谓众人曰：“复辟罪魁，当于此中求之，如必欲引渡张某者，个中原委，当不难使中外咸知之也。”言外之意，他若受审判，则参与其事的北洋诸大佬必将被和盘托出，“民国”颜面何在？交涉于是无结果而罢。几天后，张勋逃出北京。名为“张勋复辟”，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等人均身涉其间，已是不争的事实。事败后，伍廷芳、汪精卫、唐绍仪等人曾通电要求永远取消优待条件，削去帝号。又是徐、冯、段等人出面力持，清室才得以保全。世续（总管内务府大臣）“叩头力争，血流灭鼻”，瑾瑜两太妃痛哭求免，几不欲生，“清帝孑身冲龄，岂能御此强暴？竟遭诬胁，实可哀怜！”所以，冯国璋在通电里说：“玩冲人于股掌，遗清室以至危，是谓不义。” 段祺瑞也在讨伐张勋檄文中说：“冲帝即未与闻，师保尤明大义，所有皇室优待条件，仍当永勒成宪，世世不渝。” 关于丁巳复辟的来龙去脉，史家早有定论。各种势力逐鹿其间，部分遗老旧臣奔走、鼓荡，这是不假；惟，不当认为瑾瑜两位老太妃和年仅十一岁的溥仪一心想要复辟。小朝廷显然是由各种力量牵扯，被动顺应。
不数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实在也谈不上清室有什么“倒行逆施”，却成为武人权力的又一次角逐与演示。陈夔龙指其为“废斥总统，波及皇室”。事情发生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将领冯玉祥突然倒戈，率部回京，于10月23日发动“北京政变”，两天后囚禁“贿选总统”曹锟，联合孙岳、胡景翼等人将所属部队改称国民军，并于11月1日组成摄政内阁。关于北京政变，一般的说法是冯与吴佩孚早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就已积怨，而冯又深受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影响，认为曹、吴祸国殃民，“非回去打倒不可”。驱逐事件发生在政变之后，冯玉祥先向新内阁提议，驱逐溥仪出宫；11月4日黄郛内阁召集临时会议，通过了《修订优待条件》（共五款，一、大清宣统皇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二、以后民国每年补助清室五十万元，另以二百万元收容旗籍贫民；三、溥仪迁出宫禁；四、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五、清室私产归其完全享有，一切公产归民国政府所有），并成立办理清室出宫事宜委员会，由前清两代帝师、故相李鸿藻之子李煜瀛担任委员长；11月5日，鹿钟麟、李煜瀛等人赴紫禁城，驱逐溥仪出宫。关于驱逐事件，冯玉祥在自传中有过交待：“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甚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所在地，竟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皇帝的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且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祸根。” 这与11月8日以国务院名义发出的通电说法一致：五族共和，人民咸归平等，小朝廷的存在实为“畸形之政象”；北京为政治策源之地，又是共和国的中心之区，依然沿用帝号，“靡不引为笑柄”。孙中山也称“戮伪主溥仪，以惩负约”，“此举实大快人心，无任佩慰”。小朝廷的存在是否有碍共和，而“逼宫”、修约又是否有违辛亥年的承诺，为什么在复辟后的第六年才重提“负约”？暂存而不论。仅就事件本身，也不是表面这么简单，中间涉及冯、段、张之间错综的矛盾。段祺瑞和张作霖都借此次出宫事件给国民军制造“横暴”的舆论压力，欲取冯而代之。段祺瑞质问冯玉祥：“要知清室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驻万寿山之条件，然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之可也。” 段氏以战后政治善后问题发表全国通电，号召“痛泄谠见，共挽时艰”，一时又由在野一跃而成为政界要人，各地督军、省长纷纷通电主张拥段出山。在驱逐事件上，冯、段各有依据，他们都是当日缔造共和的时势中人，却在数十年之后对“共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分歧；只有逊帝溥仪，他从“勷助”共和变成了共和“祸根”，由始至终都为时势裹挟，又为时势指谪。牵扯在逊帝问题中的各色人等、各种情理，实际上映射的正是民国初年政争频仍、主义纷繁的一段历史。
“清帝逊位纪”至此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束，却还有余韵：冯氏“逼宫”，意在毁弃神圣皇权的象征、破除复辟可能。然而，被驱逐的逊帝却径直落入日本人之手，演出了后来流亡、复辟、分裂中国的一连串痛史。这是后来的故事，亦是历史的讥诮。
本文原刊于《上海书评》2012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