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场不容小觑的闹剧
沿用马克思的说法，如果说12月12日全斗焕的政变是大韩民族的一个悲剧；那么在12月3日晚发生的这一次尹伊悦的「政变」，那就只算得上是一次闹剧了。相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人们对这一场政变的回忆将仅限于：仓促准备、仓促收场、冲冠一怒为红颜等等这样的笑话。
而对另外一些自由派来说，这又成了他们一年一度的宗教祈祷时刻：自由民主最终胜利了。军事政变无法击败它、韩国的政治极化与分裂无法击败它、腐败的「检察官体制」无法击败它、荷枪实弹的士兵与空降部队无法击败它。甚至就连目前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贫富差距、乃至于断子绝孙的生育率也无法击败它。至于被问到为什么「民主如此强大」时，这些人可能会援引「政治文化」、「社会共识」、「健全的公民社会」这样一些同义反复的政治学概念，仿佛只用对于民主之信仰的咒语，就可以击退韩国部队的千军万马一般。
对一个严肃的政治观察者来说，看到这一切是不够的。他应该注意到以下三个事实。
首先。不必惊叹「政变没有成功」，我们应该惊叹的是「政变居然发生了」。毕竟，这一场政变发生在这样一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中的标兵、拥有将近四十年民主政治历史、公民精神传统极其丰厚、甚至身为发达国家的韩国。而这样的野心——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居然会有这样的起心动念、甚至去在此之前有意撤换了戒严办公室的将军来位置坐上一些力所能及的准备——之能够存在，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存在。
而要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其实是这场政变发生背后的事实——即韩国那僵局中的议会政治。大多数的政治观察家指出，尹总统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行动，是反对党共同民主党压力之下的所谓「被逼无奈」。当尹所代表的右翼党派国民力量党支持率已经下跌到20%以下；反对党共同民主党在控制国会、否决了尹氏政府所提出的财政计划后，总统面临弹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考虑到国民力量党支持率的跳水，这场弹劾极有可能会成功。一旦这一切发生。这将会终结尹总统的政治生命。
但反过来讲，反对党代表李在明也是「被逼无奈」。尹总统上台之后，随派系而变、高度政治化的大检察官对于李在明提出了数项指控。一旦败诉，李在明即有可能直接意味着牢狱之灾。而李在明弹劾总统的行动，可以说也是为了提前大选组建新政府，来避免自己的指控。
可以说，这场政变背后的是一场赌命的拳击比赛。
而这种「不成功、则成仁」的比赛，与其说是李在明与尹锡悦的独特经历，不如说是当前韩国政坛背后的结构问题。首先是「单任期总统制」与「检察官体制」造成的制度性极化。单任期体制一方面破坏了政治的连续性。而「检察官」这样由总统任命、隶属于行政机关又拥有着极高权力的司法官员一向就是高度政治化的，且其往往是权力精英网络中的一环。这意味着：一旦总统职位的党属变换，政治清算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故事发生在文在寅总统上台之后，几乎也预示着尹锡悦的命运。
而其次则是选民立场的问题。Pew研究中心的统计结果表明，韩国选民的「政治极化程度」仅次于美国，且远远高于英国、法国等等欧洲国家：
国際的な比較でも、韓国の政治的分極化は米国と並んで深刻なものとなっている。先進17カ国・地域を対象にした2021年の米ピュー・リサーチセンターの世論調査では、「異なる政党を支持する人々の間に強い対立がある」と回答した人が米国と韓国で90%に達した。これに続くのはフランス65%、イタリア64%で、米韓は飛び抜けて高い。日本は39%なので、分極化に対する人々の認識はそれほど深刻なものになっていないと言えるだろう？。（「政治的分極化進む韓国社会」 澤田克己（毎日新聞論説委員））
而且这样的极化几乎是在逐年增加的。比如用「不同党派支持者对于现任总统的支持率」，从金泳三时期到有统计表明的文在寅时期，「在野党支持者对于总统的支持率」与「执政党对于总统支持率」之间的落差不断拉大。譬如文在寅总统在位时，「执政党支持者对于总统的支持率」高达89%; 而「在野党支持者对于总统的支持率」只有4%:
与党支持者と野党支持者それぞれの大統領支持率を比較し、任期中に最もギャップが大きかった週について何ポイントの差がついていたかを調べた。結果は、7金泳三政権39ポイント、7金大中政権48ポイント、7盧武鉉政権62ポイント、李明博政権64ポイント、7木恵政権75ポイント、マ文在寅政権85ポイントだった。文政権で最もギャップが大きかったの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第1波に見舞われていた最中の2020年3月6日に発表された調査で、与党支持者の大統領支持率が89%に達した半面、保守派である最大野党支持者の大統領支持率は4%にすぎなかった？。（「政治的分極化進む韓国社会」 澤田克己（毎日新聞論説委員））
而在这样的僵局、对立与极化之下，「反对党掀桌子式的政治行动」、「执政党的铤而走险」这一系列民主国家的病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而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后，我们就需要思考第三个问题了：韩国的民主是否有它看上去那样的坚固？或者一个更根本更深层的问题是：保证民主的力量究竟是什么？
二．民主、权力精英与多头政治
要想回答这第三个问题，意味着我们要去探讨「民主」——或者在这种语境下更为明确的说——「自由民主政体」的静力学。
当今大多数欧美自由主义政治学者对于「民主」的定义即使是对「现存民主制度」的描述，其大多数的定义与理论不适用于雅典的直接民主、恐怕也不适用于其他可能出现的民主形式。而「自由民主政治」包括三个关键词：「选举制度」、「代议政治」以及「政党制度」。①「选举制度」在这里意味着大多数的普通公民对于政治的参与只包括选举。②「代议制度」意味着民主是通过人民选举的民选代表进行的。而③政党政治意味着民众与民选代表之间的结合多由一个「大众化政党」来作为中介。
这三个关键词所描述的民主，其实是一种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寡头政治」的民主。「寡头」，也就是参议员、总统、党派领袖以及围绕前三者的游说机关与压力集团有着很高的权力；与之相比，一般民众对于政治的影响力是不高的。而对于当前自由民主的定义起到关键作用的学者熊彼特就曾经说，所谓（现有的）民主政治，无非是「让全体民众每四年选举一次领袖、随后服从领袖」的政治：
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公民政治参与的唯一手段，是讨论和必要的投票。在他看来，当领袖人物能够不受“幕后操纵”地确定公共政策的议程时，民主才最有可能是有效的。（赫尔德 《民主的模式》）
而面对这些民主游戏——散落在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之中的演讲场景，议会辩论以及国情咨文——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提出了一个精辟的模型：「多头政治」（polyarchy)。达尔注意到了——其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在回应莱特·米尔斯对于美国政治的「权力精英」理论——「自由民主制度」不可避免的意味着存在一系列的权力精英、而民众的唯一的可能就是在这些精英中进行选择；但这些精英之间的竞争性确保了民主性的存在。
简单来说，就算大选无非是「寡头选美」，那么只要民众有能力把一个腐败的寡头选下去；新上台的寡头就始终还会讨好民众。而这也就是现代自由民主政治的「民主性」之所在。
而与之相对，莱特·米尔斯的观点则是：寡头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分裂，二战之后的美国社会虽然表面上有精彩纷呈的民主生活；但背后的高层精英包括军方政界及商界的「四百人集团」已经板结成了一个一体化的权力精英网络；而「权力精英」可以置民众的意志于不顾。
那么达尔和莱特·米尔斯谁是对的呢？对此，英国的社会学家吉登斯给出了一个折衷的回答：「多头政治」与「权力精英」其实是可以共存在同样一个框架之中的，即「现代的精英政治」。而这两种观点无非是描述的精英政治的两种可能罢了——破碎而充满竞争的精英政治有着更强的民主性；而团结而统一的精英政治则完全没有任何民主性可言。对此，吉登斯算是给这场绵延三十年的「权力精英争论」，交出了一份不算太圆满的答卷。
三．寡头联合之时
那么这么长一段学术史的梳理之后，让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民主政治是由什么保障的？我们会发现只有「分裂而不解体的权力精英」才能够捍卫民主政治。即使一个国家有着健全的民主架构、司法独立的政治与民主文化，如果所有的权力精英决定合谋推翻民主，民主制度依然会死亡。最为典型的两个例子分别是「魏玛时期的德国」与所谓的「伊比利亚专制政体」。这两种情况代表了精英劫持民主的两种可能。
德国的例子恐怕我们不必详述。二十年代末的德国跟当今的韩国一样面对着高度极化的政治：社会民主党与右翼政党之间的对抗反复让议会陷入僵局，国会之外的民众之间则政治意识高度对立。这样的僵局以及经济危机让德国的权力精英—— 容克地主、工业界的大资本以及金融界——一致认为当前的民主政治要么永远让社会陷入僵局、要么会给社会民主党甚至德国共产党的夺权提供方便之门，而这两种情况都会阻碍剩余价值的实现。
于是，他们选择背地里资助希特勒的纳粹党，并且不断怂恿当时的德国总统兴登堡协助希特勒夺权——最终，兴登堡选择任命了希特勒作为总理。鉴于希特勒之前的三位总理都是在议会僵局之中总统任命的结果，那么希特勒在只有三十多支持率的情况下最终获得了首相的地位，就算不上什么光彩的民主之胜利了。当然，这更算不上什么德国人民的愚蠢。与其说是德国工人的愚蠢——只有28%的工人在三十年代的几次选举中支持了纳粹——不如说是德国权力精英的愚蠢——毕竟希特勒可不是能充当他们傀儡的「等闲之辈」。
而若希特勒没有出现呢？那么民主制就会陷入第二种困境：所谓的「伊比利亚寡头制」。这种政治格局意味着「毫无竞争的政治轮替」。一些学者发现这种情况普遍地出现在大众民主政治失灵的拉丁美洲，不过同样也出现在19世纪下旬的西班牙。譬如1950年代的哥伦比亚就在长期的内战之后进入了所谓「国民广场协定」的时代——同样代表寡头利益的自由党与保守党签订协定，进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轮替」。这与其说是什么两党之间的有效竞争，不如说是一种稳定的寡头共治。而这样的政治局面早在西班牙就曾经出现过，同样是寡头共治、甚至同样是自由党与保守党这样的名字：
因此，他精心设计了一个制度，表面上是英国的翻版，在这个制度下，卡诺瓦斯领导的保守党和萨加斯塔领导的自由党可以轮流执政。要想在不受选民干预的情况下运作，那选举造假就是一个必要的手段。这个制度后来被称为政权和平轮替，也就是说两个君主主义或保王政党轮流坐庄执掌政府。因此，自由派改革家古梅辛多·阿斯卡拉特说，这种轮替根本不是复制英国制度，而是“一种荒谬的拙劣模仿，全都是闹剧和谎言”…… 选民无力改变这一制度，因为“腐败就像一只章鱼，整个国家都被它的腕足牢牢锁住。事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选举他们的代表时根本没有发言权。投票名义上是自由的，实际上并不是”。 （《百年腐朽：一部西班牙政治史》普雷斯顿）
而这一切的探讨并不是意味着一个简单化的结论：只要精英之间存在竞争，就一定会有民主制度。「精英政治」同样可以陷入分裂、甚至内战的状况。此外，民主制度自然需要现代的政治文化、需要稳定的经济、社会团结等一系列的要素。但我们却不得不说：「精英的竞争」是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
四．精英政治的终结？
而这些惨痛的案例只是在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事实：过于迷信「历史传统」、「公民社会」或者「政治文化」这样的概念其实往往会误入歧途。这三个概念几乎都等同于「民主的统一反复」——一个国家有民主文化，就确保着它存在稳健的民主；而一个国家有稳健的民主，又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民主文化深厚。我们当然可以通过定量研究测算一个国家民众的一般观念，随后发现在这些发达的民主政体制中「政治文化得分一般较高」之类的事实。但更为可能的事实是：政治文化、公民社会等等，无非是民主制度健全的现象。
简而言之，不论一个国家的公民社会如何健全、政治文化的民主性如何深厚，这些精神上的因素本身是无法捍卫民主的。
或者用一种更全面的视角来说，这些文化的要素更像是游戏规则。譬如说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认为民主是必要的，这也往往就意味着「精英的权力竞技」是由「大众来打分」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变相当于「自认为游戏愚蠢而殴打裁判」。每一个政变者都相信：大多数的运动员——即权力精英——可以同他一起痛打裁判、重新制定游戏规则。但如果只有少数几个运动员这样做了，而大多数的运动员依然相信民主制度这样的游戏规则，最终的结果无非就是少数几个人被「终身禁赛」——在政治这样残酷的游戏之中，这往往意味着牢狱之灾，甚至死亡。
而且也就是韩国尹锡政变背后的故事——他自以为能够在精英之中团结足够的一群人来压制其他的精英，最终创造一个同质化的权力精英集团。但恐怕整个韩国所有的政治精英之中，只有总统以及其亲信的几位将军加入这场殴打裁判的密谋之中。
而国会中国会议员与士兵对峙的时候，韩国军方要么正在犹豫，要么站出来反对。这些军方的高层——有论文指出其实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的——不认为这一场政变能够胜利。而在此时去协助总统，无异于终结自己的政治生涯。一言以蔽之，军方作为「权力精英」中的一环依然认为在「民主游戏」之中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
面对军方的不杀之恩，韩国的民众还是会长叹一口气。但我却总觉得还是有些憋屈。高度竞争的自由民主政治总归是一种「精英政治」，这意味着民众所有的民主权利总归是精英的恩赐。而正是这种精英斗争的属性、让民主显得始终脆弱无比——它随时都有向寡头政治甚至是总体主义跌落的风险。这才是自由民主制度真正的局限性：并不在于民主的党争、不在于政策的不稳定性，也不在于选举庸人上台。
正相反，「自由民主制度」的问题在于不够民主。自由民主政治的问题不在于「它不过是精英政治，因此我们应当抛开虚伪、拥抱真正的精英政治」；而在于「自由民主制度是一种精英政治」。
真正能够让民主走向健全的是「消灭精英」。当前西方民主社会的种种乱象，源自于新自由主义以来的贫富分化加剧、「权力精英」的再次集中与全面兴起。而民主制度的重生只有在精英终结之后才会真正到来——而这不止意味着「政治革命」，更意味着「社会革命」。
作者简介：公民伯里克利、一个持进步立场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平日关注民主理论、社会运动与经济学等议题，知乎同名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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