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1938年摄于昆明）
杨苡。先后就读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翻译家，主要译著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等。著有儿童诗《自己的事自己做》等。丈夫赵瑞蕻也是一名翻译家。摘编自《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转载自“书山觅宝”。
第三章，从联大到中大（上）
1.没什么比唱歌更让人兴奋的了，一路上不断在唱。从天津到上海的船上我和李抱忱、杨纮武他们就唱，很开心，现在更兴奋，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船上唱的是一般的歌，这时唱的都是抗日歌曲，可以放开来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好多人都是从敌占区来的，像我在天津，哪能放开了嗓子唱抗日歌曲？尽情地唱，真有一种自由解放的感觉。……开远是进入国境的第一站，从窗洞里一看到我们的国旗，看到云南兵，像是“回到祖国的怀抱”了。大家一阵欢呼，互相拥抱，又喊又叫，又唱又跳，好多人激动得眼泪都流下来了。
2.在昆明，一切都挺新鲜的，包括它一时晴一时雨的天气。虽然昆明不够现代化，和天津比，街道、房子都很老旧，没有高楼大厦，但我迷恋上了昆明的云、树、山、水，还有那几座庙宇，西山上的“龙门”，城里金碧路上竖着的“金马”和“碧鸡”两个大牌坊……我们这些在租界长大的孩子觉得一切都美极了。当然还有翠湖和滇池，翠湖就像莫奈风格的油画，滇池那一大片平滑得像缎子一样的涟漪也是可以入画的，直到老年了我还会梦见。
3.我搬到青云街的时候，那个大院里已住满了从外地流亡到昆明的人，其中有些大名鼎鼎，过去是只闻其名的。我和郑颖孙先生住的是第一进，第二进楼上住着杨振声先生一家和沈从文先生，第三进住着民国初年为父报仇刺杀孙传芳的施剑翘和她弟弟，施剑翘因为行刺坐过牢，那时被放出来了，报上说她都称为“女侠”。
4.我屋里只有一张床，一条长凳，一张小破桌。雨大的时候，雨水从瓦檐上泄下来，整个是透明的门帘。我在“水帘洞”里，并不担心“水漫金山”了如何是好（屋里是最“原始”的泥巴地），只觉一切都新鲜有趣，甚至巴不得淹上一次才来劲——北方哪见过这么大的雨？而且天天下个不停。一片雨声当中，我唱起在中西学的歌：“雨！下雨啦！听那淅沥的雨点敲打着门窗！”一边唱，一边还在小木床上又是扭又是跳。
南湖诗社（高原社前身）部分师生合影。右四为赵瑞蕻
5.在青云街是头次见到沈先生，真是容易害羞的样子。他笑眯眯的，一口湖南话很绵软，说话声音很轻，不害羞也是有点害羞的样子。问了我些话，大概知道我的情况后称赞、勉励了我一通：刚满十九岁的女孩子有勇气离开富有舒适的家，心甘情愿吃苦，好啊！生活是本大书，现在生活跟过去不同了，不习惯吧？想家吗？莫想！莫想！这是抗战的年月，到底是跟日本鬼子打仗了，以后上了大学要好好读书，年轻人不拼命学习终不成！……
6.轰炸停止后我们跑出去看，翠湖周围炸得一塌糊涂。到处是倒塌的房屋，玻璃的碎片，街上许多联大的师生，满身的灰土。在人流里我看到了闻一多，乱乱的头发上全是灰土。在中西时，高玉爽老师领我们读新诗，闻一多的《死水》我会背，没想到第一次见到闻先生，是这样的情形。
7.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名人。讲“西洋通史”的是皮名举，讲“社会学”的是陈序经。印象最深的是“大一国文”，许多老师合教的，每人讲一两周，给我们上这课的有陈梦家、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没有教材，他们各人讲各人的。我们许多女生期待的是闻一多、陈梦家，他们是有名的新文学家……好像只有朱自清是讲新文学，讲白话散文，但他课讲得不好，拘谨得很，我也不爱听。有人以为沈从文也教“大一国文”，那是弄错了，“大一国文”都是教授才有资格上的，沈先生是名作家，但在联大排不上号，只是一位讲师。
8.吴宓给我们上过“欧洲文学史”，这是联大外文系二年级的必修课，高年级没修过的人也可选修。到现在我还能想起他上课时的样子：左手抱几本洋装书，右手是手杖，嘀嘀笃笃走进教室。上课喜欢做手势，讲但丁的《神曲》，比画着天堂与地狱，一会儿拊掌仰首向天，一会儿低着头蹲下，让我们笑了又笑。
9.有月亮的晚上，我们喜欢从宿舍里搬两把椅子到农校空旷的大操场上，坐那儿傻看月亮和各种形状白色的云飘过去。月亮下面什么都显得美，要是我们在月亮旁边发现了星星更是感到欣喜，提醒对方快看。星星伴着月亮对我们有特殊的含义，月亮代表着爱的人，星星是我们的自况，我们都希望自己是颗星，依傍心中的月亮，虽然月亮朦朦胧胧，在虚无缥缈之间。看着想着，忽然间眼眶就开始湿漉漉的，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揪心的感觉。
10.改善伙食，我们也会买教授太太们做的食物。很有些太太做出吃食来卖，补贴家用。有的把租的房子拿出一间来，有的就在门口生炉子，架上笼屉，蒸包子，起初吃的人是拿着就走，后来弄几条凳子坐那儿吃。我印象深的是菜饭，上面铺几片火腿，就是火腿菜饭，真是香。
穆旦，20世纪40年代初摄于昆明
11.在高原社第一次见到穆旦，他穿着破旧的校服，一介绍之后，过去听到的那些一下子都冒出来，对上号了—原来这就是那个被抛弃的诗人！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先入为主的印象，我觉得穆旦的表情是有点忧郁的，后来一直就是那感觉。现在流传的好些穆旦照片，看上去都很阳光，其实和他平常的状态很有差距的。
12.我一眼就看到陈蕴珍，还有闻一多，他们都走在队伍前面，陈蕴珍挺着胸，和旁边的人挽着胳膊，喊着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激动又兴奋。那时昆明没多少路灯，他们又是从城郊过来，还打着火把，火光里游行的人，还有陈蕴珍的表情，真像电影里的画面。街道窄，离得很近，在二楼看得清清楚楚。我兴奋地大叫她的名字，她就在下面跟我招手。也不光是我兴奋，沿街的人都鼓掌，给他们加油，二楼还有人扔钞票下去，捐钱，我也拿钞票往下扔。大家都恨日本鬼子，齐心抗日的场面，没有不开心、不激动的。
第四章从联大到中大（下）
1.我代课的时候，冰心出现过好几次，她儿子是在南开念书的，担心学校的伙食不好，就在我母亲那儿搭伙，来接他回家时会在母亲屋里坐坐，说说话。因为看我带着小苡，她会告诉我该怎么育儿，很亲切的神态。
2.中大和联大，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生活一样的艰苦……我们的生活用水在今天不可想象。每个大宿舍外面都另外盖了一大间空屋，里面有几只马桶，还有两个极大的水缸。用水是校工从下面嘉陵江边挑上来的，水是浑的，那时大家也没有什么怕污染的环保意识，但我们必须用从小店里买来的明矾块每天早晚在洗脸水里转圈“打矾”，让泥沙沉淀，隔个时辰再把上面清水倒在另一只空脸盆里，这才能漱口洗脸，然后把那些泥沙往宿舍门外一泼，这是每天生活里必不可少的头等大事。
3.我喜欢的是陈嘉的课。他讲课很生动，音色好，喜欢朗读，声情并茂的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讲课时往往自己就先陶醉了……我还记得有天早上有课，陈先生又来迟了，马大任调皮，说陈先生肯定是赶不过来了，散了吧。我们正要走，看见陈先生急急忙忙来了。大冬天，挺冷的，他鼻子冻得红红的，一件薄呢长大衣，大概是乘汽车时让人踩到下摆，撕坏了，挂下一块，狼狈极了。曹惇、马大任大声嚷：“You are late, Carl!”。他连声说：“Sorry! Sorry!!”。
4.那也是我和穆旦为数不多单独在一起说话。就坐在嘉陵江边上的小茶馆里，对面就是盘溪，我们看着对面的景，聊了很久。聊诗，我把我写的诗给他看的，请他提意见，他指出了一些毛病，但看我悲观兮兮的，还是鼓励的吧。那天是穆旦的生日，也聊个人生活上的问题，都有很多苦闷，就互相说。说到最后，发现两人之间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那个时候，什么都说不准的，分手了，何时再能见面，谁也说不准，也许就再也见不着了。
杨苡与联大同学。从左至右依次为金丽珠、余泽爱、杨苡、赵瑞蕻、黎锦扬
5.我从食堂出来，左手拿着我的搪瓷饭碗，右手拿着竹筷，优哉游哉地走过来，忽然看到蒋介石从食堂的另一个门出来了，这次没穿黑披风，只穿中山装。学校各方领导鞍前马后地跟着，估计是不得已陪着他来品尝我们的饮食。后来就看见他钻进食堂附近那个用破砖、竹笆糊起来的小破屋—男厕所。有几个男生在厕所外等着看热闹，嘻嘻哈哈地笑着，大声说：“‘委员长’吃我们的伙食拉肚子啦！”
6.在联大时还是刚刚过苦日子，大家还顾及形象，我上中大时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也不知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人已经疲了，食不果腹的，没劲讲斯文了，食堂开饭时男生都跟抢似的。小马（马大任）挤眉弄眼跟我吹嘘他的招数：人家排着队哩，他在后面隔老远把饭碗朝装饭的桶扔过去，倒扣在饭上，而后他就嚷嚷，让一让，那是我的饭碗，分开众人到饭桶跟前，满满地挖上一碗，大模大样走了。
7.我在中渡口的茶馆里写诗写长信，有时就会往竹躺椅上一躺做白日梦，恍惚李尧林一掀帘子就走来，温和地问我，我来了，你在写什么？中大有个礼堂，会有音乐会，一有机会我就去听，每到听得如痴如醉的时候，我会觉得大李先生一声不响就坐在旁边（他是特别讲礼貌的人，演出时是绝对不出声的），等到散场时，急着想和他讨论刚才那个男高音声音像他喜欢的吉利，还是我喜欢的卡鲁索，猛醒似的发现他已不见了。
8.有各种老鼠咬人的传说，最奇的是说老鼠特别喜欢咬小孩的鼻头。赵苡鼻子像她爸爸，比较尖挺，我就特别担心，好像鼻子尖老鼠就特别容易下口似的，有时半夜醒来，一睁眼看一只老鼠正目不转睛看着你，我会下意识地看看小苡的鼻子在不在。其实真要是咬起来，哪管你圆鼻头还是尖鼻头。
9.胡小石、唐圭璋、华粹深、吴伯匋、陶光、陶强等人，星期天常来我姐家唱昆曲，到时候就带着胡琴、箫来了。我母亲帮着我姐张罗，和这些人都熟，还有她的好恶，比如她喜欢胡小石、唐圭璋，觉得他们是真正的读书人，对吴伯匋就有点不以为然，说他一天到晚打麻将……胡小石先生喜欢赵蘅，每次来都要抱她，让她坐自己膝盖上。有次问叫什么名字，母亲就抱怨我哥起的名怎么难念，胡小石说，我给她起个名，就叫“蘅”吧。在古书上，蘅是一种香草。上小学时，“赵蘅”就成正式的名字了。
10.八月十五日那天，是白天，听到外面叫：“号外！号外！！—日本鬼子投降了！日本鬼子投降了！！”到了那时候，我们都知道日本肯定会完蛋，抗战会胜利的，但是谁也没想到那一天突然就来了！太兴奋、太激动了，好像所有的人都跑到外面来，到处是欢呼声、鞭炮声，宿舍里的人赶紧凑钱去买鞭炮，所有的人都加入欢庆中来。美国航空队也出动了，在空中飞出V形，不光是队形，还飞出V形的线路。众人仰头看天上，外文系的刘崇德教授担心有人不解，得意地说：“V就是victory！就是‘胜利’呀！”
11.船是下午到的南京，一看见下关码头，船上的人就激动起来。船上有许多是南京本地人，南京是他们的家，九年了，有家不能回，这时见了家乡，大哭起来，好多人一起哭，泪流满面。我想起三八年从越南那边入关的情形，当时大家见着国旗，兴奋得又哭又跳。那时我十九岁，现在人到中年，有了两个孩子，没有那样的兴奋了。不是南京人，我对这里是陌生的，只是想，船上的日子结束了，流亡的日子总算结束了，生活该安定下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