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某乎发现了个挺有意思的话题：为什么孔子只会满口仁义道德，不像管仲商鞅，提出富国强兵之策？
在历史的长河中，孔子的形象总是与仁义道德紧密相连，而当我们提起管仲和商鞅，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他们富国强兵的策略。那么，为什么孔子似乎只关注道德教化，而不像管仲和商鞅那样提出具体的国家治理和军事强化的策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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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儒学的内涵和应用也在不断演变和丰富。不同的学者和思想家对儒学有着不同的解读和发展，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其只是为了维护上层统治阶级的利益。儒学强调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的和谐秩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它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对于塑造社会文明和个人品德具有积极的意义。
用现代思想评价两千五百年前的思想，这样真的客观？两千五百年前，这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还没有，不是猴子就是部落，而中国也没统一，这时候哪个地方不是“奴隶主”？还真指望他们觉醒马克思思想？别说两千年前，就是现代欧美也并不比孔子高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你甚至可以算上全世界的，除了新中国，所有的文臣武将的服务对象都是皇室和权贵，孔子要真在两千多年前就能提出为人民服务，那他就不止是圣人了，而是全世界唯一真神，脱离时代和历史环境的评价都是妄言，孔子一个有教无类就已经比现在很多人思想都高贵了。
我总觉得孔子的推崇的是古代的禅让，表达的是：“有能力的居高位、没能力的自己下去，不要去卷，这样才和谐。”但是后面朱熹改完之后，几乎背反了，君君臣臣钉死的话，那还禅让个什么啊？
就教员拿孔子和耶稣对比的原话来说，教员也认为：坏的主要是“儒教”而不是“儒家”，主要反对的也是“孔教”。如果全面打倒儒家的话，东南亚及日朝韩这样的也很难再说历史受我们教化和影响了。孔子没办法建立一套新的体系，那不如就用原来的周礼，大家都遵从周礼社会秩序不就稳定了？但实际上不可能，一是孔子个人影响力不足，二是鲁国太弱，天下又太大，武力不足，无法保证周礼在各地的施行。
在那个久远的年代，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社会发展缓慢，技术手段也十分有限。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每个人辛苦劳作一整天，所收获的成果也仅仅能够勉强维持基本的生存，几乎没有多余的粮食可供储备。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国家根本不可能鼓励经商活动。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薄弱，物资匮乏，无法支撑起商业的繁荣发展，更不可能像如今这般，将经商视为一种重要的上升渠道和财富积累的途径。在商鞅变法之前，主要的社会活动就集中在两件大事上，一是打仗，二是种地。在打仗这件事上，老百姓被要求冲锋陷阵、出力卖命，但所有的功劳却都归属于贵族。而且贵族的地位是世袭的，这意味着无论平民百姓在战场上表现得多么英勇无畏，付出了多大的牺牲，最终的荣耀和利益都与他们无缘。
孔子本人绝非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般仅仅是一介文弱书生。孔子所教授的“六艺”，涵盖礼、乐、射、御、书、数，这足以表明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大家。孔子的一生并非只专注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他也曾投身仕途为官，而且在某些时期，他所担任的官位还相当之高。例如，他曾官至鲁国的大司寇，在任期间政绩斐然，深得民心。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和举措，使得鲁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和提升，这也引起了邻国齐国的警觉和担忧。齐国为了遏制鲁国的发展，使用了阴险的反间计，最终成功地将孔子从鲁国排挤走。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洗礼而屹立不倒，这充分说明它必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那些长治久安的朝代往往都是儒家和法家思想并存。所谓“儒表法里”，即表面上倡导儒家的仁政和道德规范，而在实际治理中运用法家的严格律法和制度。一旦在统治理念上出现严重的偏颇，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动荡和不安。秦朝初年过度偏重法家思想，实行严刑峻法，忽略了儒家的仁政和道德教化，这是秦朝二世而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为什么孔子似乎只关注道德教化，
而不提出富国强兵的策略？这是因为孔子认为，
道德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础，而“仁”和“礼”
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孔子的思想超越了短期的功利主义，
他关注的是社会的长期和谐与稳定。
在孔子看来，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
不仅仅在于其物质财富和军事力量，
更在于其人民的道德素质和内心的平和。
这种深刻的人文关怀，至今仍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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