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演习的决策过程
1981年9月14日至19日，华北张家口举行的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20世纪8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国际联合反霸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发展，但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日益加剧，苏联继续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并大规模入侵阿富汗，严重威胁中国安全。 鉴于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在1980年就强调指出：“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是80年代我们要做的第一件大事。”
为了贯彻落实邓小平的指示，中央军委专门成立了战略委员会，由军委总参谋部协助战略委员会来筹划新的战略方针。在此之前，我军既定的战略方针概括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打人民战争，打歼灭战。”核心是“诱敌深入”，防御重点在华北、东北和西北，当时考虑是：敌强我弱，只有大胆地、主动地、彻底地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打，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按照“诱敌深入”的军事战略方针，当时中国曾动员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了防御工程的建设，形成了“全民皆兵”的空前热潮。
早在1970年初，周总理就给粟裕安排一项特殊的任务，周恩来对粟裕说：“我知道你关心国防，给你创造一个条件，去西北、华北边疆走走，一方面学习地方工作，一方面了解边防情况。”粟裕被调离总参谋部后，听到周恩来交代这么艰巨的任务，喜出望外，立即抱病出发。乘吉普车到西北、华北5个省进行考察，持续50天，行程7000公里，考察单位包括驻军部队、边防哨所、国防工事、国防工厂、农村大队等等。在这次考察中，粟裕亲眼看到“特殊的10年”思潮和唯心论等对军事和国防建设的严重破坏，回到北京后，马上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粟裕倒希望周恩来反驳自己，然而他的表态一字一顿：“我同意你的观点。” 粟裕说道：“作为一个老兵，对国家安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看到问题不说，就是犯罪。”
1979年1月11日，粟裕走上军事学院的讲坛，从这个讲坛发出的声音，中央军委听到了，全军都听到了，在这天，粟裕作了重要报告：我们同苏美军队比较起来，至少有十五年的差距。尽管我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由诸军兵种组成的合成军队，但大量的还是步兵，主要装备还是常规武器中的轻武器。我军的特种武器（导弹、核武器）还处于研制和初步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看到并且勇于承认这一点。必须从过去的以打步兵为主，要转变为以打坦克为主，在正面战场对付敌人成千上万辆的坦克集群，将主要依靠火炮和导弹，辅之以其他的武器，组成多层火网。如果用枪弹、手榴弹打坦克，即使打得坦克哐哐当响，也是打不掉坦克的……如果敌人打进来，绝不主动把敌人诱进来和放进来（作者注：否定了原有的战略方针）；在战争初期，就要用抗住敌人战略突袭的“三板斧”，形成初期的相持局面，以争取一定的时间。（节选：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全文上万字，感兴趣的可以自行上网查阅）
粟裕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在全军引起了强烈反响。惊人之语震动了军事学术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学员中有不少军长、军政委，听了他的报告以后异口同声地说，这样的报告，20多年来还是第一次听到，把我军的优缺点都总结了下来。
粟裕的报告，直接推进了军队领导人对战略方针的反思，接到粟裕的报告后，总参谋的领导极为重视，杨得志、杨勇和张震都认为，战略方针的确有必要作出调整，张震更是倾向于去掉“诱敌深入”，只用“积极防御”。
全军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立即展开深入的调查研究，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杨勇从敦煌开始，沿沙漠边缘、草地到承德，对我国北线地形进行了实地勘察。 听取了沿途各军的防御作战部署汇报，核心思想就是要实行“积极防御”，必要时主动出击入侵者。 逐步形成了以“积极防御”为作战思想的共识，回到北京之后，向邓小平作了报告和请示，得到了充分肯定。虽然字面上看，只是少了几个字，但是对于我军的战略方针是极大的改变，要求在战争初期，就把敌人拒在国门之外，从人民战争改为现代化的军事战争。 这些调查研究，最终促成了1981年的华北实兵军事演习。
1980年1月，在华北军事演习的大本营京西宾馆，全军高级战略问题研究班的高级将领掀起了军事理论的热议，保密代号为“801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军委、三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和军事、政治、后勤三大学院等主要负责人，共计100多人。“801会议”规定： 不准会客，控制外出。
在会议室里、在宿舍里，激烈争论，争得不可开交。 没有上下级的概念，兄弟单位的面子也不顾了，只要说得对。 一位将军后来开心地笑着回忆说：“那个争呀，就差武斗了。” 因讨论而误了开饭的事屡见不鲜，到了饭桌上也时不时冒出一番争论。所有争论的焦点，都集中在“诱敌深入”上。尽管“诱敌深入”让这些高级将领们难以舍弃，但在讨论中大家都认识到，历史在前进，武器装备和战争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事实上，统一认识，最高层容易，而中高层就不那么简单了。
1980年10月15日，邓小平到达京西宾馆，一锤定音，赞成“积极防御”4个字。叶剑英作了重要讲话， 他说：“ 将来打起仗来，敌军可能从天上、地上、海上一齐来……许多方面与过去不同，同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不一样……”新的战略方针得到解放军全体将领的一致拥护。下一步，就要将之付诸实施了。
组织准备演习方案
1980年底，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下达演习指示： 北京军区于1981年秋季组织实兵演习。 （题外话：大演习选在秋后，就是为了避免大面积的毁坏庄稼、树木和农田设施，坦克轧过的庄稼。按3年收成赔，比如：轧两亩等于6亩）1981年1月，副总参谋长张震等有关人员到北京军区，了解大体设想，共同研究有关问题。财政部的拨款让杨得志如释重负，虽明显不够，但来之不易，这是国防费之外的特批专款。有位老将军说：“搞演习花钱多，我们可要准备挨骂哟。”国防部长耿飚对此的态度简单明了：“挨骂也要顶住。” 接受任务的秦基伟说： 钱不够，我们要体谅国家的困难。我再说一遍，我们不仅不发演习财，还要把北京军区的家底子拿出来，砸锅卖铁，也要搞好演习。秦基伟（北京军区司令）交上一份厚礼：演习方案设想。
1981年3月10日上午，挂着“辰5”字号车牌的两辆黑色高级轿车，一先一后驶入邓小平住处。 车门打开后，当时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张震从车上下来。总参谋长杨得志向邓小平汇报北京军区组织战役演习的方案。当时准备了3个方案，一个是方面军规模；一个是集团军规模；一个是师规模。第一方案10万人以上，第二方案几万人，第三方案只搞图上作业。3个方案同时送交军委主席邓小平拍板。
邓小平扬扬手说，“就按第一方案搞一次，要把部队的气鼓一下，要把军队训练得像个军队的样子。至于演习会不会引起其他国家有什么反应，不要考虑。我们只是在陆地上搞演习，与海上演习就不一样了，别人也搞嘛！每年要搞多少次，规模也不小。搞这么一次实兵演习有好处，可以实际锻炼一下部队，看看部队训练的成果。这样大规模的演习，已经好久没有搞了，只在旅大，辽东半岛叶帅主持搞了一次。”
随即北京军区各级会议、电文突然激增，保密制度相当地严格。 各部队停止休假，探亲、外出人员立即召回。 跨战区调动的部队控制私人通信，允许指战员写一封信，口径统一，告知亲属：“部队将执行任务，不要再向营房发信”。至于是什么任务，在什么地点，一个字都不许提，事实上，基层指挥员自己也搞不清楚要执行什么任务。 军属们的心里暗自猜测：南疆？北疆？还是其他边境？
北京军区野战军、炮兵师、高射炮师、坦克师、工程兵、防化、伪装、电子对抗、通信、气象等专业技术分队，以及海、空军参演部队，以铁路输送和摩托化行军的方式，分批出动。上万辆军用汽车，几百列车昼夜兼程向华北大地开进。
空军歼击航空兵、轰炸航空兵、强击航空兵、直升机部队，通通实施远距离大机群转场。 都指向京城以北军事重镇——张家口。 日本和苏联最先作了公开报道，各国情报部门都大睁着眼睛看着中国。
1981年3月18日，北京军区召开华北军事实兵演习准备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成立了集训和演习领导小组，总参谋长杨得志任组长，秦基伟和张震担任副组长。 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委袁升平主抓。
这次华北军事大演习规模之大，在解放军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可能也是绝后的，因为之后再没有举行过11万军人、大规模的陆空联合军事演习。这次演习，实际上是邓小平出任军委主席之后提出的第一个重大的措施。大演习当中，战士没有什么太具体的动作，主要是演练首长的指挥能力。谁也没有搞过这么大规模的演习，谁也没有见过这么大规模的坦克进攻是个什么样子。
过去打仗的关键是连队，所以训练强调200米内的硬功夫，像1964年的“大比武”，其实都是“小动作”。而现代战争是联合作战，搞不好就是自己打了自己，不是你把我炸了，就是我把你伤了。有一年部队演习，按照事先规定的协同信号，火堆和布板作为空军投弹目标。但在实战演练中，谁都没有想到火焰喷射器喷出来的火，飞机误以为是投弹信号，俯冲下来就扫射，弹着点距离马卫华和郑维山的战壕仅仅两米。本来指挥所不让马卫华和郑维山上前线，他们不听“指挥”，差点“牺牲”了。
这次是陆空联合作战演习，除海军外所有兵种全部亮相，所有类型的火炮和坦克全部出动，加上空军10多个场站出动10多种机型，演习地域达到30多万平方公里。 大量的实兵实车实弹实爆，真不是闹着玩的，一不小心就可能出大事。一发炮弹飞过来，几十人上百人都能炸掉。邓小平在内的所有的政治局委员、政府领导、各省第一书记几乎全部到场观摩学习，全军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可以说，几乎所有党、政、军的最高领导全部到场，所以，绝不能发生任何事故！秦基伟为整个演习提的口号是： 标准要高，要求要严，工作要细，效果要好。1981年5月20日，三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干部，共247人。他们是大军区军政主官、参谋长、作战部长和军兵种领导人。根据总参谋部的通知，到北京统一参加集训。
演习开始
9月14日，秦基伟陪同邓小平走下专列，站台上执勤士兵行注目礼。 秦基伟的演习总指挥专车在前引路，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防弹座车紧随其后，风驰电掣地离开了北站。 演习所在地虽冠盖如云，掌握国家命运的重要人物绝大部分到达，但为了不扰民，没有采取交通戒严措施，只规定大车临时停让，通过各哨的时间的准确性以分秒计。
与此同时，各路参观车队的600多辆汽车也按严密程序和谐衔接，毫不耽搁又无大间隙地驶入演习场地的黄土路。参观台上，就在邓小平落座的同一瞬间，9时30分，砰！ 砰！砰！拖着烟迹的3发红色信号弹窜上天空。方圆几百公里的演习场铁马激荡，狂飙骤起。
首先进行的是突袭防御阵地演习：“蓝军”歼击机倏然临空，黑压压一眼望不到边的“蓝军”集群坦克，在其航空兵掩护下，按预定方案迅猛开进。 “蓝军”远程轰炸机对“红军”战役纵深目标实施空袭。“红军”空军紧急升空……
9月15日9时，空降反空降作战演习开始，“蓝军”直升机的带队长机马湘生，用无线电向总队报告：“洞幺，好。” 耳机里相继传来其他机组报告：“……好。”蓝军地面部队遇到“红军”的顽强抗击，攻击进展迟缓，战斗呈胶着状态。看到开飞信号，马湘生开车，加温，接旋翼，右手握驾驶杆，左手握变距杆。直升机群升起，编好队，向战区飞去……
9月17日9时，主力导弹连坚守阵地演习开始、9月18日9时30分，全线发起战役反突击、9月19日的塞外高原，演习全部结束后，盛大的阅兵式开始。 受阅部队除了参演的陆军和空军，还新增了海军的方队。10多万三军将士排列成整齐划一、阵容严整的53个方队，准备接受检阅。 受阅部队总指挥秦基伟向邓小平敬礼，报告： 军委主席，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邓小平向受阅部队发表了讲话。他对演习给予极高的评价： 这次演习，检验了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成果，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和实战水平。演习达到了预期目的，是成功的。
在演习成功庆祝大会上，秦基伟宣布：“回营房后，部队休息7天。” 500公里以内，允许回家，各部队执行时体现了灵活性。自营房起算不够500公里的，可以演习场起算，或干脆从返回路线上的任何点起算，够上500公里就行。每人颁发华北军事演习纪念章一枚。立功受奖个人数万，单位逾千。
解放军华北大演习参加演习的兵力有陆军军、空军航空兵，连同保障部队共114000余人，动用坦克、装甲车1327辆，火炮1541门，飞机475架，汽车10606辆。大演习安全保障精确到位，无一人伤亡。演习后各部队还拿出一个星期的时间，出动几万劳动力，修复被毁的农田设施和道路。累计支援地方劳动力达45万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