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发展史与基督教思想史的演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大概是因为哲学和宗教都需要追问并解决事关信仰的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上帝存在的论证。从上帝的概念出发去证明上帝的实存，这是历史上多种本体论证明的基本思路。但这种思路在康德哲学中遭到了据称是彻底的颠覆。在康德自身的哲学体系内，“上帝”概念在其各个思想门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该概念的实在性的重构是其核心诉求之一。康德对本体论证明的批判便是这种诉求的前提。

在笔者看来，康德对本体论证明的批判处在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的转换节点上。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时期，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一直是哲学家们思考的重点课题。在这个问题上，思维和存在是否具有统一性不是什么难题。大部分人都愿意承认两者的统一性甚至同一性，但它们如何具有统一性，却是非常值得考究的。在古希腊时期，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不成问题。这大概是因为二者被看作逻各斯精神的不同呈现方式：思维是逻各斯在人心内部的呈现，存在是逻各斯在客观世界的呈现，它们就像硬币的两面那样不可分离。

古希腊哲学中充斥着“人与世界是一个整体”这样的理论预设。这一时期尽管有区分感官世界和理念世界的思路，但没有将人从世界的背景板中摘离出来，标榜为一种独立的主体。这种原始的整体性思维也体现在中世纪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中。上帝作为人的思维中的概念和上帝在人的思维之外的实存，是两件事情，这一点没有人会不承认。这一时期强盛的基督教信仰和文化深入人心，人们习惯于将上帝的概念看作思维中最重要的观念。按照思维和存在的原始的统一性原则，概念必然有与其相对应的客观存在。由此，上帝的概念和上帝的客观实存就成为相互对应的统一体。本体论的证明方式就是以这种隐秘的思维方式为前提，从上帝的概念推论出其存在。

虽然本体论证明从一开始就遭受宇宙论、目的论等证明方式的批驳，但仍然具有强大影响力。在近代哲学中，笛卡尔通过主体性哲学对本体论证明进行了改造，概念和思维之外的客观存在之间理所当然的对应关系，被他解释为结果和原因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我们思维中的任何观念都是来自思维之外的某种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原因。因为观念不能无中生有地在我们思维中产生出来。诸观念是外部实在的结果。笛卡尔借此从内在思维推论出外部客观事物的实存。这种推论一方面是建立在清楚明白的认识论原则上，另一方面是建立在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之上。他将古希腊以来的这种形而上学原则改造为心物之间的因果论，而仍然不变的是观念必须有与之对应的客观事物。

笛卡尔按照上述因果论的思路论证上帝的存在。在思维中，上帝是一个清楚明白的、无限实体的观念，但我是一个有限的实体，从自我意识中不能凭空产生一个无限实体的观念。因而，这个观念必然是被一个客观存在的真正无限的实体放在我心里的。这个客观存在的实体就是上帝。笛卡尔的这种论证思路同样属于本体论证明。只是，在其思路中，他强调了无不能生有以及有限的心灵无法自己产生无限实体的观念。他运用因果性原则以及其中包含的“原因的实在性多于结果的实在性”的原则，从上帝的概念引出上帝的实存。这既是对古希腊以来的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原则的细化和丰富，也是从两个方面对因果性原则的运用。因为，当笛卡尔将客观实存的上帝当作思维中上帝观念的存在根据时，他同时也将思维中上帝的概念当成客观实存的上帝的认识根据。在上帝存在的证明问题上，笛卡尔实际上是在双重意义上阐释了因果性原则。

中世纪以来的本体论证明给人建立了一种外部的信仰模式。这是思维与存在相互外在的二元论格局决定的。在这种格局中，上帝不可能被看作仅仅是思维中的东西，必须具有客观实在性。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就是对一种外部神秘力量的信仰。在这种信仰模式中，哲学成为信仰的工具，被用以论证上帝实存等教义并维护宗教的权威。

康德之前的哲学发展史有着这样一条隐秘的线索，那就是人们习惯于从外部的感官世界或者外部的抽象的理念世界中寻求事物存在和运动的根据，甚至从中寻求人的存在的意义。由此，人自身总是不圆满、有待外物支撑的。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原则就是将人放在世界整体之中进行思考的结果。笛卡尔突破了人在世界整体之中的单纯参与性，突出了其主体性，这使人与客观世界成为相对峙的两极，从而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不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成问题的。但是，需要区分的是，在笛卡尔那里，成问题的仍然是思维和存在如何具有统一性，而不是思维与存在是否具有统一性。对于后面这一点，他与之前的大多数哲学家一样深信不疑。

康德沿着笛卡尔开创的主体性哲学，将人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康德同样重视思维和存在如何具有统一性的问题，但他不是将这个问题寄托于人对外部世界的依赖，而是在人类理性中寻求出路。对于康德来说，思维与存在统一性的关键在于思维本身，甚至外部存在都要依赖思维的建构。在上帝存在的论题上，上帝的观念和上帝的实存也被康德纳入思维内部来思考。这与笛卡尔及其之前的人们在思维之外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式完全不同。康德在批判本体论证明时实际上颠覆了传统的思维和存在的外在统一性原则。这是其认识论中思维方式的革命带来的思想效应。在康德那里，真正处在思维之外的东西是不可能被认识的自在之物。即便是空间中的各种现象也依赖于思维的建构并需要主体对之赋形。那么，上帝在思维之外的实存，这个问题同样是无法论证的。即使“上帝存在”这个命题在康德哲学中仍然是有效的，这种有效性也不能跨出思维内部来外在地思考。

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演变决定了康德所说的“上帝存在”命题中的“存在”概念不可能与传统哲学中的“存在”概念具有相同的逻辑地位。他在批判传统的本体论证明时清楚地表明：存在不是实在谓词。因为，实在谓词是可以加在某物的概念上对该概念有所扩展的东西。但“存在”只是对某物及其规定性的肯定，并没有对之有所扩展。康德通过上述思考想要告诉人们，“上帝存在”只是思维内部的一个命题，无法被验证是否具有思维之外的客观实存。在他看来，上帝就是一种自在之物。既然无法被认识，那么关于上帝存在的命题只能是思维自身建构起来的。与那种能够刺激我们外感官并在外感官中留下某种印象的自在之物不同，上帝甚至不是作为一种刺激物的自在之物。我们对上帝无法形成任何印象。关于上帝的一切命题和谓述都只能单纯地在思维内部打转。

康德批判传统本体论证明最为关键一点是颠覆上帝的客观实存。由此，他建构的信仰模式只能存在于思维内部。对上帝的信仰就是对人的理性中上帝这个概念的信赖。如果我们从这一点出发继续做延伸思考，那么这种信仰就是对人的理性能力的自信。这契合了自律的道德精神和启蒙精神。当然，康德不会将信仰简单等同于一种自信。他所处的时代的特点决定了，其论断只能停留在对思维中上帝的纯粹信仰中，无法消除基督教的文化底色。康德无法越过上帝的概念来讨论人的主体性，也无法撇开基督教信仰来树立人的理性的绝对权威，他只能在纯粹理性内部建构一种新型信仰方式。这就好像是说，只要人的理性足够成熟，他就能相信其理性中的上帝能给他带来预期的结果。其实，这种纯粹信仰并没有十足的说服力。康德消解本体论证明的同时，也摧毁了人们从外部获得信仰支撑的可能性。而信仰的实质也许就是某种外部力量带来的心理安全感。与其说康德是在批判本体论证明，不如说是在摧毁信仰本身。不管他自己是否承认这一点，他的学说都包含了导向这一结果的诱因。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