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曾与英格兰北部白人男性工人阶级想象的（和被想象的）共同体紧密关联的英式橄榄球联盟在商品化和全球化的压力下经历了身份认同上的何种变化呢？与此同时，少数族裔运动员在伦敦或者世界上其他地方参与这类运动又经历与表达了些什么呢？以反叛者和精英主义形象示人的黑色金属音乐在商业化浪潮中又是如何非常反讽地摇身一变成为年度销售总额超过两百亿美元的全球唱片产业一部分的呢？在苏格兰的“威士忌旅游线路”中，游客们付钱之后获得的“纯正”苏格兰风情（单一麦芽威士忌、黄油饼干、格子呢短裙和用风笛演奏的《友谊地久天长》等等）是否具有“本真性”呢？持有与日常生活批判相近的立场，卡尔·斯普拉克伦试图在《哈贝马斯与现代性终末处的休闲》一书中为这些问题提供解答或解答的思路。
作为现代社会理论之一部分的休闲学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产生了理论瓦解的危机：休闲学似乎退回到了体育、大众文化和旅游等各个具体的、专门的学科领域之中，而貌似内在连贯的休闲学范式正如其他许多理论范式一样岌岌可危。那么，这样的休闲学将只会陷入实证科学式的“反映”，变得越来越琐碎，而不能再作为一个理论整体做到哲学社会学的“反思”。
在这种背景下，就像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后现代主义的浪潮中奋力捍卫或挽救现代性和启蒙运动一样，斯普拉克伦试图运用借自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张力以作为自身理论武器捍卫或挽救休闲以及休闲学在现代性终末处的意义与目的。依照斯普拉克伦的视角，揭示以及重新激活休闲本身内在的交往性亦是在探寻捍卫现代性积极面向的一种可能性。
作者 | 陈献 李哲罕
《哈贝马斯与现代性终末处的休闲》，作者：[英]卡尔·斯普拉克伦，译者：陈献，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11月。
“休闲悖论”：
是自由，还是制约？
休闲问题虽然可以上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σχολή）的论述，但现代意义上的（换言之马克思和韦伯论域中的）休闲或现代社会的休闲则起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劳动分工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彻底的、颠覆性的变化。休闲就其基本的、古典的语境上说仍然可以被视为一个非劳动的、与劳动相对的范畴。如果劳动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必然性、被支配等面向，和异化关联起来；那么，休闲则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关涉自由的那一个面向（虽然这种自由在一些视角下只是幻象而已）。现代人对休闲的普遍需求、消费主义背后的资本力量的发展等都无疑在主客观两方面大大促进了休闲产业的兴盛发展，休闲必然地开始被工具理性支配、开始发生异化，而与之相对应的休闲学在整体范式上必然地滑向了体育、大众文化（流行音乐）与旅游等具体领域的专业化、实证的“社会科学”研究。那么，重要的是如何才能够超越目下休闲和休闲学的这种成问题的状况。
所谓“休闲悖论”就是休闲是基于人的选择而被定义为“自由”与休闲基于社会结构而被理解为“制约”这两种认识论之间的矛盾，而其实质是围绕休闲是什么以及休闲可以带来什么的争论。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现代社会以工具理性为主导，内在的合理化趋势导致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领域被工具理性所侵蚀。休闲可以被归为哈贝马斯所评论的这种人类活动之一，其原初关涉自由的根基已经悄然发生改变。在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等压力下，休闲活动受到量化幸福的物质主义观点的影响，成为生产力驱动与消费主义的傀儡，以至于重视工作、消费和快节奏的生产型社会所带来的内外压力重新塑造了休闲的意义与目的。
原子化、离散化和碎片化的后现代主义进一步分解或摧毁了现代意义上的休闲活动的交往性或公共性。按照哈贝马斯的思路，现代社会的交往困境是由于金钱和权力为代表的工具理性的力量不断地向生活世界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侵蚀（按照他的术语就是“殖民”），具有交往结构的生活领域受到具有形式结构的工具理性的系统（诸如官僚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为典型）的支配，致使诸多问题的产生。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以交往理性为主导力量，重建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协调机制，克服工具理性占据支配地位的状况。休闲可以说是理想的交往形式得以发生的场所之一。
但是，人类生活中与自由和解放相关的休闲，也是冲突、歧视和压迫的所在，而这正是需要对现代社会休闲进行充分的揭示以及进而反思与批判的原因。同时，这种反思与批判也为一种非实证的（或者说是社会批判的、哲学社会学的）休闲学确立了可能的研究领域。
休闲理论与哈贝马斯
斯普拉克伦的《哈贝马斯与现代性终末处的休闲》英文版由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出版，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一部从社会批判理论、哲学社会学视角（而非单纯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视角）审视休闲与休闲学的著作。体育、大众文化（流行音乐）与旅游等各具体领域在现代社会中蓬勃发展，为人们的休闲活动看似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与可能性。但是在这种（消费的）丰盛性背后的是资本与系统的力量，是工具化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结果。斯普拉克伦认为，“休闲悖论”——休闲是自由还是制约——是休闲学中认识论不确定性的根本所在，而该书正是针对“休闲悖论”进行的回应。
上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的休闲学在近二十年受到挑战，后现代主义被视为导致了部分学者对具有规范性的休闲学理论的放弃，休闲学变成（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收缩为）关于事实性的经验或实证的研究，这无疑大大削弱了休闲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内在连贯性，也淡化了休闲学对社会施加变革性影响的可能性。事实性研究并不能提供规范性反思所具有的那种力量。
《哈贝马斯与现代性终末处的休闲》英文版书封。
针对这一争论局面，斯普拉克伦借鉴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观点，提出了关于休闲和休闲学的新的含义和目的。他认为，“休闲理论是理解关于身份认同、后现代性与全球化这些更为广泛的讨论的核心……尽管休闲正在全球化，但是后现代转向的程度被过分夸大了。对个人而言，即使在商品化的西方世界，休闲仍然是晚期现代身份认同得到界定与辩护的所在。”（《哈贝马斯与现代性终末处的休闲》，第1-2页）
如果能够在理论上调和休闲中的自由与制约，休闲与休闲学就可以继续成为理解现代社会的核心所在。斯普拉克伦在并不否认可以以后现代主义的方式看待世界的同时，指出我们需要认识到社会本身仍然是处在顽固的现代性结构之中。和哈贝马斯一样，斯普拉克伦认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所占的支配地位毫无疑问地以巩固现代性的方式摧毁了现代性，走向了虚无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那一面，但或许在现代性之中就有解决现代性危机的可能出路。
全书分为理论与研究两部分，这种安排显然考虑到了休闲学的跨学科属性。在第一部分理论部分中，斯普拉克伦援引并详细讨论了哈贝马斯若干作品中对休闲的论述。开篇从休闲是自由还是制约之争引出，考察了休闲理论家借鉴主流社会理论家思想形成的四种理解，包括在韦伯“工作伦理”理论框架下肯·罗伯茨（Ken Roberts）将休闲视为自由的本体论观点、葛兰西派霸权理论影响下布拉汉姆（Peter Bramham）所持的休闲不是自由的观点、伊利亚斯（Norbert Elias)文明化成形论影响下罗杰克（Chris Rojek)回归到能动性的选择，以及布尔迪厄阶级区分与文化资本理论对休闲学的重要影响等等。后续则通过专门介绍哈贝马斯与休闲相关的理论，论述了启蒙运动方案的衰落及其如何影响了哈贝马斯，进而讨论了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中哲学与社会学的教训（亦即现代性的教训的思想根源），引出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
斯普拉克伦认为，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我们不仅可以对自己提出的真理主张充满信心，而且还可以通过对创造了那个社会世界（或者说模拟了那个社会世界）的意义的认识论作斗争来考察社会世界的诠释学。如果认识论创造了本体论，我们也就能够看到哈贝马斯的工作变得多么关键。”（《哈贝马斯与现代性终末处的休闲》，第59-60页）斯普拉克伦认为，遵循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交往行动在迫使社会改变方面是有其积极作用的，而休闲则是可以成为交往行动之一种，所以“正是在这种抵抗的交往行动中，休闲可能会发挥有益的作用”。（《哈贝马斯与现代性终末处的休闲》，第93-94页）哈贝马斯并不是一位休闲学学者，但确实可以利用他的一些关键概念来重塑休闲。可以说，哈贝马斯的理论不仅对休闲、而且还对休闲学，尤其是对21世纪的休闲学提供了批判性的审视，而且对上述这些事物进一步深化与拓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哈贝马斯。
实践视角下的休闲：
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博弈
第二部分的实践部分为休闲学运用哈贝马斯理论提供了许多案例，以试图维护休闲和休闲学在现代性终末处的意义与目的。让我们回到这篇文章开头处提及的一些问题：英式橄榄球联盟的案例讲述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产生、反资本主义话语以及工人阶级身份认同等重要议题。斯普拉克伦向我们展示了与橄榄球联盟相关的身份认同是如何被发明并如何以（英格兰北部）白人（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同时少数族裔又是如何在现代性终末处参与到橄榄球联盟中，以及他们的参与又是如何作为一种交往理性来抵制更为广泛的晚期资本主义背景中体育运动所代表的工具理性的。
黑色金属音乐的案例则展示了极端黑色金属音乐乐迷论坛（www.blackmetal.co.uk）作为极端民主（换言之，充分交往理性的）的境况。在这个论坛上，各种自发的不同意见与声音被允许，这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不过更为重要的问题是，黑色金属音乐虽然作为反叛者和精英主义的形象出现，后来自己倒是非常反讽地成为（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被收编为”）全球唱片产业的一部分了。在讨论旅游中的“本真性”时，斯普拉克伦讨论了苏格兰风情的旅游意象构建以及影视节目塑造的英格兰小镇的旅游日常，也论述了参与到旅游纪念品制作的美国原住民如何看待物件的本真性问题等。这上述三种具体的休闲活动形式或场景，即体育、大众文化（流行音乐）和旅游，体现了休闲中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的张力。
斯普拉克伦的意思并不仅仅局限在休闲学的自我指涉，而是希望在更为宏大的理论雄心中通过展开与实现休闲的交往理性的那一面，以挽救现代社会的危机，实现作为一项未竟事业的现代性。在大众消费、全球化和国家监管的经济所规范的休闲与作为个人寻找意义的空间的休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如果休闲学要保持与社会批判理论的相关性，那休闲学就必须保留平等和公正等规范性的话语。
斯普拉克伦承认该书方法论的选择与他本人想在现代和后现代的边缘处确定一些休闲活动的意愿有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哈贝马斯的所有研究工作，也不意味着不加谨慎地将其应用于真实的、经验性的田野工作的杂乱之中。”（《哈贝马斯与现代性终末处的休闲》，第97页）斯普拉克伦重在表明，通过将行动（休闲选择、休闲消费）理解为两种不可调和的哈贝马斯式理性的认识论产物可以以此来理解与尝试解决“休闲悖论”。真正的休闲应该是可以对抗或抵制工具理性，赋予人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以非凡意义。休闲要恢复到真正的样子，或者如休闲学者所认为的具有“成为人”的力量，交往理性就必然要在休闲中占据主导位置。
具有普遍性向度的问题意识
这位写作风格非常后现代风格的斯普拉克伦是英国利兹贝克特大学（Leeds Beckett University）的休闲社会学和文化教授。他在音乐、亚文化、身份认同、休闲和文化方面有所著述。他是休闲学协会（LSA）的前任主席，也是帕尔格雷夫（Palgrave）出版社丛书《全球化时代的休闲研究》（Leisure Studies in a Global Era）的共同编辑。他在黑色金属音乐、橄榄球等方面的个人兴趣激发以及同时限制了这本书许多案例素材的选择，虽然这些案例背后所透显出来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性向度的问题意识。
卡尔·斯普拉克伦，图源：deathmetal.org
在本书出版之前，学界将哈贝马斯的理论引入休闲和休闲学的事例就已经存在（诸如J. L. Hemingway的研究），但是对哈贝马斯与休闲相关的讨论进行系统梳理并抓住交往理性这个核心概念为休闲的意义与目的辩护，可视为本书的主要贡献。
这本内容看似并不严肃、甚至可以说有些轻松随意的著作其实悄然将我们引入了（在现代性终末处的）关于休闲与休闲学的严肃论域之中。若论及瑕疵，本书英文原版有常识性的、拼写的与年代之类数字上的错误，书中引用的拉丁文部分没有进行注释或说明，作者明显也不是很懂法文，在法文引文上存在一些基本的理解错误，并且书中某些部分前后出现句子甚至段落的重复。最为致命的是，作者对哈贝马斯的理论大有简化之嫌，所幸的是，在相关研究领域中对作者还是读者的智识水平要求并没有这么高。尽管如此，瑕不掩瑜，这本书还是可以说是一本非常有趣和值得一读的小书。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陈献 李哲罕；编辑：李永博 朱天元；校对：王心。 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文末含《写童书的人》本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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