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多方回忆文章，这四名开国大校，在强渡大渡河战斗时各自的战斗位置和职务是：
第一船；丁振愈55大校（时任红一团一营二连一排排长）
第二船：廖志山60大校（时任红一团一营传令兵）
担任掩护的重机枪组：
李德才55大校（时任红一团一营重机枪排排长）
金行生55大校（时任红一师政治部巡视员，原红二团重机枪连指导员）
第一船是由二连连长熊尚林带队的17勇士，包含丁振愈（当时名字叫丁留民），第二船是由营长孙继先带队，主要是火力组（1挺重机枪和若干轻机枪）过河。经过考证，李德才大校作为最著名的重机枪手，并不在第二船上，仍然在岸边执行掩护任务。时任三连指导员的李衍福曾回忆，三连过河时还是李德才在掩护。廖志山大校，作为营部传令兵，与营长孙继先一同在第二船过河，并押船返回，成为全军唯一三渡大渡河的战斗员。
担任掩护的重机枪组有六组，按照营长孙继先的回忆：“六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一字布置在河岸上。连军团炮兵连的三门迫击炮也用上了。”金行生大校时任红一师政治部巡视员，战前被派到红一团帮助工作，因为他之前就是二团重机枪连的指导员，此时直接披挂上阵担任重机枪组的掩护、指挥工作。
渡河战斗的过程精彩无比，还原了各岗位人员，可以使我们更真实的体会到战斗的激烈。比如少将王耀南回忆，“李德才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机枪的威力，把射击位置一再前移，一直移到靠水边的河滩上，用卵石垒了一个简易工事，跪卧在渗了半坑水的工事里，警惕地监视敌人，静等着射击命令。”
“红军长征路上，我们通过了彝族地区，经过一百四十里路的强行军，我们红一团在安顺场前一个大镇子上停下来。这里离大渡河安顺场渡口约有二十多里路，中间隔一座大山。团部和三营就地宿营了；二营在团政委黎林同志带领下，向大渡河的下游佯动；我们一营由军委刘伯承总参谋长、军团聂荣臻政委和本团杨得志团长亲自带领，继续前进。任务是：消灭安顺场的守敌，找到船只，抢渡天险大渡河，为整个长征的红军部队打出一条路来。
当夜八九点钟，我们翻过了这座大山。刚走下山顶，就听见一片轰隆轰隆的响声，那就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大渡河。站在山腰上向前望去，透过迷迷蒙蒙的雨雾，可以看见山脚下星星点点的灯光，那就是我们要夺取的渡口安顺场。
我把各连干部找了来，扼要地谈了谈情况，把部队部署了一下：一连走前面，从安顺场西边冲，三连从西南面冲，二连和营部重机枪排从东南沿河边冲，二连并负责搞船。
这时，我们对这个天险才有了准确的了解，河面虽然不算宽，不过三百来米，但水流却实在
急得惊人，每秒钟流速大约有四五米。站在河边上看河水，那水势陡得连水面也有个斜坡。急浪涌起的漩涡，一个接一个；不知谁扔进了一个小木棍，眨眼功夫，丈把远下去了。特别是那几块礁石，像狗熊似的蹲在河心里，更是令人惊心，急浪撞在上面，激起很高的浪花，弄得整个河面都有些雾蒙蒙的。
敌情、地形也很复杂，对岸是几十米高的峭壁，石壁被劈开，用石块砌成一条孔道，这便是渡口，一条立陡的台阶直通上去。阶梯约有一间房子那么宽，共四十多级，每一层有二尺高、一尺宽，可以平平地躺下一个人；上的时候则需用手扶一下才能跨上去。突击部队就必须沿这条孔道冲上去。在阶梯的顶端，就是敌人的工事，三个独立房屋，由半人高的围墙围着，四个碉堡俯视着整个河面和台阶，周围满布着散兵壕。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就据守在这里。
要夺下渡口，必须选择精悍部队，乘那只唯一的小船，渡过急流，冲上台阶，夺取整个敌人的工事。
”哒哒的......“清亮的冲锋号声响了。”哒！哒！哒！“轻重机枪一齐向敌人的工事射击了。“轰！轰！”两发炮弹在敌人的碉堡上爆炸了。二连连长一招手，系在岸上的绳索解开了，小船一颠一簸地向河心斜漂过去。
一时间，同志们的目光都一齐集中在这只在激浪中颠簸的小船上了。不知怎的，小船似乎走得特别慢；敌人的枪弹也好像特别密，在船的四周激起一团团的浪花。有时，浪花把整个小船遮住了，我们的心里就登时冷起来；当浪头又把小船推出来时，我们又高兴得欢呼起来，我们的心就这样随着小船的起伏跳动着。渐渐地，大家都忘掉了自己，陆续地爬出了壕沟，站到岸上来。
我看看，刘总参谋长、聂政委也挤到暴露的前面来了，但很快，几个战士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他们；号声突然停住了，萧华部长几步跑上去，从司号员手里抢下号来，甩两甩，挺起胸膛吹起来。我知道，从首长到每个战斗员这会儿大概都和我有一样的心情：打吧，向我们打吧，只要不打中我们的船，哪怕我们的血能减少船上的一枪也是好的！
小船在破浪中前进，驶过了中流，接近了崖下的死角，危险渐渐减少了。很快，小船靠上了对岸。突击队的勇士们从船上跳下来，我紧张的望着他们，看看有多少伤亡。一个，两个......八个，九个，个个都生龙活虎地扑上敌方渡口。“好！全活着！”我不由惊得叫起来。
当空船往回返的时候，勇士们已经冲上了台阶。敌人慌乱地把滚雷和手榴弹乱扔下来。顿时，勇士们的身影被一团浓烟和岸边被炸起来的水花遮住了，我们刚松下来的心又紧张起来：他们还在不在？打了一阵以后，大概敌人以为把我们的人都消灭了，滚雷停止了。
这时，好像故意回答我们的疑问似的，硝烟里又出现了一群人影，射击着向敌人的碉堡冲去。后来我上去时才发现，原来渡口很陡，台阶又高，正好成了战士们隐蔽的死角，敌人的滚雷、手榴弹从战士们的身上滚过，然后在岸边爆炸，因此没有伤亡。
突击队快要接近碉堡时，二百多敌人跃出工事，开始反冲锋了。我正想命令火力掩护，那边杨团长早已下了命令：“给我轰！”赵章成同志把仅有的两发炮弹打出去了。炮弹真准啊！正好落在敌人堆里，敌人一乱，勇士们冲进碉堡，控制了主要工事，和敌人厮打起来。
渡口上的战斗更紧张了，我们第一批战士据守住碉堡，敌人正进行着一次次反击，我们上去的正是时候。我一招手，一排甩出八九个手榴弹，敌人两个班被打垮了，我们和熊尚林同志带的几个同志会合了。查查人数，我们十八个人，除了一两个负轻伤的，一个也不少。我向熊尚林喊了声：”赶快往前打！”我们十几支快火器一压，守敌全垮了，分作两路，一路退到北面的山上，一路沿河逃走了。
渡口完全被我们占领了。我伏在小围墙上，向对岸望望，第三船已经平稳地驶过了中流，正向岸边疾进。船上几挺重机枪在正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坐在船头上的，正是红一团杨得志团长。岸上，还继续传来震天动地的喊声，我把驳壳枪往皮带上一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蒋介石继续做他那消灭红军的迷梦吧！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永不做石达开！我们胜利了！
回忆文章的文笔很流畅，根据相关回忆，此文写于建军30周年前夕，孙继先中将正担任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副主任，星火燎原编辑部派来了一批编辑来帮助军校的将军们写作，协助孙将军记述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军旅作家王愿坚。
扯远了，回归主题，我们来看看李德才、金行生、廖志山这三位大校后续的发展情况。
李德才（1904--1960），江西省芦溪县宣风镇沂源村人，原保定军分区司令员。
李德才自幼家境贫寒，祖辈世代务农。1926年，李德才参加萍乡东农民自卫军，后转为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入团，1933年入党。不久，任红三军七师二十团机枪连连长，参加第一至第五次苏区反"围剿"。在红军长征中，李德才曾率领一个重机枪排，掩护17名勇士强渡大渡河，立下了卓越战功。
1938年1月，李德才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二营营长，在抗日战争中，先后参加平型关战役、南波关战役、黄土岭战役和著名的百团大战。1945年2月，任晋察冀中十分区七十五团团长。1948年11月，任晋察冀军区十七旅旅长，1949年8月，任人民解放军二十兵团六十八军二0三师副师长，在解放战争中，参加清风店战役、张家口战役、太原战役，活捉国民党军3名师长、3名军长。
1951年5月，李德才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六十八军二0三师副师长，参加了抗美援朝。回国后，李德才担任保定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0年，因战争年代负伤较多，工作劳累过度，心脏病复发，在河北保定病逝，终年56岁。
金行生（1911-1955）：江西樟树人，1925年参加赤卫队，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长征。土地革命时期，历任红一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红一师二团二连政治指导员、红一师二团重机枪连指导员、红一师政治部组织干事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一营教导员、晋察冀军区四分区特务团政委、晋察冀军区二分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独一旅政委、晋察冀军区北岳军区后勤部主任、南下干部纵队四支队司令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池州军分区司令员、安庆军分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当年12月即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年仅44岁。
廖志山（1919-1988），江西瑞金壬田镇长胜村人。
1931年12岁时投奔红军兵工厂做学徒，1932年9月正式参加红军。1932年入团，1935年入党。
长征初期，廖志山在红一军团医院三所，任卫生员。湘江战役后，红军各部进行整编，廖志山调到红一团，先后任营部和团部传令兵。1935年5月，强渡大渡河战斗时，随营长孙继先第二船渡过大渡河，又受命押船二渡大渡河。渡口被我军完全控制，廖志山又随团部三渡大渡河。
到达陕北后，调红军总卫生部卫生学校学习，后先后任红军大学军委卫生所司药、抗大卫生部司药、司药主任、助理员等职。1938年，任抗大总校卫生部材料科科长。1945年随部分抗大干部进军东北，次年任东北军政大学卫生部政治委员。1949年调任第四野战军卫生部药厂政治委员。
建国后，1950年2月，任中南军区卫生部药材处处长，1954年，任总后勤部卫生部药材局副局长；1958年，调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副所长，政治委员（正师级）。1960年，晋升为大校军衔。
1970年1月，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政治委员（军级）。1971年至1973年7月，任中医研究院，中医学院军管会主任。1973年，回军事医学科学院任副院长（正军级）。1982年离休，1988年病逝，享年70岁。
前文写过的丁振愈大校是1978年61岁时病逝的，这四位参加过强渡大渡河战斗的老红军都不算高寿，大抵都是长期的军旅生涯负伤、辛劳所致。新中国的诞生正是无数这样的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换来的，值得我们永远铭记。